曾经的“天才指挥家”舟舟：已经40岁 只有78岁的父亲陪着他
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摄影 关天舜
今年4月1日，舟舟四十岁。胡厚培回忆，大概从3月份开始，陆续有媒体找过来，想报道舟舟的现状。四十不惑，胡厚培觉得，“这个选题不错”。
被外界这么密集地关注，最近几年还是头一次。
上世纪90年代，舟舟家喻户晓，最辉煌的时候，一年演出有168场，登上的都是世界级的音乐殿堂；如今偶尔有的媒体采访和电视节目，往往会用“被遗忘的天才指挥家”来形容他。
身材发福、鲜有演出、对音乐激情减退，见到的人都证实，舟舟的人生的确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人们对天才的黯然离场感到落寞。
令人扼腕的人生起落，舟舟全无意识；而他78岁的父亲胡厚培，围绕在舟舟身边四十年，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远比人们想象中看得更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表面上的热热闹闹总会过去”。
如今舟舟过着不那么热闹的生活。在深圳一个残疾人艺术团里，每个工作日的上午，舟舟8点起来“上班”，在排练室转悠一个小时，看着其他团员压腿练舞，是他这一天工作的全部内容。
采访那天的下午三点，舟舟午睡醒来，推开团长办公室的门，见到架着摄像器材的记者，对团长肖唐生抱怨，“又有人来”。
见到镜头转向他，舟舟更加愤然，“就知道拿我打广告。”
“不打广告”，团长揽着舟舟哄道，“记得你生日那天吗？来了那么多喜欢你的人，你又是名人了。”
表演
舟舟四十岁生日那天，肖唐生给他办了一场生日宴，来了许多公益人士和企业家。
那天舟舟穿着一位女企业家送的黄色POLO衫，站在一个六层高的奶油蛋糕旁，依次和上前送鲜花和红包的人合影。
一家企业送了他一部点读机，可以放出交响乐，舟舟在拨弄出音乐后，用拿着礼物的手指挥起来。
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拍着舟舟这场突如其来的表演。
“舟舟喜欢过生日，平时他总抱怨无聊”，胡厚培说。没有生日和演出的时候，他用“没有内容”形容舟舟的生活。
胡厚培和舟舟在艺术团宿舍。
艺术团在深圳低山村的一个院落里，周围是大大小小的工厂。胡厚培第一次从机场到这里，打车花了二百三十块钱。
舟舟是团里的重要人物。在艺术团方正的院落里，放置着一幅巨大的海报，他的照片位于正中央。二楼的团长办公室外，舟舟的宣传照挂在右上方。办公室隔壁的十平方米房间，是胡厚培和舟舟的宿舍，除了独立卫生间，还有一张沙发和一台电视，是这个团最顶级的配置。
2016年，舟舟在北京生病，胡厚培把他带到深圳治疗。南方新鲜的空气，顶级的住宿配置，以及20万的年薪，把舟舟留了下来。不过，因为艺术团经营不善，承诺没能没能完全兑现。
团里租不起乐队，舟舟这一年的演出不到十场。他也失去了对音乐的兴致。胡厚培回忆，过去每天上午八点，吃完早饭，舟舟会准时站在音响前面，把喜欢的音乐碟依次放来听，一听就停不下来，最多的一次，听了七个小时。
这个项目已经被舟舟取消。他时不时会把CD碟搬出来整理，但很少再把它们放进播放机。只有偶尔打开电视，看到中央音乐频道的交响乐演出，他才会被吸引住，停下手中的事，一动不动地看完整场。
舟舟在宿舍整理CD。
最近两年，舟舟还开始抗拒拍摄。他反感被安排在镜头面前的表演，要靠着不停“哄”，才能说服他在摄像机面前“来一段”。
拍摄前一天，胡厚培问他，能不能穿着礼服，去排练厅表演一段。舟舟头也不抬，“我怕热。”
第二天上午，舟舟最终答应换上一件短袖衬衣，在乐团老师的示意下，练习的团员们停下来，把舞台让给他。
排练厅响起《歌唱祖国》的音乐，舟舟不情愿地拿起指挥棒，过程中几度停下来，嘟囔起嘴，表情不耐烦。
舟舟表演《歌唱祖国》。
歌曲结束，舟舟迫不及待走下来。胡厚培站在排练厅外面，端着事先承诺帮他给团员买的棒冰。舟舟接过来，把四十多根棒冰拿到排练室，开心地发到每个人手中，唯独不发给摄像人员。
“这算好的了”，舟舟团里的朋友李强回忆，之前有个节目组过来，想给舟舟拍两集片子，哄了两天，硬是不表演，最终片子没拍成。
掌声
拍《舟舟的世界》时，导演张以庆感觉庆幸的是，舟舟自然放松，根本无视镜头。那个时候，舟舟还不知道，面前架起的摄像器械意味着什么。
舟舟在武汉歌舞剧院长大。胡厚培是名低音提琴手，家就住在剧院的宿舍里。舟舟跟着父亲，整天待在交响乐团、楚剧院和话剧团里，跟在一众表演者和艺术家身边。他是先天愚型患者，智力只有30，却极善长模仿，从指挥、唱戏到朗诵，舟舟都能煞有介事地表演一段。
6岁那年，一位乐手调侃着让他上台指挥，没想到舟舟随旋律起落，手势挥落惟妙惟肖，指挥家推老花镜的手势，也被他像模像样地模仿进去。
一根长筷子，胡厚培缠上黑色胶带，成了舟舟的指挥棒。
他被默许站在舞台侧幕。每当交响乐团演奏，舟舟总在旁边忘情指挥，那个样子看上去，甚至比真正的指挥家更加投入。“普通人会受到外界干扰”，乐团的常任指挥梅笃信说，“舟舟反倒可以完全沉浸在音乐中”。
一曲结束，掌声雷动。“虽然演出跟舟舟没关系，但他的确分到了部分掌声”，纪录片以旁白说道，“人不能一辈子无人喝彩。”
那个时候没人想到，舟舟以后的人生，将比大多数人得到更多的掌声。
1998年5月16日，摄像机跟拍舟舟10个月后，《舟舟的世界》在湖北卫视播出；随后，中央电视台将片子增加7分钟，分为上下两部，在国际频道播出。舟舟一时间变成全国瞩目的新星。
胡厚培回忆，真正开始走上舞台，始于1999年1月22日那个晚上。
那次受到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理事长刘小成的邀请，舟舟在残联举办的新春晚会上表演。
当晚北京保利剧场里，舟舟作为压轴上台，身穿黑色燕尾服。临演出前，周围人都为他紧张，他却神态轻松，还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会有人给我献花吗？”
那次的舟舟被很多人形容为“大师风范”。开头熟练起拍，换曲以手势示意观众安静，末了又是一个漂亮姿势，让乐手们起立致意。
一曲《拉德斯基进行曲》结束，时任中国残联主席的邓朴方上台，转向乐团，“谢谢你们圆了舟舟的指挥梦”。
舟舟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励志典范。
从那个时候开始，舟舟迎来人生中最辉煌的几年，走在北京街头，不时有上来签名的路人。
采访中，胡厚培拿出厚厚的相册，光辉岁月的情景，他仍然历历在目。“中国每一个省会城市他都去过，好一些的地级市也都去了，出访了五国三大洲，在美国七个城市巡回演出过。”
胡厚培给记者翻阅相册。
2000年5月19日，舟舟与施瓦辛格手牵手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在这一场名为“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中国世纪行”募捐的特殊晚会中，舟舟指挥中国歌剧院交响乐团义演。
当时报道称，“舟舟的传奇般的音乐人生让首次来华的施瓦辛格十分感动，这位慈善大使当场捐款15万美金。”
同年，在世界顶级的卡耐基音乐厅，舟舟指挥美国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辛辛那提交响乐团演出。在胡厚培看来，这是舟舟这一生中最耀眼的时刻。
准备
对于后来的落寞，胡厚培则说自己早有准备，“很多人问我，我说这很正常。潮起潮落，没什么奇怪，也没什么接受不了。”
在胡厚培看来，像舟舟这样的残疾人，在掌声和鲜花中活了那么多年，“值了，应该满足”。
他曾经不敢想象，舟舟会和音乐走那么远。拍纪录片的时候，胡厚培正在为他另做打算。那些时候，他常让舟舟端着小凳子出去，跟着街边跟擦鞋摆摊实习，或者学学怎么给自行车充气。
热爱音乐不是一种职业，胡厚培说，尤其是对舟舟这样的残疾人。
这不是他为舟舟做的唯一准备。在他三岁的时候，他和妻子又要了一个生育指标，生下了女儿张弦。
女儿十八岁的时候，胡厚培夫妻正式地坐下来，和她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他们明确告诉她，如果不是因为舟舟，是不会有她的，她将来最大的任务，是好好照料哥哥。
没想到女儿默默听完，一声不吭。在这之后，也没再作任何表示。只是舟舟出名以后，有记者要采访她，她都谢绝，不面对镜头，也不出现在所有与舟舟有关的活动中。
胡厚培知道，她心里有一种本能的反抗，“我和她妈妈都觉得，对不起我家姑娘。”
2002年，胡厚培在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房产证上写了女儿的名字。现在他所有的退休金，也都留给了她，算是一种补偿。
“没有多余的能给她，舟舟那些年赚了多少钱，我就在他身上花了多少钱。”
不少人认为，胡厚培一直在消费舟舟，利用他赚了盆满钵盈。胡厚培说，像舟舟这样的残疾人，能挣的钱是有上限的，大家只知道舟舟能挣钱，却不知道他能消费多少，“我要给他保持一个60人的乐队，得花多少钱。”
2006年，胡厚培带舟舟退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后，曾与人合作成立“舟舟交响乐团”。但舟舟能接到的演出越来越少，乐团在长期入不敷出后解散。
镜子
属于舟舟的时代落幕了。在九十年代末的中国，舟舟曾是最有名的励志神话，被称为“天才指挥家”和“音乐奇才”，最声名鼎盛的时候，武汉市残联甚至提出，要为舟舟在市民广场塑一座铜像。
这个提议被胡厚培拒绝。“他不是天才指挥家”，在很多次采访中，胡厚培都解释过舟舟的指挥能力，“铺天盖地的报道都在夸舟舟，舟舟到哪演出都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我不想破坏这个气氛。”
舟舟演出。图据网络
“他是一个病人，而不是指挥家”，张以庆在后来的采访中也说，“当时的时代需要舟舟，或者说需要造就一个前所未有的残疾人明星。”
事实上，让舟舟走上舞台的那场演出，为了找到愿意与舟舟合作的乐团，中国残联花了不少功夫。在四个月的时间里，被大部分的乐团拒绝。最终，中国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答应合作，但对方的态度是，“我们就陪舟舟玩玩吧，他比划他的，我们演奏我们的。”
但在电视和报纸单方面的传播中，舟舟本来的样子被覆盖了。
随着一个时代过去，人们开始关心他是否是真的指挥家。知乎上后来有一个问题，“舟舟的指挥到底是什么水平？”下面的回答无一例外都表示， “根本不发挥指挥的作用”。
那些质疑他炒作和欺骗的人，胡厚培认为，“他们至少缺乏一点宽容”。“舟舟有他特殊的肢体语言，让观众能欣赏他，被他感染，这是一种社会现象。”
比起外界观众，那些在武汉乐团里的人，要更早明白舟舟对于舞台的意义。
刁岩是舟舟在武汉乐团最好的朋友，早在舟舟成名以前，他就认为，对舟舟在音乐上的造诣，过高或过低的估价，都是错误的。“这件事的意义不在音乐本身，而是具有人性价值。”
舟舟身边的人，大多能看到这种“价值”。而在舟舟的商业价值和艺术需求之间找到平衡，是胡厚培很长一段时间想解决的问题。
舟舟交响乐团的失败，部分原因也在这里。交响乐团曾经两度转手，因为与胡厚培合作的人，在他看来，对艺术和观众“缺乏起码的尊重”。通常，舟舟需要60人的交响乐团，但对方将乐团人数削减到了28人，“这个人数，达不到交响乐团43人的最低配置。”
乐队解散以后，舟舟的表演条件更差。在来深圳以前，舟舟在北京一家残疾人艺术团待过，因为请不起交响乐队，舟舟常常听着音响放出的音乐指挥。有一次舟舟被安排的表演，是跟着《小苹果》的音乐比划。
现在的情况也没有变好。4月16日晚上，艺术团到广州白云区一个山庄演出，当天这里在举办一场慈善晚会，舟舟被安排指挥一场大合唱。
现场没有乐队，舟舟对演出兴致寥寥。表演完成，团里的艺术总监并不满意，他认为舟舟提裤子的动作，应该经常出现，“这就是美，舞台上的美，弱智的美。”
胡厚培不置可否，舟舟毕竟是团里的一员，理应发挥他的作用。在商业和艺术之间，他好像从来没有找到过平衡。但胡厚培认同当年《舟舟的世界》里的一句话，“舟舟更像一面镜子，折射所有待在他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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