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与老蒋叫板,也敢把四大家族赶下台,他就是这样的猛人!

敢与老蒋叫板,也敢把四大家族赶下台,他就是这样的猛人!


他是一流的历史学家,创办了亚洲一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他也是一位为民请命的“大炮”,敢在大领导面前翘起二郎腿,更是凭借一己之力扳倒两任行政院长。他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

一、自古英雄出少年

很多人天生就异于常人,傅斯年就是这样。

傅氏家族在山东聊城属名门望族,其先祖是清军入关后的首个状元,做过康熙的老师。

此后数百年间,傅家后人考中进士、举人者多达10余人。傅斯年的爷爷傅淦对当官没有什么兴趣,却精通经史,能书善画,他四处游历、交友,找人比武,最后成为当地一代名士。

傅斯年打小就受到了严格的私塾教育,爷爷亲自讲授《诗经》、《论语》、《易经》等13部儒家经典。

正是得益于深厚的家学功底,1913年,17岁的傅斯年轻松考入北大,并被黄侃、刘师培等国学大师视为奇才,招至麾下重点栽培。

有底子,有名师,加上与生俱来的拼劲,傅斯年不想脱颖而出都难啊!

论学业,他门门优异。1916年夏天,傅斯年西洋史93分,经济学85分,英文作文94分,尤其是国文和历史双双考了99分,堪称学霸中的学霸。

论组织能力,他和同学创立“文学会”,专门研究写文章的方法。

很快,19岁的傅斯年成为北大的风云人物,他睥睨一切,除自己的老师黄侃等先生外,很难有再入法眼之人。

直到1917年胡适的出现。

当时,胡适仅比傅斯年大4岁,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而且还是博士肄业。

所以,傅斯年根本不屑于听这个留洋归来的教授上课,尤其胡适讲的还是中国的哲学史,“能讲出些什么玩意儿?简直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不去!”

尤其是听了同学顾颉刚等人说,胡适的哲学史抛开三皇五帝,直接从西周末年讲起,并把儒家学说贬低到和法家、阴阳家等一样的位置!

“莫非姓胡就可以信口胡说?”

傅斯年听了顿时怒不可遏,他决定去砸胡适的场子。

不过,几节课下来,傅斯年如泄气皮球,“这个人的学问不大,但他走的路是对的,不能闹。”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是以实在的材料和事实作为基础的,尽管与传统经学大相径庭,但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

从此,傅斯年成了胡适的铁杆粉丝。

傅斯年与胡适

他还仿照胡适、陈独秀的《新青年》,办了一份《新潮》杂志。办刊思路也和《新青年》如出一辙,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主张白话文,主张反映平民生活的新文学。

结果,创刊号就加印了3版,销售达到13000册,之后的各卷也在15000册左右。要知道当时的领军刊物《新青年》,一期也就发行16000册。

鲜为人知的是,傅斯年还是五四运动的深度参与者。1919年5月4日的下午,从北大出发的游行队伍中,傅斯年是游行总指挥,他扛着大旗走在最前列。

要知道,当时的学生运动是一种风险极高的活动,尤其是作为总指挥,随时有被抓甚至杀头的危险。

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毕业后,傅斯年没有留校任教,因为他不想走寻常路,所以,他选择了出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1919年冬天,傅斯年奔赴欧洲,先后在伦敦大学、柏林大学等地游学。

那段时期,傅斯年不仅苦心钻研德国史学界一代宗师兰克的著作,对著名的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学说也下过很大功夫,甚至物理学尤其是量子力学的知识,也是兴味盎然。

直到9年后,蔡元培邀请他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正是在史语研究所,傅斯年吸引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等20多位顶尖学者前来工作,使他们在混乱的时代仍能静心做学问。

正是在史语研究所,傅斯年培养出夏鼐、周一良、邓广铭、严耕望等50多位著名学者,他们都深受傅斯年所倡导的重视证据、重视考证的影响。

正是在史语研究所,傅斯年组织将100多名学者对河南安阳的殷墟进行发掘,对明清两代的大内档案进行整理,还启动了对敦煌卷子和汉魏书简的归类。

“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一响亮口号就是傅斯年提出的,“从事历史研究,必须要注重材料,注重证据,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傅斯年看来,如果一本书是用假材料写出来的,那还有什么价值呢?“只有把材料真伪考证清楚了,把有用的材料收集全了,才谈得上接近历史的真相。”

那段时间,傅斯年著述颇丰,先后推出《夷夏东西说》《中国古代文化史讲义》《战国子家叙论》等10多部专著。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东北史纲》,这本书雄辩地证明东北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驳斥了日本人的谬论。

从此,傅斯年跻身一流的历史学家。

就连一向从不轻易评价学生的胡适也大为赞叹,“他是一位最稀有的天才,最能做学问,又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首届院士,傅斯年作为历史学家名列其中。

工作中的傅斯年

三、宁可得罪十个领导,也不能得罪一个群众

与一般只埋头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不同,傅斯年还积极参政议政。他可不是做做样子,而是真的对丑恶的政治现象发声。

正是在担任国民参议员期间,他凭一己之力扳倒两位行政院长,赢得了“傅大炮”的名号。

第一个被赶下台的是孔祥熙。

傅斯年抓住孔祥熙操控债券,偷逃税款,滥用职权等辫子,多次对其公开质疑,并和几位民主人士联合上书弹劾。

后来,蒋介石坐不住了,决定请傅斯年吃饭,让他放孔祥熙一马,以维护政局的“稳定”。

“你信任我吗?”

“绝对信任。”

“既然信任我,那么,我任用的人你也应该信任。”

“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其他的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么说!”

最后求情之事不了了之,孔祥熙不久后即黯然下台。

第二个下台的是宋子文。

宋子文任行政院长后,傅斯年照样不买账。1947年,他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公开向宋子文开炮。

傅斯年历数其主持金融、工业、外交等事务的失误,“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我们要求他快走。”

最后,宋子文灰溜溜下台了。

作为一介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连续扳倒两任行政院院长,“傅大炮”之称不胫而走。

1949年,傅斯年参加蒋介石出席的迎接麦克阿瑟的活动,他若无其事的坐在沙发上,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据说,傅斯年是唯二的敢在老蒋面前跷二郎腿的人,另一位则是他的老师胡适。

当然,傅斯年脾气来了是大炮,关心起人来却是暖男。他对国宝陈寅恪的爱护就是一段佳话。

抗战爆发后,颠沛流离的陈寅恪每遇困难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傅斯年求救。

当时,两人在昆明时同住在一座三层楼的房子里,每当敌机来袭,防空警报响起,住在二楼的傅斯年总是拖着肥胖的身躯冲到三楼。原来他是担心患有眼疾、视力模糊的陈寅恪逃生不及。

这就是傅斯年,一个大写的民国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