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十年论战到底在争什么？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中苏两党突然翻脸相向，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指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起初密函对责，继而公开论战，由意识形态之争发展到指着对方领袖点名道姓地互骂，两党、两国关系遂急剧恶化，终致爆发1969年的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中国从此把苏联视为主要敌人，为了钳制苏联而于1972年与美国复好。
“中苏大论战”的遗恨延续了30年，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大陆，中苏两党的关系才算回归到正常化。事虽不远，如今竟无几人能说得清两党当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
国内于1999年出版了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根据此书，我们可以大致梳理一下中苏十年论战的历史脉络。
反对批判斯大林主义
导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大逆转的这场论战始于1956年苏共“20大”之后。吴冷西认为，“那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因为在那次会议上，苏共领导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且提出所谓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议会道路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错误”。‘
苏共二十大
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中共特使刘少奇、邓小平从苏联回国，毛泽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听取刘、邓的汇报。在这次会议上毛谈到苏共“20大”时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另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这些人丢掉了。除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之外，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赫鲁晓夫在“20大”报告上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基本上就丢掉了。
根据这一判断，中共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1956年3月17日到4月3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了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又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然后产生了这篇文章。该文虽然为了表面上顺应当时国际共运的主流而对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作了一些批评，但正如吴冷西所说，“明眼人一望而知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分歧。”
吴冷西
此后不久，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于1956年11月11日发表演讲，提出要反斯大林主义、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号召各国把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铁托的这次讲话使毛泽东捍卫斯大林主义的立场进一步强硬起来。
从1956年11月25日开始，毛主席差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提出要写一篇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文章；11月25日、27日至29日的4次常委会开始酝酿如何写这篇文章；在11月3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说了文章的最初要点；12月2日他建议将文章改名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训”；12月13日毛主持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初稿；12月19日、2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修改了初稿；12月22日常委会继续讨论；12月23日、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27日下午，毛主席召集常委会，讨论修改过的稿子。……我们开完会就在中南海吃晚饭，饭后就在中南海修改。毛主席说他等着看。我们修改一段，他看一段，……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毛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28日晚）将这篇最后定名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广播，29日在《人民日报》见报。
吴冷西认为，这篇文章“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国际影响超过了4月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3天后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差不多全文转载。
根据吴的回忆，毛泽东为这篇文章的问世几近废寝忘食，从此时起，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的一个中心工作便是开展与国际共运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潮的论战。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赫鲁晓夫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中共称之为“三和论”）以及“争取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中共称之为“三无世界”，简称“三无论”）。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及苏共的这些观点造成了整个国际共运的思想混乱，于是在1960年4月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列宁主义万岁”，开始全面批判苏共及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
这3篇文章涉及世界形势、列宁主义是否过时、马列的革命学说、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帝国主义、革命斗争与议会斗争等命题。1960年6月20日至25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第3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苏共代表团向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提交了一封信，信中系统地驳斥了中共在上述3篇文章中的观点。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就此开场。
据吴冷西回忆，从1960年的“列宁主义万岁”这3篇文章开始，中共高层建立了起草反修文章的工作班子。这个小组从1962年11月开始正式工作，1963年2月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由康生任组长，吴冷西担任副组长，整个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小组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以及“秀才”写作班子成员——许立群、姚溱、乔冠华、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这个班子直到“文革”时才解散。
论战初起，毛泽东及中共基本上以苏共“20大”否定斯大林为批判的目标，同时在党内高层将赫鲁晓夫称为“半修正主义”。1959年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形成的基本结论是：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对苏共的批评进一步升级
在1956年12月23日、24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就讲过：“现在修正主义思潮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当时中共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陆定一也认为，不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背叛，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1960年在美苏两国公开关系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发生了美国U2型间谍飞机入侵苏联腹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现在该市改名为叶卡杰琳堡）上空被击落的事件。
间谍飞机残骸
此次事件后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的看法。邓说：毛主席认为，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但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彻底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系统化和发展的最高峰是苏共“22大”通过的苏共纲领。
赫鲁晓夫为了改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提出了“三和”、“三无”理论。苏共“22大”纲领据此确定了新的内外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提倡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三无世界；在国内强调全民党、全民国家。
赫鲁晓夫在1960年11月召开的苏共第81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作了进一步解释：现在的时代不能只说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能只说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这不符合当代实际；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搞分工合作，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单干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发动的局部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可能发生，但不能就此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和平共处，裁军是防止战争的根本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过渡具备可能性，有可能使资本主义议会变成人民的议会；要注意防止国际共运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警惕极端革命性、“左”倾冒险主义等。
毛把赫鲁晓夫与中共的分歧归结为：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
刘少奇也指出，“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及全民党、全民国家）”是赫鲁晓夫路线的概括，至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已经形成。苏共“22大”之后，邓小平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之前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摆在我们党面前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一个十分严肃的任务，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修正主义思潮。
不畏孤立、敲山震虎
从1962年11月初至1963年1月下旬，保加利亚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分别在各自的党代表大会上批评中共，中共因此成为被“兄弟党”“围剿”的对象。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政治局常委会决定，首先反击意大利共产党书记陶里亚蒂。
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而确定的一种“敲山震虎”式论战策略。尽管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和1963年1月16日在东德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上的一些文章已开始指名批评中共，但毛泽东认为，暂时不要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字，以便留有余地。
陶里亚蒂
当时的国际共运中批评中共的政党很多，为什么中共偏偏挑选陶里亚蒂作为第一个公开打击的对象呢？陶里亚蒂长期主张“结构改革论”，这一理论比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提出的“和平过渡论”更早、更系统。
1962年12月，在意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也公开批评了中共。当时中共认为，陶里亚蒂的讲话“稍有理论色彩”，他的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一思潮的典型理论。
批判陶里亚蒂的文章《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发表于196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传给在杭州的毛泽东阅后，毛夸奖说：“写得很好”。吴冷西在书中提到：“我们评论捷共和意共领导或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其实也就是苏共领导人的观点。”换言之，论战中期阶段采用的是“指桑骂槐”手法。
与苏共公开翻脸
1963年春中共公开发表苏共3月30日的来信，使两党的内部争端完全公开化，并以1963年6月17日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对苏共强硬反击，使两党之间的论战进入了新的高潮，从此双方不再保留任何余地，公开点名相互批判，“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为发动这一批判高潮，中共作了大量准备，组织对苏共的全面批判几乎成了中共中央的“头等大事”。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中央的来信。4月3日，毛泽东带病在家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发动对苏共的全面批判。因此，4月4日的《人民日报》奉命将苏共这封两党之间内部往来的信件发表出来，从此两党之间的争端就在全国和全世界公开化了。
毛指令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一个写作班子起草一篇公开反击的文稿，同时要求陈伯达在杭州单独组织另一篇文稿，两地平行作业。据吴冷西回忆：为了搞好这个文件并为后来写文章作准备，曾经收集和整理了大约400万字的资料。
4月底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两篇文稿。5月3日至5日，在邓小平主持下进一步讨论了这两篇稿子。5月5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专门讨论了这两篇稿子的修改问题。从5月17日起，邓小平组织“反修文章起草小组”的“秀才”们在钓鱼台宾馆修改文稿，邓小平、彭真均搬进钓鱼台居住，直接参与讨论修改，一周后拿出了初稿。
当时，中共在国际共运中非常孤立，只与少数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还有往来。为了争取其中一些党的积极表态，中共还征求了缅甸、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意见；趁新西兰共产党书记威尔科克斯访问中国大陆，毛泽东也于5月22日向他征求意见；5月底、6月初又征求了北朝鲜的意见；此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聘用的一些外国共产党顾问也参与了一些意见。
该文修改稿先经6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再经6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最后由毛定稿，然后派专人送到莫斯科，由驻苏联大使潘自力约见苏共负责人递交了此信。中共在信中提出了与苏共针锋相对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及其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转达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中共认为，苏共的“三和原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在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及阶级分析方面有5种错误观点；同时就“社会主义阵营问题”、“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亚非拉国家及反帝问题”、“与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和平过渡论”、“禁止核武器问题”、“和平共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全民党问题”、“领袖、政党、群众、阶级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准则”等全面批判了苏共。
苏共收到中共的这一信件后，于7月14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同时将中共的这封信公开见报。吴冷西书中的说法反映出当时中国国内对两党争端公开化的官方解释：苏共7月14日的这封“公开信”开始对中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恶毒攻击”，“苏共的行动表明，赫鲁晓夫撕破了假面具，露出了反华真面目，进行公开论战”。
从此两党之间的公开论争就正式“开战”。在此后的1年内中共接连发表了批判苏共的9篇“重头文章”：
一：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
二：斯大林主义问题（1963年9月13日）；
三：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13日）；
四：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
五：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
六：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
七：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
八：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
九：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吴冷西在回忆中提到，“我们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经过常委讨论修改，由毛主席审定的。毛主席对这九篇文章，提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作了许多重要修改”；毛泽东对第二篇提出的修改意见最多，还亲自作了多处重大修改，文章完稿后还夸赞此文“堪称难得的政论佳作”；第三篇“对南斯拉夫实际情况的分析不明确，有些提法过分了”；第七篇“前后修改了18遍，比我们过去文章花的力气都大，时间也最长”；第九篇“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是重头文章”，“挖了赫鲁晓夫的老底”。据中共统计，在双方论战中苏联前后发表了2000多篇文章，而中国发表文章的总数目前尚无人统计。
来源：非常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