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贸易摩擦的“终极回答”
全球化时代，贸易关系你我他，一如今天人们对中美贸易纠纷的关切，大家都明白这一的道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没有贸易而实现经济增长。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仍在持续，有人强调这是国家利益的“硬碰硬”，但到底“碰”的是什么，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笔者观点，这场纠纷的不败之地，应放在科创制度的完善上，毕竟对一个真正“成熟”的经济体来说，创新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佳途径，因为人们找到了更好的途径来利用现有资源去生产商品和服务，而保障这一途径的制度，恰恰是“最宝贵的终极财富”。
图说：中国重庆通航集团是国内首家拥有美国设计认证、中国生产认证的直升机生产企业
问题大体是结构性
自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多数学者看法趋同，那就是中美双方的贸易问题基本是结构性的，不可能通过价格（汇率）调整得到解决的。始于2001年11月、止于2006年7月的WTO多哈回合谈判之所以没有成功，中美在贸易政策上缺乏协调空间是重要因素。多哈回合谈判的关键是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主要包括削减农业补贴、削减农产品进口关税及降低工业品进口关税三个部分。中美贸易政策几乎没什么交集，因此协调空间有限，中美存在经常性的贸易摩擦的概率。
回顾历史，凡是顺差国和逆差国发生贸易纠纷，顺差国大体居于劣势。理论上，逆差国不怕搞贸易摩擦，因为对它来说，最好的结果是顺差国愿意开放市场来平衡贸易，最坏的结果就是减少贸易流量来减少贸易逆差，不管什么结果，逆差国都要收获贸易经常项改善。对顺差国来说，这两种结果所产生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前者不影响经济增长，但后者必定导致产能过剩，逆差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支出超过储蓄，而顺差国面临的是产能大于需求。当这两类异质国家“火星撞地球”，前者的调整过程是向平衡的回归，而后者的调整过程则是艰难的“去产能”。
过剩产能的数量多少，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当经济结构以制造业为主时，由于制造业会受到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产量必须足够大，因此产能过剩问题就更严重。长期依赖，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出口是投资的函数；投资是就业的函数；就业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消费的函数。这个逻辑中：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两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因果关系。客观上，中国反对冠以“战争”之名的贸易冲突，因为由此造成的出口下降，会加重需求约束，加剧产能过剩问题。
此“创新”非彼“创新”
全球化的产业链分工，每种商品的生产都不独立，须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才能加以合成，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合作，要么退出。纯技术看，美国位于全球产业链分工上游（研发），而中国则处在下游（加工制造），美国之所恃，无非是加工制造存在替代性，对赌中国退出不影响美国领导下的全球产业链分工。面对这样的“战略讹诈”，中国釜底抽薪之策，必然是致力从全球产业链分工下游跃升至研发设计上游，才能挺直腰杆。这一转型，不仅取决于自身资源禀赋的变化，更需要制度支持尤其是科技创新制度的支持。
图说：美国工人在中资比亚迪兰开斯特工厂工作
就中国当前的制度设计来看，创新者尚不能获得足够高的财务回报，创新的技能与风险溢价缺乏社会共识，也正是因为创新无法得到高于其他经济活动的回报，故而难以产生整个社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人力资本供给和创新不足，是今天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两大突破瓶颈。美国靠什么竞争？知识产权。即使华尔街倒下了，美国经济还是会持续增长。华尔街只是个金融现象，企业的创新能力才是核心助推力。明眼人清楚，当前中国耳熟能详的技术创新，更倾向于消费、社交领域，生产领域偏少，而且更多是应用型创新，缺乏基础研究创新。事实上，消费类技术创新不代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比如支付宝虽然加快支付速度，但并未增加人们收入。同样，腾讯的很多创新也不能算是创新，在网上发红包、抢红包并不创造真实财富，也不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用制度拥抱未来
实际上，中国正意识到这一短板，并积极在保护科创的制度上做文章，并例证实现包容性增长。早在2017年9月，中国12个部门联合发起旨在根除偷窃商业秘密、剽窃商标、盗窃专利和侵犯互联网产权行为的打击行动，盗窃投资者机密者将被提起诉讼。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消息，目标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捍卫投资者的合法权利和进一步增加国内外投资规模。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强调，此举表明曾经依靠制造业潜力的中国如今或转向世界经济的另一板块，那就是自主创新与更积极地保护创新，“当知识产权保护与鼓励创新的制度切实确立之后，人类的创造性就能得到巨大的释放，‘被关在笼子’的高新技术才能大量使用。严格地说，知识产权制度、市场竞争制度的完善，是构成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同时促进了技术革命的出现”。
美国学者阿西莫格鲁注意到，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环境极为复杂，意味着中国必须进行下一轮市场化改革，真正要进入良性循环，就必须适应社会科学的规律，使之适合于包容性发展的路径，这其中尤以支持和保护科创活动的制度安排为重。当前，在高科技行业，中国还处在生产链下游，中国的研发体系仍受到学术造假、行政许可以及“重量不重质”的激励机制的拖累。中国用30年（几乎从零开始）打造出世界级别的创新机制框架，但中国在技术上追赶发达国家的脚步仍然处于量变阶段，还未达到质变。但外界可以通过已经奠定的基础展望未来（20年而不是50年以后）的世界经济：中国将与日本、欧盟和美国并驾齐驱。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在于深入改革创新机制，它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更广泛的问题密切相关。
然而，即使中国的创新仍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中国的规模意味着中国创新的国际影响不容忽视。尽管中国公司难以复制外国投资的老路和老牌跨国公司的国际供应链，但中国的国内市场可能已经大到足以支撑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公司崛起。在国际紧张关系加剧和经济“长期增长停滞”的时代，中国公司和研究人员在一体化世界经济中不断扩大的作用将产生政治影响。它将动摇对中国实施技术禁运的提议，同时还会增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而经济影响力已经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焦点。但是，它也将催生一个较为全球性的文明，加强开发共同资源，创造财富，推动科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