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病溯源
粉红色的公主文化，至少在大众流行层面，早已洗掉了女性主义者一度加诸其上的那种贬义色彩。
文／鲁伊
在东京迪士尼乐园举行的女孩节活动中，大约300名女性穿着五颜六色的公主服饰庆祝节日
在出版于1985年《女性主义者词典》（A Feminist Dictionary）里，“公主”这一词条下列出了获得这一头衔的几种传统途径：身为女性统治者，嫁给王子为妻，拥有一个王座上的老爸或祖父。
但有趣的是，词典的编纂者也用背面敷粉的方式，给出了成为公主的另一种可能。引用美国女性主义研究者凯西·米勒（Casey Miller）和凯特·斯威夫特（Kate Swift）在其1976年出版的代表作《语言与女人：新时代的新语言》（Words and Women: New Language in New Times）中的一个例子，该词条指出，“公主”这个词在现代语境下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贬义——当一位老师谈及自己最优秀的女学生时，她总是会说：“这孩子可真是个王子！”尽管将一个男性称谓加在女孩子头上有点荒谬，但在她的潜意识里，与“公主”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是那种搔首弄姿、任性刁蛮、娇生惯养、习于奢华的女孩子，用来形容一个好学上进的女学霸，实在无论如何无法接受。
对于出生在70年代、身为独生女却一直被当成男孩养大的我来说，这个逻辑，并不陌生。然而，就在几个星期前儿子学校的图书周化装游行上，我的这种“70后”的“公主观”，却遭到“00后”新生代的一次巨大冲击。
要说明的是，在这个半数以上家长处于澳洲收入水平前四分之一分位的中产街区公立小学，以《哈利·波特》中赫敏·格兰杰为代表的精明强干款，多年来一直都是女生们的首选。受欢迎程度排在其次的，则不是《绿野仙踪》里抱只小狗的多萝西，就是《神奇女侠》里持剑张盾的亚马逊女战士。但出乎意料，今年，迪士尼公主风却一瞬间成了高年级女孩子中的主流，而这其中，就包括一直被儿子鲁猫猫暗中崇拜的学霸班花——这个向来有些书呆子气、此前几年一直雷打不动赫敏装的10岁女孩，居然穿了一身亮粉亮粉的闪缎公主裙，配全套钻冠、星星手杖和亮粉漆皮高跟鞋。再仔细看看，原本亚麻色的头发上喷了层金色发胶，嘴唇上是本季大热的玫红漆光唇彩，指甲上也贴着耀目的水晶亮片。
收藏迪士尼公主服的女孩
我回头，在家长群中找到她的妈妈——一个在第三个孩子出生后忍痛放弃土木工程师职业生涯的前学霸。和往常一样，承包了家中旧房改造从出图纸、打地基、铺房顶、做保温到装橱柜、安马桶、刷墙漆、铺地板几乎所有活计的她，潇洒地穿着一身沾满油漆木屑的卡其布工装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一丝无可奈何的微笑。看到我的疑惑，她耸耸肩：“你知道吗？我最近刚从一本书里看到，一个女人一生中要面对两个最糟糕的年份，一个是她自己13岁的时候，另一个是她女儿13岁的时候。可能我们家人都比较早熟吧！”
几天后，整理家中的可回收垃圾时，我从之前一掠而过的折扣目录上发现了本年度校园公主装大火特火的部分原因——原来在图书周前的那一星期，本地的几大生活用品卖场，都在搞公主裙的5折促销。一身“小公主”行头，少说也要比正装范儿的“精英名校女学霸”款省上二三十澳元。在今年澳洲总体经济疲软、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走低的背景下，这未尝不是“口红效应”的一种体现。
此外，借助搜索引擎，我也找到了学霸妈那句话的出处——澳大利亚青少年心理学家迈克·卡尔·格雷戈（Michael Carr-Gregg）关于如何养育女儿的畅销书《婊子脸公主综合症》（The Princess Bitchface Syndrome）。在这本书里，格雷戈指出，原本乖巧的女孩在10岁左右进入青春期后，因为生理心理上的急剧变化，来自同伴和社交媒体的影响会渐渐超过父母的管控，从而表现出一系列叛逆行为，故意与家长的审美趣味对着来。
然而，正如尼尔·波兹曼在他的经典著作《童年的消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现代童年的范例也是现代成人的范例。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如果说这些女孩的中产阶级父母只是为了几十澳元的小便宜和在家中息事宁人减少冲突，就选择——或允许自己的孩子去选择——与自己价值观大相径庭的装扮，那却也未免过于轻巧。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粉红色的公主文化，至少在大众流行层面，早已洗掉了女性主义者一度加诸其上的那种贬义色彩。如果说在2001年的美国喜剧片《律政俏佳人》（Legally Blonde）中，总是以粉红小公主形象出现的主角艾丽，还需要通过高分考入哈佛法学院、作为实习生打赢刑事重案等重重考验，才能证明自己不是徒有色相的“玛莉莲”而是可以辅佐夫君功成名就的“杰姬”的话，在网红经济火遍全球的今日，像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这样的芭比娃娃真人版，却只需要做一个丰乳翘臀、bling- bling的自己，就足以名利兼收。而当从这一角度考察2017年在全球创下票房奇迹的迪士尼真人版电影《美女与野兽》时，选择曾在《哈利·波特》中扮演赫敏·格兰杰，又在担任联合国妇女署亲善大使时发表过著名的针对性别歧视演讲的艾玛·沃森（Emma Watson）来出演新一代的“迪士尼公主”，从某种意义上讲，简直就是在宣扬着一条“学而优则公主”的新道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象牙塔里的文化学者一直在喋喋不休地批判着公主文化对女孩产生的负面影响，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数据显示，消费者——女孩和她们的父母——却在用自己的真金白银为公主风投票。2001年，当时的迪士尼消费产品部门总销售额不过是3亿美元，但到了2012年时，光是“迪士尼公主”这条产品线，在全球就为迪士尼公司带来了30亿美元的收入，把以16亿美元销售额排在第二位的“星球大战”系列产品甩下了一大截。此外，因为在2014年打败美泰（Mattel）成为迪士尼公主系列商品的授权制造商，孩之宝（Hasbro）公司的女孩线产品收入在随后的8个季度里连续上升，更是在2016年第三季度创下了57%的惊人增幅。与此相对应，该公司男孩线产品的同期增长幅度仅有2%。
毫无疑问，消费主义的百般诱惑，在公主风的大行其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这是一个自由市场的时代，商家在花样百出的营销手段之外，不能胁迫我们做出主动的选择。在他人眼中再感性冲动的选择，对于做出选择的那个个体——即便只是10岁的小女孩——往往也有着充分的、理性的思量。因此，要回答“她们为何穿上粉色公主裙”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把视野放得更远一点，去考察一下，到底是什么令粉红色公主风在新一代女性的眼中，相对于其他颜色其他风格而拥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又到底是哪些因素，阻止了她们去选择粉红之路以外的其他路径？
美国大学生打扮成《冰雪奇缘》中的公主艾莎
法国人类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勒内·吉拉尔（Rene Girard）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理论，即人类欲望的本质，是相互模仿。人们出自本能地坚信，各自的欲望是私有且特有的，正是这些欲望将“我们”与“他人”区分开来。但真相却可能是，我们都不过是在渴求他人所渴求的对象而已。通过模仿那些欲望的“模范”或“中介”——小时候是父母和照料者，接下来可能是偶像、英雄或神祇——我们实现了对自我和他者的塑造。但这种对欲望的模仿，也很容易便转向无休无止的竞争、敌对和冲突，因为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欲望，即使拥有相似的表达形式，也可能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作为一种欲望投射的粉色公主风，显然并不例外。
在众多时尚教科书中，梅米·艾森豪威尔（Mamie Eisenhower）在丈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1953年就任美国总统仪式上穿着的那件镶有2000多颗人造钻石的粉红闪缎公主裙，被指认为现代粉色公主风的起源。不过，只需回溯一下历史，便不难发现，这身被《时代》周刊评价为给白宫带来了一缕“社交复古的气息”、给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的总统任期增加了几分“崭新的温暖感觉”的粉红公主装，与2000年后出生的Z世代女孩身上的粉红公主裙，反映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气质。
对于曾经在“二战”中大规模走入工厂、农场、办公室、实验室和军队的50年代美国女性，这抹粉红色所传达的“居家”“娱宾”信息，本质上是一种牺牲：那个政府以软硬兼施各种手段逼迫她们回去的家，并不是一个比工作岗位更轻松的选项。
在洗衣机、冰箱和各类小家电尚未普及的50年代，一个西方社会家庭主妇平均每周花在做家务上的时间，高达77.5小时。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穿越时光共进晚餐》（Back In Time For Dinner）系列纪录片中，身为现代职场女强人的三子之母卡罗尔只体验了一天50年代初家庭妇女的生活，就累得哭了鼻子。除此之外，她们还被期待多多生儿育女，以及在经济拮据、生活物资仍十分短缺的情况下体面且精心地照料她们的丈夫，所谓的“老爷和主人”（lord and master）。他们通常需要长时间工作，除了睡觉几乎没什么机会与家人共处，很多人仍带着战争留下的身心创痛，用酗酒、药物滥用和家庭暴力的方式加以发泄，而他们的妻子，便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而当时57岁的梅米之所以成为美国女性心中的偶像，是因为她虽然拥有一个物质上丰裕无忧的童年，但在19岁嫁给身为军人的艾森豪威尔之后，却一直过着随军妻子颠沛流离的生活，一生之中搬了28次家，直到丈夫退休后才拥有了此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固定居所。她经历过头生子的早夭、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和消化系统疾病，丈夫多年郁郁不得志时的隐忍，和伴侣一朝成名后马上随之而来的铺天盖地的桃色新闻。她筹建过医院、育儿中心和学校，充分展示过自己的组织才能，但当家庭和丈夫的事业有需要时，她又马上退居照顾者、陪伴者以及帮助争取女性选民支持的拉票者的角色。事实上，根据她的孙女苏珊·艾森豪威尔（Susan Eisenhower）在《艾克夫人》（Mrs. Ike）一书中披露的细节，梅米本人日常最喜欢的颜色，其实是黄色。在公开场合下经常穿粉色衣裙，一是因为这个颜色与她的白皮肤和蓝眼睛更相称，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在她成长的20世纪初，蓝色才是上层阶级众所公认属于窈窕淑女的颜色，而粉色则是充满叛逆的、十分男子气的。
正因如此，当这一代女性用自己的牺牲换来她们的女儿更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更自由地进入职场的机会之后，完成历史使命的粉色公主风曾一度让位给灰、蓝、黑、白、褐等中性色，转入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沉寂期。然而，恐怕令50年代的这些粉红先驱者们始料不及的是，就在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渐有超出男性之势，而男女收入的差异也正处于有史以来最低水平之时，剔除掉曾有的那层巾帼不让须眉的叛逆气质而成为赤裸裸的“浪漫”“梦幻”“甜美”“顺服”“娇俏”和“诱惑”符号的粉红公主风，竟然会在新世纪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
在纽约举办的芭比娃娃梦想壁橱鸡尾酒会
当然，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乏对公主病的批判者，然而，这种批判很多时候就是对公主文化的另类认同，或是充满优越感的偏见。
比如周杰伦，在他2011年的MV《公主病》中，曾对公主文化的各种符号大加模仿戏谑嘲讽之能事，从而为中文世界里各路宅男和吃瓜群众提供了群嘲公主病的必备武器之一。但有趣的是，考察一下周董的历任女友，则无论是蔡依林、侯佩岑还是后来终成正果的昆凌，虽然各自风格有细微差异，但大体上都可归入甜美公主系。而他2015年在英国古堡里为小自己14岁的未婚妻举行的那场从服装、场地、布置都按照童话故事中王子与公主标准操作的豪华婚礼，更几乎成为公主梦成真的完美模板。
这样一来，对“公主病”的嘲笑，顿时变成一种“成则王侯败者寇”的功利逻辑。反对的不再是公主文化本身，而是下注公主风而赔上老本的那些运气不好的输家。但只要看一眼博彩业的历史，就会发现，在回报足够丰厚炫目的情况下，十赌九输的高风险率，从来不会阻挡赌徒们的踊跃下注。
另一个例子，则来自美国媒体研究者瑞贝卡·海恩（Rebecca Hains）的《公主问题：引导我们的女儿走过迷恋公主的那些岁月》（The Princess Problem: Guiding Our Girls Through The Princess-Obsessed Years）。当初吸引我翻开这本书的，除了它的标题，还有书评中的一段话：“一个须臾不可离的工具包，充满了扎实、可操作性的建议。”而在300多页的篇幅里，瑞贝卡也的确引经据典、尽力分析了公主文化的各种弊病，不厌其烦地列出了家长可以与女儿们详加讨论的与公主风相关的话题、影视作品和参考书籍。
然而，这本略带鸡汤味的书对我而言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却在于前言中交代的一段看似与正文无关的轶事。写这本书时，瑞贝卡是个3岁男孩的妈妈，靠一点微薄的津贴读着博士学位。为了把补贴家用和自己的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平时惯以仔裤套头衫形象出现的她，接了份兼职工作——扮成迪士尼公主，在城中中产阶级父母为女儿举行的生日派对上发糖讲故事送礼物。她坦承，这份工作收入不错，内容轻松愉快，时间相对自由，对于她当时的处境，可能是个最佳的选择。
是的，套用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那句名言，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公主，而是男人与社会使她成为公主。对于学者瑞贝卡来说，成为公主，不是一种消费选择，而是一种职业选择——也许不是最佳的选择，但依然是一种选择。那么，对于其他的女性呢？选择穿上粉红公主裙的她们，是否也有着各自没有机会和渠道言说的苦衷？又或者，这一身粉红色的公主裙，只是她们为自己争取经济权和话语权的一种工具？
毫无疑问的是，不管选择穿上怎样的衣饰，她们面对的，都不是一个粉红色的童话公主世界。
梅米·艾森豪威尔在丈夫1953年就任美国总统仪式上，穿了一件镶有2000多颗人造钻石的公主裙
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发布的《行业性别差距报告》指出，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自动化和中介环节的减少，到2020年时，全球预计将有510万个净工作岗位消失，其中男性受影响比例为52%，女性为48%。但因为大部分最容易被替代的中产阶级工作，目前主要由女性承担，而在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等未来可能快速创造就业岗位的领域，女性的参与度却相当低，这就导致了女性每失去20个其他职业的岗位，只能获得一个新的就业机会，而男性的对应数字，却是4∶1。这种趋势，加上女性在职场中所占的比例本来就比较小且主要集中于中低级岗位的现状，可能会导致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距在未来进一步扩大。
当然，在这个总体上凄风苦雨的大趋势下，也有例外。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教授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就在他的《狗屁工作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一书中指出，因为统治阶级已经明白，受过教育、效率高而又无所事事的人是很危险的，所以会人为地制造出一些“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让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得到很好的待遇、受到相当的尊重、保持一种中产阶级的体面。被他排在第一位的“狗屁工作”，就是那些存在的主要目的是让其他人看起来很重要或感觉自己很重要的“仆役式”（Flunky）工作——比如销售员、美容博主、美妆顾问、育儿师、英式管家、总裁助理等等。因为这类工作本质上是为了装点门面，所以会对从业者的外貌有着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也要求他们——或是她们——更顺从当下的权力结构、更发自内心地接受一种炫耀主义的价值观。
而在2011年出版的《为什么美丽的人更成功？》（Beauty Pays: Why Attractive People are More Successful?）一书中，虽然在开篇时还遮遮掩掩、欲说还休，但身为劳动经济学教授的丹尼尔·哈默梅什（Daniel Hamermesh），在书的后半本几乎已经忍不住要像《华尔街之狼》里的主角那样发表一席针对女性的洗脑演讲：尽管因为颜值高低而带来的收入差距，在女性身上不如在男性身上体现得明显（7%～8%相比较于10%～12%），但对于在职场上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女性来说，够不够好看，越来越决定了一个人会不会得到面试和录用的机会。此外，虽然受教育水平以往会对个体的经济社会地位产生重要影响，但在高等教育日益减少其筛选机制的功能，而成为一种消费方式时，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和越读书越穷的问题，会在包括女性在内的弱势群体中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总而言之一句话：你有什么资本，可以不当颜值党？
事实上，当从这些角度把公主文化与女性这个时代所面对的挑战与诱惑联系起来时，一度以自己70年代的公主观而颇怀优越感的我，突然对那些选择成为公主的女孩或女人们，达成了一种更深刻的理解与同情。
然而，这种“因为没能生为公主，所以只能成为公主”的解决之道，以及对从这条注定白骨累累的粉红之路上败下来的“公主病患者”们的嘲笑，真的是我们——无论有没有女儿，是不是女性，身处哪一年龄阶段、哪一阶层——能给予这个时代的最有想象力的回答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真未免太让人遗憾了。
也许，我们应当重新熟悉一下18世纪的英国女性主义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面对她所处的那个时代时给出的答案。她说，虽然提高受教育水平对女性来说至关重要，但却绝非包治百病的万能钥匙，而当时代变化资源紧张的时候，女性的权利永远会被最先推出来当成替罪羊。她还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须接受自身所处社会的观点和行为方式的塑造，如果没有激进的社会变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女性解放——而这种变革，和人类历史上所有改变了不公现状的变革一样，往往始于宽容、互助与牺牲，而不是鹬蚌相争，更不是以邻为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