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张国焘相处的日子
来源｜《湖北文史资料》 2000年02期
作者｜张之楚
张国焘
五灵观之会
我原在中共襄阳地下党工作，1941年被捕变节。其后被安排在国民党第五战区调查室工作。调查室是一种特务机构，我看不起特务，不愿作这种工作，而特务也瞧不起我，以致彼此关系不善。我遂于1942的6月，在樊城给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调查室写了一个辞职书，邮寄到老河口。调查室主任冯树见了十分恼怒，即签请司令长官李宗仁下令逮捕我。幸亏我的朋友，时任国民党樊城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项乃光从中斡旋，给了我一张军委会护照，让我到重庆磁器口童家桥吴家院子找吴崇正重新安排工作。
到重庆后，我找到了吴家院子，一打听，才知道吴崇正是个代号，并无其人，随后我被接待人员安排到招待所休息。
过了五六天，招待所管理员冉广德对我说：“明天，张先生接见你。地点在五灵观朱先生家里，届时我们一起去。”我问：“哪个张先生？”“冉说：”他是我们的室主任，张国焘。你还不知道？”“我说：”那朱先生呢？”“冉答：“朱先生叫朱德崇，是红四方面军的师长，是自动投奔张先生的。”
对于张国焘，我略知道他的底细。1938年春，襄阳地下党县委书记刘瑞芳曾对我说，张国焘叛变了，私自到汉口，不住八路军办事处，嚷着要见蒋介石。蒋见张国焘，开口就说：“张先生这多年为革命奔走，辛苦了。”张国焘笑脸相陪说：“哪里，哪里，胡闹了几十年。”后来张即发表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那时，我对张国焘是极端鄙视而又恨之入骨的。第二天，我如约来到五灵观朱德崇家里，见屋正中坐着一人，年纪50岁上下，手里拿着蒲扇。我料想一定是张国焘了。他中等个子，稍胖、阔嘴、方面、肌肤白净、眉细而长，眼小而有神。见我来，起身和我拉手并自我介绍说他是张国焘。张的作风，显然和国民党的官僚不同。我局促不安地坐着，静候他的开场锣。张问了我沿途行路情况，何地人，家庭经济，是否结婚，哪个大学毕业……从谈话中我知道他对学历很重视。我一一作了回答，看样子他很注意我的语言。谈话经过20余分钟，他突然问我：“你是什么时候被捉来的？”这“被捉”二字，我听来很反感，感到是对我的侮辱。我回答：“1941年被捕的。”我把“捉”字改为“捕”字，以示抗议。我很想听听他对国共两党方面的意见，但他回避不谈，只扯闲话。谈话以后，他对当时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秘书黄逸公说：“看他生活上还需要什么物品，批给他一点特别费。”
我在回到招待所以后，心想：张对我摆老资格是摆得起来的，无论从年龄、学识、经历、党内地位、脱党以后的地位，都摆得起。唯独他不应该说我被“捉”，被“捉”多丢人。
我又想：从旧道德上说，或者说从第三者立场上说，一个人对同一党派的领导者，如是在政策方面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他可以挂冠而去，拂袖而去，也可以飘然而去，又何必反戈一击？且不谈政治，这是做人的起码道德，张国焘出生在清末，也是北大学生，当然懂得这一点。张这样做，是自愿呢，抑或有不可告人的苦衷呢？
“来归”的来历
我在招待所住了约半月，管理人员便送了一份《来归人员调查表》让我填写。要填的项目有：姓名、别号、性别、年龄、籍贯、永久通迅处、暂时通讯处、家庭成员、家庭经济状况、学历、曾参加何党、担任何职、上级人员姓名、住址、对三民主义的认识、社会关系等。我想：这个《来归人员调查表》实际上是共产党员《自首书》的翻版，是出卖同志的铁证。我揣摩这“来归”一词的含义：本来是国民党的公民，后来误入共党，现在又回来了。这是站在国民党立场创造的一个词。不多久，我从侧面了解到张国焘对共产党所采取的种种破坏策略。
首先，张国焘认为共产党有它的社会基础，是消灭不了的，只能让它成为中国第二个大党，中国在抗战胜利后，应成为一个多党制的国家。
第二，张国焘认为国民党当时对共产党的策略，是限制、待机消灭。但是限制的实际内容，在国民党统治区则是以特务人员对共产党实行盯梢、逮捕、逼供、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出卖党员等办法。这种办法并不高明，只能使部分共产党员屈服。正确的办法是联络他们，从政治上争取。这是釜底抽薪，最根本的一条。
那么治标的办法是什么呢？张国焘提出：
1、知道某某为共产党，首先派人联络，联络的主要内容是说服。稍带强制性地让他填《来归人员登记表》，不必让他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不愿说出同党姓名的不勉强。但写了《来归人员登记表》的，必须按时到指定的地方谈思想学习情况，绝对不能再搞共产活动。
2、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填写了《来归人员调查表》，即视为“来归”了。再遭其他特务机关或地方政权机关逮捕，则主“来归”其事的机构，可以出来担保，交涉释放，恢复自由。如果一个来归人员，在争取共产党员来归上卓有成效，还可得到政治上的帮助，如介绍工作等；主其事的机构对来归者保密。
3、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填了《来归人员调查表》，还愿留在共产党内工作，也可以，但须把共产党内部情况、重大事件，按时汇报，必要时扯旗“起义”。如被逮捕，向逮捕单位说明原委，还可得到人身安全。张国焘称这种办法叫“内线潜伏”，是上等策略。
这就是张国焘提出的有别于其它特务机关的对付共产党的办法。所以张国焘主持的军统局的一个独特机构，叫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简称“特研室”。特研室下属分支机构叫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
这时候张国焘在国民党的官衔很多：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统局设计委员、中统局设计委员、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除参政员不拿薪俸外，其他官衔都有一定的薪俸和车马补助费。
说来也奇怪，就是这样一个人，军统局还给张国焘一张《内外勤人员调查表》(在机关办公的叫内勤，出外干特务活动的叫外勤)让他填，张国焘不填。事情传到戴笠耳朵里，戴对军统局人事处长大力训斥。
特研室内幕
张国焘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联络来归政策，虽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所采取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所区别，但其削弱、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则是一致的。
既有政策，当然就要付诸实施。张国焘认为军统的人，做不了这项工作，必须要有一个机构，专司此职;还必须培养一批专作这项工作的人。酝酿的结果，是在军统局内成立特研室，并办了两期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每期毕业学生约40~50人。
特研室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主任是张国焘，副主任是郭子明。郭是山西人，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
室之下为秘书室、联络组、总务组、研究组。另外设了一个招待所。
秘书室的秘书黄逸公，另有助理秘书一人。黄逸公后调任西北特联站站长，其职务由助理秘书代。
联络组设组长一人，组员二人，具体任务是登记外勤各站已联络来归的人，并指导外勤站的工作，由军统基干人员担任。
研究组设组长一人，研究员若干人，具体任务是研究共产党的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策略，并提出对策供军统局及蒋介石参考。
总务组负责后勤。
特研室的外勤为华中特联站、华北特联站、西北特联站。站设有站长一人、书记一人、编审一人、会计一人、文书一人、电台及报务人员二人、译电员一人。其任务是执行张国焘的反共策略。站之下为单线联络的工作人员。
招待所是为招待、联络来归的人员设置的，带有观察考查性质。
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学员，是从军统基干人员挑出来的。他们中不少人知识之低，道德之差，出乎想象之外。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见张国焘在反共上，他的策略，他的机构，有他的人员，一句话，有他的“一套套”。他还有私人经济一套。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时，有个下属军长名叫何畏。张叛党后何畏由延安投奔张，后来入了中统，当专员，是个闲差使。张国焘与何畏合伙，在重庆歌乐山农村养了几百只鸭，由何畏经营，出卖鸭蛋以挹注生活的不足。
“游而不击”和”坐而无席”
我在招待所被“招待”了两个月后，分配到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当研究员。在特研室我认识了一个原八路军的连级干部彭世福，后彭被特研室送到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送他去学习的目的，也许是“改造”他的思想。
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安排的课程有蒋介石言论集、中共问题、马列主义之批判、情报学……。张国焘讲授《马列主义之批判》。郭子明讲授《中共问题》。
一天晚饭后，我和彭世福外出散步。彭望望前后无人，便对我说：“他妈的，狗×的不是人养的，指着老子骂。”说着眼里闪着泪花。我问根源，彭世福说：“有天，我到训练班上课，郭子明在课堂讲课，他妈的，他会讲什么，只知道骂共产党、骂八路军。他说：‘八路军打游击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实际上是汉奸，不信，你们问问后面坐的彭世福。’讲的时候用手指着我。他妈的，说马克思主义不好，老子不懂得;说八路军不打日本，那是在放屁，老子就亲手拿着机枪打过日本。老子们打日本，没有命令，从不后退，不像他妈的国民党。”又说：“老子气不过，前些时到城里找张先生(张国焘)，我把这情况向张先生说，他就是不吭气，只说以后给我找个工作，去当工人。”
在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一期结业典礼结束后，教官、学生以及军统局有关负责人在一起聚餐，戴笠、张国焘均在场。入席的时候，别的教官都互相关照，彼此打招呼，唯独没有一人请张国焘入席。张极为尴尬，坐不是，站不是，后来戴笠见了，才忙过来请他。
身家不清和逃出黑暗
在特研室内部可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军统基干，一种是“来归”人员。晚间，散步、闲聊、串门、看电影、逛马路，各自一党，壁垒分明。有人甚至公开和我纠缠，让我谈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谁优谁劣，谁是谁非。其实军统这些基干，懂得甚少，有的甚至连报纸也读不懂，他们只会盯梢、捕人、偷窃机密文件。久之，我开始厌恶这个环境。人走上错误的道路，犹如走进雾茫茫的大海，左冲右突，不能得光明，真可谓苦海无边。于是我就写信给樊城的项乃光手下的来归人员，说我从乌龟洞走进了王八窝，要“逃出黑暗”。我用的信封是“重庆磁器口第36号信箱”，这是军统租用的信箱，我估计不会受到军统的检查。我写这封信，本来没有什么目的，也未对后果深思熟虑，只是一种牢骚。谁知这“逃出黑暗”一语，险些令我丧生。
1943年初冬，特研室调整内外勤人事，外勤华中站站长项乃光，华北站站长朱德崇，均先后回到重庆。一天晚饭后项乃光邀我出外散步，他回顾后面无人就对我说：“这次调整人事，你被调整出去了。原因是你给樊城写的信，被他们查获，不是张先生(张国焘)讲情，你会被送进渣滓洞坐牢……”我一听身上打了一个寒颤。冷静下来后故作轻松地说：“我活到今天已经闯过三关了。第一关是五战区以‘共党之罪’逮捕。第二关是五战区以‘要犯’之罪逮捕。第三关是军统以‘逃出黑暗’之罪逮捕。关云长过五关，我才过了三关，不知以后还有‘关’否？”第二天我又问项乃光，张国焘是怎样替我讲的情，项说：“局里把信拿给张先生看，把处理意见讲给张先生听。张先生说：‘他年青，在共产党里混惯了，跟局里人生活习惯格格不入，这次调整时，不要他就算了，不必处理。”事后我想，军统局这次没关我、杀我，其主要原因不是张国焘的讲情，而是杀了我，关了我，对国民党诱降政策不利，影响来归人员的军心、士气;他们是为他们的工作着想的。
险关过去了，接踵而来的是生活问题。再回襄阳老家，显然不可能，那里还是五战区的地盘;在重庆，我无社会关系，到何处找饭吃？彷徨之余，我又到重庆观音岩张家花园3号找张国焘。这里应补充说明一下的是，以前不久，我曾被张国焘从特研室要去做他的私人秘书三个多月，每天把各国驻华大使馆送给他的参考新闻摘要讲给他听，谅他一定对我还有点私情，会伸手相助的。
我走进张国焘会客室默默地坐着，张国焘首先开口说：“之楚，我正要找你。特研室把你调整出去了，不吃这碗饭也好。暂时找个地方住着，我给你找个工作，到企业或一般机关做点文字工作，薪水还会比特研高些。你要注意文字，笔下还要干净些，要注意写好毛笔字，这是招牌头。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里无什么出路。要在国民党做点事，第一要有大学学历，第二要起码懂两国语言，第三还要有点地位的要人是你的亲戚，提拔你。做做一般的事，有点饭吃就算了。”他的话，正中我的心怀，心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回可真是“逃出黑暗”了。
谈完话后，我走到内室看望张国焘的老婆杨子烈，托她催促张国焘，把我的工作找好。不料过了几天，事情又有了变化。
一天，特研室华北特联站站长朱德崇对我说：“之楚，你想脱离军统，我何尝不想脱离。你还有点文化，我只会拿枪杆子。你想，军统岂肯让我们拿枪杆子，人家把我们当走狗看。只是我们脱离了有啥法生活，你不如跟我一起到洛阳华北特联站去当编审兼会计。你我掌握经济，利用特种工作到敌占区之便做生意。从敌占区买回西药，可获利10倍。只消半年，可获利10万元。有了经济基础，再脱离经商;共产党胜利了也可出国，这样岂不好。我那个站，站本部尽是军统基干，我一人孤单，想做点事没个人可商量。我已和张先生谈妥，还是跟我去吧。”我听了朱德崇的话，由此仍未能“逃出黑暗”。
民主、争吵、麻将
1943年秋冬之际的某天，我和项乃光在张国焘家偶然谈到国民党的政局问题。张国焘说了一句：“只要民主，就有办法。”张国焘所说的“民主”，实质上就是希望蒋介石对国民党内部派系放宽政策，实行松绑。
又某日，我在张家，见张与杨子烈争吵，张说：“我不承认你跟我共过患难。”那时杨子烈虽然年近半百，嘴上却涂抹口红，画眉，抹粉，烫发，俨然贵妇人。我第一次见张发这么大脾气，近乎粗野。心想：在党内时，听说张国焘有军阀作风，证之今日，确为信然。而杨子烈被骂后，哭哭啼啼地说：“谁像你，你看人家对太太多么好。”项乃光听说此事后，对我说：“张先生政治上不如意，心绪不正常，故有此表现。”
张并不好学，看报也只是浏览，闲着无事，也常打麻将。不过他还有点伪君子样子，绝不在自己家中打麻将，怕来访者见了，说他太庸俗。他还要摆点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官架子嘛！输钱输多了，杨子烈也嘀咕。
九龙的萍光公司筹备处
1947年，我到南京保密局局本部工作。张国焘托人捎信给我，让我写一篇有关解放区见闻的文章，好登在他侄儿办的一个刊物上。他的侄儿叫张光圮，是国民党中央大学政治系毕业生。张让捎信人告诉我：不要站在国民党立场上来写，要如实地反映情况，不加分析，不作任何议论。我因为未到过解放区，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便没有写。
1948年底，南京国民党政府机构正筹划并已开始向台湾撤退。一天中午，我在保密局大门门卫房旁看见张国焘。他跟我说是找二处处长叶翔之的。我想，张住在上海，在时局这样紧张的时刻，为什么要到南京来找叶翔之？我意识到，他仍被特务机关牵着鼻子，以后行止不得不向特务机关作报告或请示。
1949年春天，我住在广州。5月左右，张国焘由台北到广州，住在新亚酒店三楼上。我去看望他，见他很疲劳。当时南京已经解放，上海形势告紧。张于此时到广州，必有任务。记得南京解放之前，张曾匆匆到南京；广州解放之前，张又匆匆到广州。张是搞政治活动的，有锐敏的政治嗅觉，难道他设想不到地方派系会和平起义，将他扣留并作为礼品，呈献于人民政府之前。张的这种活动，表明他仍在秉承特务机关的指示，作特殊的政治活动。
张国焘于1949年由台北迁往九龙，以6000元港币，顶了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个女佣的居室。所谓”顶”，是指住的房屋只有使用权，并无所有权。张来到九龙，据他自己说：“今天台北麻烦，国民党不时找我出反共的主意。并不是我怕共产党，不敢出主意，只是我出的主意，他们执行的非驴非马，共产党把这笔帐记在我的头上，划不来。”这种说法真伪难辨，也可能是他在放烟幕弹。
1949年春我曾到香港两次，每次都到张家里坐坐。张的寓所门上贴了一个字条”萍光公司筹备处”。张是江西萍乡人，故称萍光。一次，一个学者身份的人找张，寒暄之后问张道：”共产党内部，哪个学问最高”“张答：“那还要算毛泽东。”
“再说”二字的品味
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我从广州到香港，想到香港谋个职业糊口，以脱离国民党。这当然是个天真的想法。
一天，我到九龙张国焘家，对他说我想在香港找个职业。张说：“我拟在香港办个刊物。你能翻译外国政治论文么？主要是英语翻为汉语。”我答没有这个水平。张想了一想说：“在香港谋生，要会广东话，在上层社会还要会英语，不然是难于立足的。初来时，还要有点钱。”张又告诫我：“你不要和项乃光他们一起混，他们有四五十人，将来活不出几个的。”我说，我无心给别人当走卒，也无才能作大事，只想找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哪怕是做工也愿意。张问我有何打算。我说：我结婚前有点积蓄，爱人有点金饰，合拢来有数千港币，想经营小买卖。张说：“可以在九龙偏僻之地，赁间屋子，先熟悉本地风土人情，然后跑单帮，从香港贩点货到上海，一月两次，生活清苦一点，可以维持一家生活。”张又说：“你若资金不足，我可凑你一点钱，有万元港币足够小本买卖了。长期漂流在外，总不是个办法，武汉你是去不得的，你的家乡更不能回去。”说着他问道：“你家妻子是何地人？家中还有什么人？”我答：“她是北方人，有父亲、姑姑、妹妹，都在北平。”张说：“那很好，先做几年生意，等国内平静了，再同妻子到北方去。住定了以后再说。”
张国焘和我的谈话，开始时表现出对我的关切，可是最后一句“住定了以后再说”，这“再说”二字的含义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