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头号罪人，恭亲王恨之入骨，李鸿章无可奈何
1、最可怕之事
若要评中国古代最可怕之事，小编窃以为应该是“党争”。宋代大文豪欧阳修曾作《朋党论》，抛出了“小人之朋”与“君子之朋”的观点，在他看来，只要皇帝是明君，能够分辨君子与小人，则所谓的“朋党”就是有利于江山社稷的“君子之朋”。
后世雍正皇帝对欧阳修的说法嗤之以鼻，特意颁布《御制朋党论》，将欧阳修怼得体无完肤。固然，雍正此举有其政治意图，乃是为收拾允禩集团奠定舆论基础，但他说的真没错，按照欧阳修的理解，结成朋党的就是“君子”，解散朋党的反是“小人”，那古今中外那么多利益集团，难道都是“君子”的组合？
且不说东汉外戚与宦官之斗，也不谈唐末“牛李之争”，就欧阳修所处的北宋，号称古代文官最幸福的时代，其党争之惨烈，为祸之深远，实不在任何朝代之下。就算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韩琦、章惇、曾布等新旧党员皆为君子，可每一个参与党争的人都是吗？北宋之亡国，不就肇始于这些人无休止的纷争与拆台吗？到最后连皇帝都不知该听谁的，不知究竟谁忠谁奸，六贼之首的蔡京，反倒成了宋徽宗眼里最可爱的人。
都说明朝之亡，看似亡于崇祯，实则亡于万历，说到底，还是亡于党争。阉党、浙党、楚党、东林党，你方唱罢我登场，互相倾轧，互相攻讦，互相抽梯，最后却一起去死，也算得上极致的讽刺了。
2、最可怕之人
既然党争是最可怕之事，那么结党的人自然就是最可怕之人。君子、小人皆可结党，那么谁更可怕？答案只有一个，伪君子。
《笑傲江湖》安排令狐冲笑到最后，不过是因为写书的需要，总不能让男主角比反派先死。如果在现实中，只要想想连真小人左冷禅都输给了伪君子岳不群，真君子令狐冲能赢才怪。只不过，最厉害的还是更加“伪君子”的方证与冲虚，岳左二人蝇营狗苟数十年，却不知五岳剑派的未来，早已被当年的红叶禅师给毁了，姜果然还是老的辣。
时移世易，来到封建王朝的“尾巴”——晚清，就如同《笑傲江湖》一般，乱得很，也精彩得很。甲午战争前后，代表“正义”一方的主战派，将代表“邪恶”一方的主和派，打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邪恶头子”自然就是鼎鼎大名的李鸿章。在整个过程中，准备打仗的是他，不想打仗的也是他，最后打仗的还是他，仗打输了推出去死的依然是他，所以李鸿章自嘲“裱糊匠”。那时的满清早已衣不蔽体，缝缝补补一年又一年，可“皇帝的新衣”，终究是等不到了。
但这一次的“锅”，连当了半辈子“背锅侠”的李鸿章都不想背，不是泼到身上的污水太脏，而是泼水的人太“脏”——这锅，本该是这个泼水的人来背。可最后，从马关回来的李中堂，还是把今生最后一个“锅”给背下了，从此彻底成为“垃圾股”。彼时人不由己，早已无可奈何。
恭亲王奕訢临终前悲愤不已：“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甲午之役也。同龢唯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以致数十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赔款。外洋乘此机会，德踞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赁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农之厉也。”
这里的“同龢”与“大司农”，皆为同一人，乃翁同龢也。
3、常熟“伪君子”，合肥“真小人”
翁同龢（1830-1904年），字叔平，江苏常熟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历任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同治、光绪两朝帝师。
晚清时人曾撰写对联一副，曰：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这一联句，对仗工整，意味深长，却不知是何人所撰，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自古二楼出人才”、“头条处处陈独秀”，中华民族从来都是这般藏龙卧虎。
有清一代，并无“宰相”与“司农”职务。从职权上讲，前者在晚清当属“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后者则是“户部、工部尚书”，很显然，这里的“宰相”正是李鸿章，而“司农”则是翁同龢。
再者，古时常以籍贯来代称某位名人，如明朝首辅张居正，湖北江陵人，则号“张江陵”；大奸臣严嵩，江西分宜人，则号“严分宜”。故而“李合肥”、“翁常熟”皆为此例也。
以宰相之“肥”、司农之“熟”，而天下皆瘦、世间多荒，真不愧是诛心之言。李鸿章、翁同龢二人，位列宰辅、贵极人臣，职在调和鼎鼐、惠济苍生，却不能令天下合“肥”、世间常“熟”，实在当得起“该死”二字。
但二者情况又有所不同。按照晚清另一位重臣荣禄的说法，“常熟（翁同龢）奸狡成性，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误国之处，胜于济南（孙毓汶），与合肥（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常熟则仍做伪君子。刻与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
荣禄用词真是妙极，一个“甘”字，与一个“仍”字，道尽了李鸿章与翁同龢的本质之别。
4、甲午头号罪人
这个名头很大，也很难听，如果被安到头顶上，基本就算是遗臭万年了。一直以来，能够配得上这个名头的，不外乎两人：一是李鸿章，二是慈禧太后。前者是北洋水师缔造者、甲午战争指挥官，战后诸如装备落后、指挥不力等等罪名，很自然地就落到了李鸿章身上；后者是晚清实际统治者、各项事业决策人，整个国家所有的过失，都可以说是慈禧犯的错。
然而，凡事要下结论，需从当事人的本心与作为出发，而不能单纯以成败论英雄。
北洋水师可谓李鸿章半生的结晶，当是时也，他当然有私心，就是不想这个结晶从此毁灭。因为从收集的情报来看，李鸿章已经很清楚，中日海军之间的差距拉开了，此战绝无胜算，但日方也需付出不菲代价。这就是李鸿章想要议和的目的与底气。
再说慈禧太后，如今多称之为“妖后”，其实失之偏颇。以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却要一名女子来当家，这本身就很扯淡，真可谓“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后世皆盛传慈禧为了修园子贺寿，而动了北洋购买军舰的“奶酪”，导致甲午惨败马关受辱，实属事后诸葛人云亦云。
李鸿章也好，慈禧也罢，以他们当时的地位，在甲午败局中自然要承担主要责任，但同样得明确的是，此二人绝对真心实意不想输给日本，尤其对于此后的惨败，他们绝对是痛心疾首。
然而，那个真正堪称“头号罪人”的翁同龢，却自始至终不离“私心”，为了打击李鸿章而处处掣肘，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什么叫做“站着说话不腰疼”。
5、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大体上看，翁同龢之过有三项：
其一，掌管国家财政期间，但凡李鸿章提出北洋水师造船购械之计，翁同龢几乎都要找理由阻挠，导致北洋舰队多年踏步不前，除吨位略胜外，在船速、炮速、火力等方面都不如日军。
其二，李鸿章深知开战不利，外交斡旋则尚有空间，故而宁愿背负骂名，亦要争取议和挽回局面。翁同龢对此心知肚明，却一味鼓噪开战，从国家大义与道德高度出发，将无数人绑上战车，以致一发不可收拾。
其三，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硬着头皮顶上去，翁同龢则在后头步步紧逼，既要日本退兵，又不肯割地赔款，导致鸿章进退失据。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爱国”之举，然而以晚清当时的国情国力而论，有哪一次战败是可以不割地不赔款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弱国从来无外交，“裱糊匠”们当时能够争取的，无非就是延缓国家衰落的速度而已。
后来轮到翁同龢自己上场与德国交涉，却始终被牵着鼻子走，德俄一出好双簧，中国一下子去了胶州湾，又去了旅顺港，翁宰辅被言官弹劾，斥其“丧权辱国过甚”，此时的翁师傅，可会想起当年的李中堂？
自古以来，儒生多自诩清流，爱惜羽毛，一团锦绣文章，满口仁义道德，正如翁同龢自己所说，“笔力养成可扛鼎”，大概一支笔、一张嘴，就想治国平天下了。
诚然，翁同龢一生清廉，亦无贪赃枉法之举，然而其最大的害处，就是如同一“风派人物”，察言观色、趋利避害、随风摇摆、左右逢源，在朝堂上缔造出“清流之党”、“帝师之党”，主动挑起与李鸿章等人的“党争”，并且营造出“假、大、空”的官风，将个人“名节”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殊不知，当国如同当家，要考虑的不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正所谓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李鸿章纵有千般不是，至少扛起了晚清改革的大旗。而像翁同龢之流的伪君子，在中国历史上多如过江之鲫，甚至多说空话、少干实事、他人动手、自己动口，也成为了立足官场的不二法门。
历史终究不负平生，百年之后，李鸿章依然是能够不时登上“热搜榜”的风云人物，而检索“翁同龢”三字，则大多都是书法作品。
故而，务实不务虚，多干少扯淡，才是为人做官永恒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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