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为“弟弟超过老大哥”敬酒 刘少奇惴惴不敢喝

斯大林为“弟弟超过老大哥”敬酒 刘少奇惴惴不敢喝

1949年访苏时,刘少奇在所住地留影

随着傅作义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的三大战役,以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至此,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不再是打仗,而是城市的接管和治理。

在马背上得天下的共产党,绝不能在治天下的问题上让人看了笑话。但是,城市建设这个全新而又从未接触过的课题,还是让骁勇善战的共产党人心里没底。于是,如何借鉴苏联经验,开国建国,细致地描绘新中国的蓝图,就成为当务之急。

1949年4月,刘少奇在开滦考察时,突然接到毛泽东让叶子龙打来的电话:速回北平,有要事相商。刘少奇火速赶回北平,不久,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降到他的身上——为新中国的成立到苏联“秘密取经”。

先有一个偷偷摸摸的访问

在刘少奇访苏之前,斯大林在1949年1月曾经派米高场到西柏坡访问,不过,这一切都是在偷偷摸摸中进行的。

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天然的接近,但是斯大林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并不信任,也不愿有公开的亲近。有两个因素使得斯大林这么做。一是蒋政府和苏联一直关系不错,众所周知,在二战结束后到中国内战期间,苏联一直承认的是国民党政府,双方在1945年还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对苏联在蒙古和东北两个关键问题上,采取的是退让政策,这也使斯大林在考虑以什么态度对待中共时,不得不有所顾忌。二来苏联一旦过早介入中国内战,美国也会闻风而动,而美国在远东的力量,明显要比苏联强。所以,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就有了避嫌的成分。当时林彪、陈云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苏联与他们的接触都是拐弯抹角,不直接发生关系,生怕被美国人逮到口实。

在国共军事胜利还没有成为定局之前,斯大林对毛泽东一再提出的援助要求,都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予以拒绝。毛泽东三番五次提出要去莫斯科见斯大林,斯大林都以各种理由躲着不见。1948年延安解放之后,毛泽东又提出去苏联,斯大林却回复说:“解放战争正在紧要关头,在这时,如果毛泽东离开指挥岗位,恐对全局有不利影响。”毛泽东非常气愤,但是也别无他法。

随着国共两党军事对决的力量差距越拉越大,斯大林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意识到老躲着毛泽东情理上也说不过去,而且还有可能会让苏联在中国的实际利益受到损害。但是,斯大林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他曾经几次问身边的人:“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弄清这个问题,就成为米高扬访华的第一任务,而米高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试探中共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态度,特别是中共对蒙古的态度。

米高扬这次访华,基本上是竖着耳朵听取中共领导人介绍情况的,中间插话或是表达意见的时候很少。当时,斯大林最关心中共对蒙古问题的态度,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非常策略,他对米高扬说:“有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人士跟我说,将来政权到了人民手中,蒙古也应该统一了,外蒙古是不是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米高扬一听就当场回绝,事后还马上打电报给斯大林,斯大林的回电口气非常强硬,他对米高扬说:“你告诉毛泽东,如果蒙古要统一,那就不是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而是内蒙古要统一到外蒙古去。”斯大林对外蒙古的强烈态度,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为了中苏的大局,他表示不再主动提出这个问题。

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毛泽东一个人整整说了三天,米高扬总算不辱使命,了解了中共的基本情况。但是,毛泽东在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地谈及新中国的战略构想时,仅仅是大模样,大框架,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具体计划,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派刘少奇带团访问苏联的重要原因。

意料之外的高规格接待

米高扬刚离开西柏坡,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

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相互试探并没有结束,苏联顾虑到美国,不愿公开与中共的接触,即使后来斯大林邀请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对外报道中却声称是以高岗为首的东北贸易团访问莫斯科。

1949年6月下旬,以刘少奇为团长,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和已被中共中央内定为新中国驻苏大使的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组成的代表团,从大连乘飞机前往苏联。由于战争还在进行,为防不测,飞机绕了一个大弯子,经朝鲜上空飞抵伯力,又在赤塔、新西伯利亚等地稍作停留。为了代表团的安全,飞机在飞行时忽高忽低,最高时飞到8000米的高度,让刘少奇一行颇受颠簸之苦。6月26日下午2点,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为期一个半月的会谈和访问。

中共是作为“小老弟”的身份前来取经学习的,所以,刘少奇并没有指望苏方的接待规格有多高。他们原本准备和相同规格的苏联领导人会晤,然后礼节性地见上斯大林两面,结果苏方的热情让刘少奇大出意外。斯大林不仅从头到尾直接安排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而且还亲自与刘少奇会谈了五次,这在斯大林接见外宾的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在和斯大林会晤的第一天,刘少奇就提到了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特别是贷款的问题,这也是毛泽东对刘少奇此行最看重的一部分。实际上,早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就提出了贷款问题,要求在1949到1951年间三年内得到每年本息一亿美元的贷款。斯大林复电表示赞同,提出最好分期五年,年利率按1%计算。毛泽东曾在回电中说,这样的贷款,1%的年利率太低,应当提高。所以,当斯大林和刘少奇谈到贷款问题时说,他第一次碰到了受贷国嫌贷款利率太低的事儿:“苏联给东欧国家的贷款,年利率是2%,给中国的贷款,年利率低了一个百分点,那是因为中国的情况和东欧不同,当然了,要是你们坚持要求高一些的利率,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们可以接受。”

最后,斯大林向刘少奇承诺,苏联可以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年利率1%,分5年提供,每年平均6000万美元,中国可以在贷款完全生效后的10年之内偿还。这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在正式诞生之前,获得的第一笔经济援助,也是刘少奇此行最大的收获。

斯大林主动开口帮助解放新疆

斯大林不仅答应中方提供政权建立之后的经济援助,专家派遣,在军事方面还主动为中共排忧解难。

本来,解放新疆的问题,毛泽东打算在建国之后的1950年才提上日程,不为别的,光是路途遥远就让中共军队吃不消。当时,中共军队没有交通工具去新疆,解放新疆不能走着去呀。此外,马洪奎和马步芳的骑兵非常厉害,中共的军队基本上是步兵,没有优势。所以刘少奇此次访苏,压根就没提解放新疆的事。

斯大林却主动提及了,他对刘少奇说:“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以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刘少奇说,解放新疆,对中共来说有难度。斯大林当即拍板,为中共提供40架歼击机,帮助中共迅速入疆。刘少奇把斯大林的建议传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重视,他立即让刘少奇转告斯大林,中共同意在苏联的帮助下解放新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将苏联空军进行援助和空投部队的问题具体化”。与此同时,毛泽东给彭德怀发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之后,毛泽东向在苏联的刘少奇通报说,秋季占领兰州、西宁等地后,就可以准备进取新疆。毛泽东还指示访苏代表团的政治秘书邓力群直接从莫斯科赶到伊宁,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系。在苏联的帮助下,邓力群在新疆建立了与毛泽东及驻苏大使馆的电讯联系,并结识和拜访了当地的领导人,之后,中共便采取和平方式解放了新疆。

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去苏联之前,刘少奇给斯大林写了一个报告。对于这个报告的内容,斯大林曾在报告上连批十五个“对!”,表达自己对中共的满意。但是一谈到中苏条约时,斯大林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成立新中国,中苏条约是保持旧约还是缔结新约,就变得尤为敏感。1945年,国民党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让中共领导人备感压力。因为苏联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并不好。当时,老百姓有一种说法,小鼻子(日本人)固然不好,大鼻子(苏联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苏联在大连占了十年,百姓都有议论,而且媒体也公开讲,美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苏联也不光彩。一个是白色帝国主义,一个是红色帝国主义,说到底,都是对中国有所图谋的。

所以,在外交上倒向苏联,中共在舆论上是有压力的,中苏条约是保持旧约还是缔结新约,就成为关系到中共脸面的问题。毕竟,在意识形态上的接近是一回事,真实的国家利益又是另一回事。

刘少奇访苏之前,中共领导人大概意识到中苏条约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但是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刘少奇还是提到了中苏条约的问题。刘少奇说,中共中央在讨论到这个问题时,有三个意见:一是废除旧约,签订新约,二是保留旧约不变,再就是暂时保留,以后慢慢再改。不出所料,斯大林看完后,在报告有关中苏条约的地方画了一个圈,写道:“这个问题等毛泽东同志来再谈。”因此,刘少奇访苏期间,有关中苏条约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听从斯大林的建议,提前建国

中苏会谈期间,斯大林曾专门设宴欢迎访苏代表团。当时,毛泽东夫人江青和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正在苏联养病,斯大林向刘少奇提出,可以邀请她们参加宴会。刘少奇怕两位夫人席间说错话,事前专门跟江青打了招呼,要求她不要多说话。而王稼祥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没让朱仲丽参加。

宴会上的斯大林端着酒杯,专门走到中共代表团餐桌前,向刘少奇敬酒。斯大林说:“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仅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后来者居上。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刘少奇显得为难了,中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新中国正在筹建之中,今天就说超过苏联的话,似乎太早了一点,于是他赶紧摆手说:“兄长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这杯酒我们不能接受。”

刘少奇的举动大出人们意料,苏联官员纷纷上前,劝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接受斯大林的敬酒的祝愿和好意。斯大林本人也坚持敬酒,他说:“难道弟弟不应该超过兄长么?我的意思是说,弟弟应该加倍努力,力求上进,争取超过兄长,这也是为了你们将来要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现在中国不是孤立作战,这会使将来的发展和进步更快些,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也会多起来。”刘少奇出于充分尊重老大哥的考虑,坚持不接这杯酒。

事后,刘少奇在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说:“不接是对的。”但是,毛泽东对这件事的态度,也有反复。1964年9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旧事重提,态度略有不同:“少奇同志他有一股硬劲。他就在斯大林跟前,也是这股硬劲。在敬酒时,斯大林说中国一定会超过苏联,少奇同志说不行,中国是苏联的小弟弟,超不过,不喝这杯酒。斯大林说要超过,要喝。少奇同志说不能喝,那时我们进步了,你们更进步了。超不过,因此不喝。那时还是江青转了个弯。说中国要超过俄国,这是斯大林有所感觉。可是,口说要超过,骨子里头是要承认他是老子党。”

正是在这次宴会上,斯大林顺口问了刘少奇一句:“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刘少奇根据出国前中央领导的酝酿意见据实以告:“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月,可能是1月1日。”斯大林想了想,说:“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请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着,不能不防。”刘少奇觉得斯大林的意见有道理,回到住所后立即给毛泽东发了电报,于是,新中国的建国日期,就从1950年的1月1日,提到了1949年的10月1日。

1949年8月14日,刘少奇离开莫斯科,和他同行的还有苏联中央政府前铁道部长柯凡廖夫带领的苏联专家二百多人,一路浩浩荡荡,回到中国。新中国的筹备、建设,也在刘少奇访苏后,揭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