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罗荣桓：并肩站在“辞帅”行列的老邻居
北京碧波荡漾的什刹海旁边，有一个被分隔开来的普通四合院，院里住着两户人家，前面的男主人是罗荣桓，后院则是粟裕。
两家比邻而居，和睦相处。两位男主人辞世后，家人依然平静地住在此处，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
这当然不是普通的人家，也不是房管部门随意的安排。罗荣桓搬进来的时候，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粟裕住过来的时候，则是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不久又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参谋长。
这两个湖南老乡，一文一武，虽很少一起共事，打天下的时期，“红军队里每相违”，大多分处不同的战略区，并不很相知，却因后半生做了远亲不如的近邻，成为人生难得的有缘人。
其实，两人有缘的还远不只半辈子邻居，他们的经历与资历也大体相当，可谓半斤八两，难分伯仲。
粟裕1907年8月生于湘西的会同，罗荣桓则于1902年11月生于湖南东南部的衡东，一东一西，远隔千里，两人相差五岁。
一般而言，年龄稍大，往往意味着更容易积累资历，但对粟裕来说，罗荣桓似乎是个例外。
1923年，二十一岁的罗荣桓开始了“造反”经历，在长沙参加反日、抵制日货活动。
这年，粟裕十六岁，刚念高等小学，可谓“乳臭未干”，却也“人小鬼大”，在会同参加罢课，抗议军阀欺压老百姓。
此后两年，罗荣桓与粟裕分别在青岛大学、常德二师念书，不过圣贤书倒没读进去多少，大部分时间在搞第二职业：参加学潮，反帝爱国。
1926年，罗荣桓收拾好行李，走出了校园，但“毕业即失业”，只得回到老家衡东，当了一个愁闷的待业青年。官逼民反，他很快参加了农民运动，和农民兄弟们打成一片。
粟裕还是做他的学潮活跃分子，支援北伐，声援工农运动，忙得不亦乐乎。这年11月，他还领先罗荣桓一步（七个月），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常的一年，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似乎人人要过一道坎，或平步青云，或身首异处，抑或碌碌无为。
粟裕与罗荣桓都把握了人生的机遇，迎来了一个铁与血的时代。
这年，中共相继发动三次大起义，创建自己的武装。他们两人都加入了中共，分别参加了最早的两大起义：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
罗荣桓比粟裕更幸运的是，他参加的秋收起义，尽管晚于南昌起义一个月，但因为是“毛主席亲自来领导”，对罗荣桓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这是罗荣桓后来深受毛泽东信任与不断提拔以及代表秋收起义“山头”，最后授衔元帅的重要原因之一。
“激流归大海。”1928年，粟裕与罗荣桓殊途同归，分别跟随朱德、毛泽东相聚在井冈山。
这年4月，罗荣桓上了一个台阶，做了工农革命军（红四军）三十一团的营党代表。粟裕还在原地踏步，不过转行做了军事主官，成为红四军二十八团的连长。
1929年，红四军先后召开了两次著名的代表大会：七大与九大。毛泽东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起伏，不过有惊无险，部队最高指挥官——前委书记一职先失而复得。这两次大会粟裕都参加了，耳闻目睹了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全过程。罗荣桓则只参加了后面的红四军九大。
两人这一年又开始平级，成为团级干部，而且“专业”也一样，粟裕重新捡起了政工的老本行，做了红四军二支队政委，罗荣桓则是九支队政委。
不过，因为是秋收起义的老人马，毛泽东重新成为前委书记后，吸取红四军七大自己的票数不多，前委书记选举中惨痛落马的教训，推荐罗荣桓做了红四军前委委员，比粟裕多了一个头衔。
这虽然似乎是虚职，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资历积累。1930年，两人又进了一大步。
罗荣桓的跨度要大一些，先是做了二纵队党代表（师级），因为毛泽东、朱德上了一个台阶，成为红一军团的军政最高首长，原来的红四军就交给了罗荣桓、林彪这一文一武打理，因此罗荣桓很快接替毛泽东在红四军的职务——政治委员（即党代表）、军委书记，成了军级干部。
粟裕的速度也不算慢，紧紧跟了上来。到年底的时候，做了红十二军六十五师师长，不久，又改任六十四师师长。
这一年，他二十三岁，正是当代青年在大学校园卿卿我我，懵懵懂懂，或者在校外四处投递简历，为一张饭碗奔波劳碌，乃至泪眼婆娑的年纪。
一年过后，两人还是老样子，但也有不大的变化。
罗荣桓的军委书记一职被林彪接了过去，成为二把手。粟裕则转任红四军参谋长，做了三把手。
两人开始在一个锅里吃饭，有了一段短时间的共事。后来的邻居缘分，大概从这里就开始结下了。
1932年，两人依然保持原来的级别，不曾“进步”，具体职务则有些异动。
罗荣桓经已跃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提议，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则在年底成为该军团教导师政委。
以后的两年，毛泽东开始第二次倒霉，随着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御驾亲征”，来到江西，他被彻底晾了起来，排斥在红军的领导之外。
深受毛泽东信任的罗荣桓自然也遭到牵连，被调离了主力红军，到地方上的江西军区做政治部主任，很快又改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等闲职，在长征出发前才重返主力部队，当了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因该军减员被撤销，罗荣桓不久又回到巡视员的岗位）。
粟裕倒未受到多大影响，相继成为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参谋长，再次与罗荣桓平级。
1935年后，因为一个跟随毛泽东万里长征，一个留在南方丛林“自生自灭”，两人开始有了较长时间的差距。
随着毛泽东东山再起，罗荣桓很快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开始从闲职重新起步。到两年后的1937年7月，他又被重新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粟裕的官运则开始卡壳了。因为不曾跟随主力红军长征，长期远离中央，音讯不通，生死有命，职务自然也就停滞不前。
红十军团失败，番号自行消亡后，粟裕这个军团参谋长自然也就自动解职了。他将余部组成了一个挺进师，重新做了师长，一干就是三年。
当然，这时候的中国，兵荒马乱，有枪就是草头王，七八杆枪就敢自称司令的不少。如果粟裕将番号夸大一点，自封个军长、司令，也未尝不可。估计后来毛泽东或许也只得来个“追认”。
当年贺龙在湘鄂西，几起几落，常常是八九十个人就扯起一个军的旗号，人数虽少，他这个军长级别可不低。
但世殊事异，贺龙可以这样做，粟裕则不能。
革命不是为做官，这是当时比较坚定的革命者的基本常识，以粟裕谦逊低调的为人，也注定不会如此“野心勃勃”，没有一点组织原则。何况以官衔职务论才干、贡献，毕竟是后人才有的荒唐做法。
尽管如此，红军时期的罗荣桓与粟裕，在履历上还是基本相似，级别也是相当的。
抗战伊始，两人依然因与参加长征与否带来的惯性，一段时间里差距较大。
罗荣桓1937年8月结结实实跨了一大步，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政治部主任)。
这时候的一一五师，其实就是红一方面军（含陕北红军）。也就是说，罗荣桓这一职务等同于早先王稼祥的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
因为王稼祥升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原来在方面军的职务就空缺出来，毛泽东指令罗荣桓接替。
粟裕虽然可以“天高皇帝远”，不用担心“伴君如伴虎”，但职务上就无法相提并论了，这年10月他在挺进师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做了司令员。
这个司令员听起来够威猛，但含金量的确不足，没几条枪，级别自然也上不去，还是过去的师级。
1938年，罗荣桓又进了一步，做了一一五师政委，按国军的级别，上到了师级。
粟裕则成为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新四军虽然有军的番号，但其实仅相当于一一五师的级别，因此这时候粟裕是副旅级。
不过，二支队司令张鼎丞很快去了延安，由粟裕代理司令。粟裕与罗荣桓相差了一级，悬殊依然不是很大。
到了1939年，粟裕进了一小步，成为新四军江南（江北）指挥部副指挥（指挥为陈毅），掌管两个支队，已经跃居副师级行列。
1941年后，进入山东的罗荣桓成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在朱瑞为书记的山东分局领导之下，开始实际指挥一一五师（实为一个旅）与山东纵队。
粟裕也进步不小，先是做了新四军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中区书记。不久，又成为一、六师两个师的师长，管辖大江南北的苏中、苏南广大地区。
1943年，罗荣桓成为全山东的一把手，开始真正独当一面。毛泽东先一年将老资格的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纵队（下辖一一五师等部）司令员徐向前召回延安后，又将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人先后调回，罗荣桓成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
粟裕则在1944年成为苏浙军区司令员，指挥苏南、浙西、浙东各部。
苏浙军区与山东军区相比，后者和整个华中新四军是相当的。
不过，到了1945年，两人虽然在党内一个是中央委员，一个是中央候补委员，但在军职上又开始平级。
罗荣桓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粟裕则因谦让张鼎丞做司令员，只担任了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华中军区与山东、东北等军区平级，是当时的七大军区之一，毛泽东在1945年11月曾给这七大军区布置组建野战军的任务：华中军区粟裕五万；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七万；晋绥军区贺龙三万；晋冀鲁豫刘伯承七万；山东军区陈毅七万；中原军区李先念三万；东北军区林彪二十万。
因此，粟裕这个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在隔了好几年后，终于赶上了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
解放战争开战后的第一年，对弱势的中共而言，是最为艰辛的时候。粟裕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负责战役指挥，在军职上与罗荣桓已经完全相等。
罗荣桓则在这年远赴苏联就医，做了肾脏切除手术，一年后才回到东北。
1948年，粟裕先是独立主持华野总部，指挥华野主力（西兵团)作战，并一度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十纵、十一纵、十二纵以及陈谢部队。不久，被毛泽东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在粟裕谦让之下，只担任了代司令员、代政委兼代前委书记，开始实际独立统率一个方面军。
罗荣桓这年成为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兼野战军政委，但实际负主要指挥之责的人，显然是司令员兼前委书记林彪。
从这一点上说，粟裕虽然谦让了方面军正职，但仍然首次超过了罗荣桓。
1949年春，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南下，罗荣桓又因病留在了天津治疗，随后到了北京，从此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但他仍然被毛泽东安排为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未到职）。
这年9月，罗荣桓以第四野战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粟裕则一直主持三野及华东军区工作，9月也来到北京，以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开国大典，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军委委员。
在这次新当选的二十八位军委委员中，粟裕排名位置靠前，居第十五位，而罗荣桓不是军委委员（以前也不曾进入过军委）。
也就是说，粟裕这一时期的军内职务，再次超过了罗荣桓。
在9月30日这天，各大单位的代表团团长给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的时候，这两个老乡又一次“共事”：在毛泽东、朱德、贺龙之后，粟裕第四个铲土，第五个是二野的刘伯承，随后罗荣桓代表四野第六个铲土奠基。
1950年，罗荣桓留在了北京总部，成为总政治部主任。
粟裕则继续到前线，担任攻台作战总指挥。7月初又被毛泽东“钦定”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准备和罗荣桓的先后副手萧劲光（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萧华（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起，出兵朝鲜。
他因病不能成行后，很快第一次出国，到苏联治疗。1951年回国，被任命为第二副总参谋长（因总参谋长徐向前未到职，粟裕实为第一副总参谋长），即便不算粟裕军委委员的军职，与罗荣桓的级别也相差有限。
1952年，全军开始干部评级工作，正式确立军队干部等级制，并着手授衔的准备。
次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提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1953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
从这时起，元帅、大将人选已在中央书记处的考虑之中，也就是《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说的“军衔鉴定”工作。
最后在人选既定的情形下（即贺龙1953年透露的内定），为使职务与军衔相匹配，罗荣桓于1954年6月被增补为军委委员、军委副主席，随后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从而在1955年9月顺理成章授衔元帅。
这一点，似乎与王树声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1954年1月前，曾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职务并不高，仅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因中央书记处决定授他大将衔，因此他在短期内，相继被任命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
正因为此，认为自己资历不够，被毛泽东称赞“是个老实人”的罗荣桓深感不安。
得知中央准备授予元帅军衔后，他再次表现了一个纯粹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参加革命较晚，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罗荣桓的请求无疑是诚心诚意的，但他的授衔与否，显然已不是个人的荣誉与待遇问题，而是代表了秋收起义以及全军的政工队伍，因此这一请求也就未被毛泽东批准。
作者：张雄文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