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诺纳”计划:一个“照妖镜”,折射出铁幕两端的鬼魅世界

“维诺纳”计划:一个“照妖镜”,折射出铁幕两端的鬼魅世界

【代号名称】“维诺纳”计划

【英文名称】Venona Project

【密级】机密

【发起者】美国陆军信号情报局(后来的国家安全局)、英国情报机构

【行动时间】1943年2月1日-1980年10月1日

【目的】解密苏联情报机构(如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和格别乌的军事情报)传递信息的反间谍行动

长期的秘密情报收集和分析任务,目的在截获和破译苏联情报机关(大部分在二战期间)所发出的消息。

【背景】

在冷战初期,“维诺纳”计划是西方军事力量针对苏联进行情报收集的信息来源。尽管默默无闻,甚至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和哈里·S·杜鲁门总统都不知道这些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对于冷战初期的关键事件还是很重要的——克格勃因为密码泄露,招致了苏联谍报工作史上最著名的“剑桥五杰”暴露、原子弹间谍网等重大情报资源被美国破获的惨痛教训。

1927年以来,克格勃为了防止密码被截获和破译,抛弃了易被窃听和截获的无线电通讯方式,严格规定内外联络和传递情报必须经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进行,特别是与驻外间谍机关进行密码通信时,使用了一套非常可靠的密码本系统。

总部机关在给每封信函加密时,每个词甚至每个字母均用密码本中的一组5位数字表示,而且驻外间谍机关的密码员还要从一个“粉红色笔记本”中任意选出一组5位数字,加进第一组5位数字中。当正确使用使得纯文本的长度等于或小于随机密钥的长度时,一次性的密码本加密是不可破解的。1941年6月,与德国爆发的战争,导致对编码信息的需求突然增加。苏联的代码生成器很可能开始复制密码页,以便跟上需求。苏联公司生产了大约35000页重复的关键数字。这种“粉红色笔记本”是一次性的,是密码本的变体,它仅有的第二本副本存放在莫斯科。即便如此,严格地说,如果每组数字都只用一次就废弃销毁,那么西方同样是不可能破译该密码的。

但是,再严密的密码制度、再严格的纪律要求,如果不严格执行的话,也会沦为一堆废纸。在对手也不会因为你的技术升级而放弃对你的关注。美国军事情报部门(G-2)副总参谋长卡特·W·克拉克,是数学家和密码学家,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不信任约瑟夫·斯大林,美国人都有这种疑惑。1943年,美国陆军的情报机构(即“阿林顿厅”)的人分析了已经破译出来的由英、美、澳大利亚监听机构所截获的二战中和二战刚刚结束后的大量苏联高层外交情报信息,美国越来越担心这样德国人就可以放出手来对付西边的美国和英国联军。于是,美国政府层面也怀疑苏联与德国私下缔结密条约。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与美国的外交和外交关系相对而言是比较稳固的。因此苏联人在这种情况下犯下的一系列致命错误,使得这些本来极为安全的加密信息成为存在一些漏洞的隐患,这使得破译变得可能。二战期间,“剑桥五杰”等苏联间谍从英美发回莫斯科的秘密情报数量非常庞大,自恃安全使得苏联驻美情报机构开始有人无视保密规定,对一些“粉红色笔记本”使用了两次,从而使得这种加密方式的安全性变得脆弱了——但至今还不知道是谁以及为什么会犯下如此致命的错误。美国和英国破译者的密码分析显示,一些一次性的密码盘材料被苏联人错误地重复使用。正是阿灵顿霍尔的美国军事情报局工作的理查德·哈洛克中尉,在研究苏联的“贸易”情报(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些信息涉及苏联的贸易问题),他首先发现苏联人正在重用一次性密码本。具体而言,整个情报(尽管不是完整的情报)允许对通信量的一小部分进行解密(有时仅部分解密)。这些被截获的情报,有一些就是被“一次性密码本”的方法加密的。本来无法破译的情报,到了这个处境,其原因仅仅是因为苏联人大意——这是苏联间谍网灾难的第二个原因。

哈洛克和他的同事,包括吉纳维芙·范斯坦、塞西尔·菲利普斯、弗兰克·刘易斯、弗兰克·万特和露西尔·坎贝尔,继续拦截大量的情报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恢复了一次性加密本的许多关键内容。

吉纳维芙·范斯坦

塞缪尔·陈和塞西尔·菲利普斯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于是,旨在截获并破译前苏联驻美使馆与前苏联之间的往来电报的、代号为“维诺纳”的计划,就在这种情况下出笼了。在安全界和情报界,这非常正常,实际从1940年早些时候开始,就有数百名密码分析师在一个相对保密的地方持续的分析和破译这些信息,只是现在正式成为专有行动。

【行动经过】

“维诺纳”计划开始实施于1943年4月1日,美国军事情报部门(G-2)副总参谋长卡特·W·克拉克签署了命令。

在早期阶段,一个重要的援助(美国国家安全局提到)可能是日本和芬兰的密码分析组织合作完成的;当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破译日本密码时,他们获得了这些信息。还有报道称,联邦调查局从苏联办公室窃取的信号拷贝有助于密码分析。破译工作非常辛苦,一开始进展很慢,所获得的信息也非常零碎。经过一年半毫无进展的空号,转机出现了——苏联人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密码保密工作方面犯下了一连串低级而愚蠢错误的第三个错误出现了:

苏联情报人员在苏芬战争中丢失了一份多达1500页的密码本,而这个要命的密码本被芬兰人无意之中得到了,密码本部分已经烧毁。但是,1944年,在“北极星”行动( Operation Stella Polaris)期间,芬兰无线电情报部门还是在11月向美国战略情报局(中情局前身)高价出售了大量有关苏联代码的资料,包括这本部分烧毁的代码本。尽管威廉·多诺万局长奉命将这本烧焦的密码本原件退还给了苏联人,但他不露声色斯偷偷复制了一份,这为苏联密码被破译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

据称,从密码本的物理回收到使馆房间的窃听信息,其中文本被输入到加密设备(通过监听敲击来分析击键)有助于恢复内容。在公开资料中,后一种说法并不完全支持。但是,这些失误完全迎合了美国人的需要,虽然“维诺纳”大多数可破译的情报却是在1942年至1945年期间被截获并开始着手破译的。

格尼·格拉贝尔,“维诺纳”计划的第一个密码分析师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报告(根据“维诺纳”电缆编号)成千上万的电缆被发送,但只有一小部分可用的密码。约2200的消息进行解密和翻译;1943年,美国海军华盛顿号发往莫斯科的格别乌-海军清洗信息中大约有一半被破解,但除了1941年至1945年间发送的几千条信息外,其他年中没有一条被破解。内务人民委员部电缆的解密率如下:

1942年:1.8%1943年:15.0%1944年:49.0%1945年:1.5%

1945年9月5日,苏联驻加拿大使馆译电员伊戈尔·古先科叛逃西方。他出卖的资料除了苏联间谍名单外,还包括详细描述克格勃和格别乌所用密码的加密方法。苏联驻加拿大武官尼古拉·扎博京及其助手在密码泄露方面犯有第四个、也是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他们让古先科一个人负责保存和销毁所有的秘密通信,而古先科却把要求保存的文件都复制了,把应销毁的却保存下来;武官处工作人员违犯保密规则,当着所有人的面展阅档案;这些档案按规定应专门放在扎博京的保险柜里,另外一把钥匙由密码室负责人保管,古先科却不仅有钥匙,还阅读并复制了所有的私人档案;古先科本应住在具有治外法权的地方,扎博京却让他搬到一所私人住宅,而且莫斯科明令让古先科搬回武官楼时,扎博京也置若罔闻。

同年的某个时候,“维诺纳”计划的存在被苏联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其安插在美国军方情报分析和破译机构SIGINT的间谍、密码学家、分析和破译专家威廉·比尔·维斯班德发现,并向苏联透露了“维诺纳”计划的存在,他是美国陆军信号情报的内务部情报特工。至于苏联人采取的应对措施,请继续看下去。

1946年12月20日,美国陆军安全局(技侦情报局)一位著名的语音学家和出色的密码破译专家梅雷迪思·加德纳,带领他的团队,在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协助下,破译出战争时期莫斯科情报总部和驻美国情报站之间的通信。加德纳首次破译了密码,从这时开始,这些信息被缓慢地逐渐解密(很多时候是在低级别人员的努力下),并一直持续数年,直到1980年“维诺纳”计划终止。在一次性密码本被重复使用的这段时间内,被破译的信息成为了洞察苏联方面动向的极好的方式。

然后,一个年轻人梅雷迪思·加德纳,用这种材料进入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后来格别乌),通过改造用于将文本转换为数字代码本。

梅雷迪思·加德纳(左),与许多女性破译员

1947年夏,加德纳从破译出的情报中积累了大量关于二战期间在美国活动的苏联间谍的证据。他还发现苏联情报总部与驻堪培拉情报站之间竟然反复使用一次性对译簿,于是美国人邀请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派人来华盛顿,联手对苏联来往堪培拉的情报进行破译,加快了破译进程。

所有复制的一次性密码本都是在1942年生产的,到1945年底,几乎所有的一次性密码本都已经使用了,有些甚至到1948年才开始使用。在此之后,苏联的情报加密恢复到完全无法破解的程度。美国联邦调查局派人偷偷潜入格别乌在美设立的商业掩护机构“阿姆托尔加”纽约办事处的仓库,偷走了一本苏联密码本。虽然其中与使用规则有关的内容已被销毁,但是苏联人还是留下了一些或是加密、或是明文的情报复印件,这些复印件连同密码本一起被偷了出来。这是苏联人糊里糊涂地犯下的第五个错误,也是最后一个错误。于是,破译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维诺纳”计划成功地破译了战争最后一年由莫斯科总部发出及发给总部的几段密码。随着第一批信息被解密,揭示了苏联间谍的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存在。

随着情报一点点地被破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政府部门的苏联间谍纷纷浮出水面,包括埃米尔·朱利尤斯·克劳斯·富克斯、阿兰·努恩·梅和唐纳德·麦克莱恩等,麦克莱恩是剑桥五杰之一。

阿兰·努恩·梅

已经被破译的情报使美国人惊掉下巴:在计划实施的多年中,美国获悉了大量前苏联在美间谍的人员资料情报,共计349人,其中甚至包括美国人。不仅如此,苏联间谍广泛存在于华盛顿、国务院、财政部、战时生产委员会、战时经济委员会、美洲事务协调组织和战争信息办公室等美国社会各个部门,所有这些政府部门的雇员当中都有超过20多人的苏联间谍和他们的眼线,每6人包括至少1名苏联消息来源,甚至在白宫最高职务的竟然有美财政部长助理、第二把交椅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及总统顾问劳克林·柯里。另外还有打入"曼哈顿"计划的——在一些人的观点中,差不多每一个重要的美国军事、外交机构都不同程度的被苏联间谍机构所渗透。

让人无法容忍的是,战略服务办公室、甚至在“维诺纳”计划内部也发现了苏联间谍。破译情报显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最早被苏联间谍组织作为重点渗透对象是在1942年,这其中被发展为间谍的人员有罗森堡夫妇、阿尔杰·希斯。在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中,一段时间内甚至潜伏着15至20名苏联间谍。邓肯·李、唐纳德·惠勒、简·福斯特·兹拉托斯基和莫里斯·哈尔珀林都曾经向莫斯科传递过情报。

罗森堡夫妇

在几十万个被拦截的加密文本中,据称有3000个被部分或全部解密。美国共从25000条电报中破译了3000多份电文,只有一部分人查出真实姓名,另一部分人至今尚无法挖出。根据作家约翰·厄尔·海因斯和哈维·克莱尔的研究,“维诺纳”文件标识出了大概349个和苏联情报机构有关系的个体,但是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被最终确认其真实的身份。

要在“维诺纳”计划的文件中确定每一个人的身份有时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和苏联情报机构有"秘密联系"的人都是用代号来称呼。更麻烦的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有时候会有不同的代号,同一个代号在不同的时间会被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在一些案例中,比如阿尔杰·希斯,在“维诺纳”代号和其真实姓名之间的匹配一直是有争议的。在很多其他的案例中,“维诺纳”代号甚至不代表任何人。

苏联方面正式确认“维诺纳”计划的存在,是在他们的第一份密码被成功破译几年之后的事情了。1948年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变密码程序,取消了所有一式数份的密码本。但苏联人不清楚哪些信息已被破译。

从1948年夏天起,莫斯科最担心的事终于一件件地发生了,并引发了一系列严重而惨烈的后果,包括“剑桥五杰”等苏联间谍和谍报组织的噩运开始了。

第一个后果是苏联潜伏在澳大利亚外交部的两个重要间谍暴露。1947年11月25日,英国军情五局副局长盖伊·利德尔根据破译的苏联电报,判断出英国的信息安全领域存在严重漏洞,并推测漏洞的来源在澳大利亚外交部。“维诺纳”计划显示苏联情报部门已经从澳大利亚外交部的“朋友”那里获取了英国有关战后战略计划的机密文件。1948年初,英国首相艾德礼派遣军情五局局长帕西·西利托爵士带队的工作小组前往澳大利亚,将此情况通知澳大利亚政府,共同探讨改进澳安全工作的办法,并调查有关苏联情报人员渗透事件。结果,澳大利亚外交部里第一个被挖出的是吉姆·希尔。“维诺纳”行动查明他的代号为“旅行者”,并确定了他发往苏联的电报编号,就此证明他犯有间谍罪。此后,吉姆由外交部转往联合国,之后在布拉格请求政治避难。随后,外交部第二个苏联间谍“布尔”也被查出。由于这次挫败,苏联在冷战期间对澳大利亚内政外交机关的渗透工作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未能重整旗鼓。

第二个后果是苏联最重要的原子间谍克劳斯·富克斯身份暴露并身陷囹圄。1949年,至少有一名苏联渗透特工,英国秘密情报局驻美国“剑桥五杰”成员金·菲尔比代表被告知这个项目,作为他联络英美情报工作的一部分。由于所有复制的一次性密码本都已经被使用了,所以苏联人在得知“维诺纳”之后显然没有对密码程序做任何改变。一直到1951年6月离开前,他都能接触到“维诺纳”的解码文件,及时地预先通知莫斯科总部。

“剑桥五杰”成员金·菲尔比

这个走漏的消息显然会促使苏联方面通知潜伏的间谍,他们将会面临密码被破译而带来的危险。然而,后事可补,前事难控,莫斯科总部越来越清楚,“维诺纳”计划是一连串即将在几年内爆炸的定时炸弹,对其间谍网来说具有巨大的潜在破坏力。但是,它只能盼望“维诺纳”计划尽可能地延后引爆,而没有任何办法摘掉引信。

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核垄断,从而提前实现了苏联对西方的“反威慑计划”,但也引起了美国人对苏联人窃取原子弹情报的怀疑和追查。

几乎与此同时,天才的梅雷迪思·加德纳破译了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4年的一封函电,里面第一次提到了苏联一名最重要的原子间谍克劳斯·富克斯,另外,还提到这个苏联间谍有条件接触机密的核试验的资料,因此富克斯成为美国人的怀疑对象,但并没有确凿证据。在此情况下,英国军情五局经验丰富的审讯专家威廉·斯卡顿出面了。此人擅长攻心术,审讯中充满同情心,而且言行举止亲和。经过几次心平气和的谈话之后,富克斯作为一个非职业特工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坦白交代了自己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1952年4月,富克斯以间谍罪被判处监禁14年。

第三个后果是原子间谍卢森堡夫妇身份暴露并命丧电椅。美国人在追查苏联原子间谍的过程中,又发现了朱利乌斯和埃塞尔·卢森堡夫妇的可疑行为。1950年6月,格林格拉斯供认了一切,并供出了姐夫朱利乌斯·卢森堡。虽然卢森堡夫妇被捕后自始自终都坚决否认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过,但仍然被判处死刑,这是苏联间谍在西方唯一一例死刑案。1953年6月19日,在经过两年徒劳的上访之后,他们先后在纽约辛格监狱的同一把电椅上被处死。行刑过程令人胆战心惊,再加上死者至死不承认有罪,世界舆论都深信审判有误。

最后一个也是最严重的后果是“剑桥五杰”纷纷暴露,使苏联“大特工”30年代的招募和经营成果毁于一旦。30年代,苏联对外谍报机关在英国剑桥大学成功招募了金·菲尔比、唐纳德·麦克莱恩、盖伊·伯吉斯、安东尼·布伦特和约翰·凯恩克罗斯等人组成的“剑桥五杰”,并精心指导他们先后打入英国情报和外交等核心要害机关,取得重大成功。从1948年起,他们陆续暴露,直至全军覆没,成为克格勃谍报史上的惨痛教训。

“维诺纳”计划在1980年终止,但所剩余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被放弃,而是合并到其他的更加重要的项目中去。

【后续】

“维诺纳”文件明确给出了349个(与克莱尔的研究成果完全一致)活动在美国的间谍的代号,其中包括美国公民、移民、永久居民,他们以不同方式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发现。

在麦卡锡领导的"调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上,有83个人使用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反对自我归罪权"。另外还有9个人依据宪法拒绝参加不公开的听证会,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公开。在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的83个人里,有几个人后来被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认定是“维诺纳”文件里提到的苏联间谍。几个著名的例子是:

玛丽·简·基尼:联合国雇员,她的丈夫菲利普·基尼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劳赫林·柯里: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手;弗吉尼亚·弗兰克·斯科: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分部主管、布雷顿森林会议技术秘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威廉·路德维希·乌尔曼:参加联合国宪章大会和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代表;纳丹·格雷戈里·锡尔弗马斯特:美国财政部采购分部主要计划人,“银匠”间谍网头目;哈罗德·格拉瑟:美国财政部驻意大利联盟高级代表处代表。

劳赫林·柯里

参议院有关劳工权益的委员会"拉福莱特公民自由委员会"的4个工作人员;

艾伦·罗森伯格:外国经济管理局主管、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理事;所罗门-阿德勒:任职美国财政部,去了中国,1994于中国病逝;罗伯特·T·米勒:泛美事务协调办公室、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部、苏联档案里的"高尔基备忘录"也提到了他、麦卡锡指证案例第16号,"李名单"第12号;弗朗茨·利奥波德·诺伊曼:经济福利委员会顾问、战略服务办公室中欧部副主任、纽伦堡战犯法庭第一研究主管、也出现在苏联档案里的"高尔基备忘录"里;劳伦斯·达根:美国国务院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分部负责人;伦纳德·明斯:战略服务办公室研究分析部俄国处;塞德里克·贝尔弗里奇:英国安全协调部、《国民卫队》周刊创办人;杰拉尔德·格雷泽:美国国务院,"李名单"第29号,从苏联档案里的"高尔基备忘录"得到证实,斯坦利·格雷泽的兄弟;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库尔纳科夫:《每日工人报》(共产党机关报);戴维·卡尔:战争信息办公室记者、德鲁·皮尔逊的主要助手。

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徽标

“维诺纳”文件证实了,参议院"民权委员会"里至少有4个工作人员是克格勃间谍,这个委员会的前任主席是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他在1946年的选举中被麦卡锡击败。这4个克格勃间谍是:

约翰·阿布特:委员会首席律师。查尔斯·克莱默:他还任职于其他3个国会的委员会。艾伦·罗森伯格:他还任职于"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经济战争委员会","外国经济管理局",后来他还曾在美国最高法院辩论案子。查尔斯·弗拉托:他还任职于"经济战争委员会"和"外国经济管理局"。

这4个间谍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也是共产国际成员。尽管有共产党渗入美国政的前提是正确的,很多受到麦卡锡怀疑的人并不是间谍。

“维诺纳”计划因保密性极强,在结束后保持了超过15年的秘密,并且一些破译的苏联信息从没有被解密和发布,直至1995年冷战结束后,计划的性质及工作内容才公诸于世。

【关联性】

“维诺纳”计划属于特种行动,自身并没有直接的行动序列。但是,却与几个行动计划产生了一定的关联性:

“巨型”行动(Operation Enormous /операции энормоз):苏联发起的打入“曼哈顿”计划的间谍行动;

“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美国核武器研发计划。

【影响】

在冷战开始的头几年中,“维诺纳”计划是由西方军事部门领导的用于收集苏联情报机构信息的一个计划。尽管它并不为公众所知,甚至对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都处于保密状态,但是这个计划却对于冷战早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包括罗森堡夫妇间谍案以及唐纳德·麦克莱恩和盖伊·伯吉斯叛逃苏联一事。

【评论】

1、在“维诺纳”计划实施的37年期间,信号情报局获得了大约3000条苏联信息(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解密),信号情报收益包括发现英国剑桥5处间谍活动、苏联在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期间为苏联原子弹计划的间谍活动的“巨型”行动。

2、事以密成,语以泄败。克格勃由于密码泄露而导致的一系列惨败,再一次用鲜血和生命印证了保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海恩法则告诉我们,对待保密工作,必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坐针毡,严守规矩,抓好细节。必须对事故隐患明察秋毫,对未遂先兆逐一排除,以及时化解各种轻微事故,从而避免严重事故的发生。

3、在何种程度上,什么人参与了苏联情报?这是一个一直以来都有争议的话题。虽然一些学者和历史学家断言,“维诺纳”中提到的大多数人很可能不是苏联情报机构的秘密间谍和/或苏联情报机构所雇佣的间谍。其他人认为,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可能没有恶意,至少没有犯罪意图,不应算作有罪。

解密后的信息对苏联使用重复的一次性密码本期间的行为提供了重要的见解。“维诺纳”第一次破译密码后,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揭露了苏联间谍的存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间谍的身份很快浮出水面,这些间谍为苏联政府服务,包括克劳斯·福克斯、艾伦·纳恩·梅和唐纳德·麦克莱恩。安其他人则在华盛顿国务院、财政部、战略服务办公室甚至白宫工作。

这些信息表明,早在1942年,苏联就把美国和其他国家作为主要间谍活动的目标。其中有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阿尔杰·希斯,美国财政部第二高官哈利·德克斯特·怀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私人助理劳克林·柯里,战略服务办公室科长莫里斯·霍尔佩林。

“维诺纳”转录本中提到的个人的识别有时是有问题的,因为与苏联情报部门有“秘密关系”的人用密码来指代。更复杂的是,同一个人有时在不同的“秘密关系”,并且相同的密码子有时被重复用于不同的个体。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希斯,“维诺纳”密码与个人的匹配存在争议。在许多其他情况下,“维诺纳”计划“秘密关系”还没有联系到任何人。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代理可能被直接与苏联情报交流。这349人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有许多其他工作,并且只向他们报告。

4、争议出现在2009年,德克萨斯州教育委员会修订了高中历史课程,建议“维诺纳”向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展示他热衷于揭露那些他认为是苏联间谍或共产主义同情者的人是有道理的。批评人士说,断言大多数被麦卡锡确认的人和组织在“维诺纳”内容中没有提及,他的指控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确信“维诺纳”材料的历史价值。情报历史学家奈杰尔·韦斯特认为:“‘维诺纳’仍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资源,远比克格勃叛逃者的浮夸回忆和马基雅维利阴谋迷惑的偏执狂分析家得出的可疑结论要可靠得多。”

然而,许多作家和学者对翻译持批评态度。他们质疑翻译的准确性和国家安全局翻译提供的的精度问题。作家沃尔特和米里亚姆·施耐尔,在1999年对第一本有关信息的书长研究的长篇综述中,反对他们认为该书对译文的准确性过于自信,指出文本中未加密的间隙可能使解释变得困难,并强调这一点。识别被覆名下的个体的问题。为了支持他们的批评,他们引用了一份解密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由A·H·贝尔蒙特在1956年写的,当时他是中央情报局主任J·埃德加·胡佛的助理。

在备忘录中,贝尔蒙特讨论了在法庭上使用“维诺纳”译文起诉苏联特工的可能性,并强烈反对使用这些译文。他的理由包括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关于翻译作为证据的可采性,以及检方在支持翻译有效性方面将面临的困难。贝尔蒙特强调了翻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并指出密码学家已经指出“这些解密信息之一的翻译中包括的几乎任何内容将来都可能被彻底修改。”姓名,描述隐名“天线”的个人细节如何适合不止一个人,以及最终将“天线”与朱利叶斯·罗森博格联系起来的调查过程。施奈尔的结论是:“一个读者面对‘维诺纳’不完整的、不连贯的消息时,很容易产生严重歪曲的印象。”

许多对翻译的批评都是基于具体案例。施奈尔对“维诺纳”文件的批评是基于他们对埃塞尔和朱利叶斯·罗森伯格案例的数十年工作。对“维诺纳”翻译的另一个批评来自已故罗格斯大学法学教授约翰·洛文塔尔,他是法学院学生,为阿尔杰·希斯的辩护团队做过志愿者,后来又广泛撰写了关于希斯案的文章。洛文塔尔的批评集中于一条信息(“维诺纳”1822克格勃华盛顿莫斯科1945年3月30日),其中评论认为密码'麦芽酒'为“可能是阿尔杰·希斯”。洛文塔尔对这种认同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拒绝将其视为“心理动机和政治正确但事实错误的结论”。洛文塔尔的文章引发了关于“麦芽酒”信息的扩展辩论,甚至促使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原始俄文文本进行解密。目前,“维诺纳”1822是唯一已发布完整解密俄语文本的消息。

《国家》的编辑和出版商维克多·纳瓦斯基还写了几篇社论,对约翰·厄尔·海恩斯和哈维·克莱尔对最近有关苏联间谍活动的作品的解释提出了强烈批评。纳瓦斯基声称,“维诺纳”资料被用来“歪曲……我们对冷战的理解”,这些档案是潜在的“错误信息的定时炸弹”。纳瓦斯基写道:“留给读者的含义是,名单上的每个名字都与间谍活动有关——不公平和未经证实,因此,其他谨慎的历史学家和主流记者现在例行公事地将‘维诺纳’称为数百名美国人参与间谍活动的证据。”纳瓦斯基进一步为名单上的人辩护,并声称许多所谓的间谍活动只不过是“善意的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这些交流中的大多数是无辜的,在法律范围内”。

根据历史学家埃伦·施雷克所说,“因为它们提供了对铁幕两侧秘密警察世界的洞察力,所以对待联邦调查局和“维诺纳”的资料不像来自更可接近来源的文件那样挑剔是很诱人的。但是记录上有太多的空白而无法完全自信地使用这些材料。”

施雷克相信这些文件确立了许多著名人物的罪恶感,但仍然批评了诸如约翰·厄尔·海因斯这样的学者的观点,他认为,“复杂性、细微差别,以及愿意从黑白之外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的意愿,似乎与海恩斯的历史观格不入。”

【相关资料】

“维诺纳”计划中被牵连的著名人物:

“维诺纳”在几起间谍案件中增加了一些信息,有些是明确的,有些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一些已知的间谍,包括西奥多·霍尔,既没有受到起诉,也没有被公开牵连,因为“维诺纳”指控他们的证据被隐瞒了。

1、“19”。

苏联密码“19”的身份尚不清楚。根据英国作家奈杰尔·韦斯特的说法,“19”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总统爱德华·贝内斯;

爱德华·贝内斯

军事历史学家爱德华·马克、美国作家赫伯特·罗默斯坦、埃里克·布莱恩德尔断定,“19”是罗斯福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

哈里·霍普金斯

根据美国作家约翰·厄尔·海恩斯和哈维·克莱尔的说法,“19”可能是1943年5月出席华盛顿会议的英国代表团中的一员。此外,他们认为在其他档案中没有发现霍普金斯作为特工的证据,而有关“19”的部分信息并不表明该来源是否为间谍。

然而,瓦西里·米特罗欣是一位克格勃档案管理员,1992年带着大量克格勃档案叛逃到英国。他声称哈里·霍普金斯是俄罗斯秘密特工;

此外,同样从苏联叛逃的克格勃高级军官奥列格·戈尔迪夫斯基报道说,克格勃军官伊斯卡克·阿赫梅罗夫,在战争期间控制美国秘密苏联特工的克格勃军官,曾说霍普金斯是“在美国的苏联战时最重要的特工“。

奥列格·戈尔迪夫斯基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的笔记将源代码命名为“19”,命名为劳伦斯·达根。

2、尤利乌斯和罗森堡夫妇。

尤利乌斯和罗森堡夫妇

“维诺纳”为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博格的案子增添了重要信息,明确了朱利叶斯犯有间谍罪,还表明埃塞尔虽然不作为首领,但仍然充当从犯,对朱利叶斯的间谍活动有充分的了解,发挥了主要作用。她招募她的兄弟从事原子间谍活动。

“维诺纳”和其他最近的信息表明,虽然朱利叶斯的原子间谍活动并不像其间谍活动时所声称的那样对苏联至关重要,但在其他领域却是广泛的。罗森博格传递给苏联的信息涉及近炸引信、洛克希德P-80喷气式战斗机的设计和生产信息,以及爱默生电台的数千份机密报告。

“维诺纳”的证据表明,来源不明的“量子”和“潘”的源代码帮助了从“曼哈顿”计划内的阵地向苏联转让核武器技术。根据来自克格勃档案的亚历山大·瓦西列夫的说明,“量子”是鲍里斯·波多尔斯基,“潘”是罗素·W·麦克纳特,他是橡树岭铀加工厂的工程师。

亚历山大·瓦西列夫

“维诺纳”计划所揭示的情报成为了罗森堡夫妇间谍案中最坚实的证据,其清楚的显示朱利叶斯·罗森堡明确无误的犯有间谍罪,但是同时也显示艾瑟尔·罗森堡很可能只是从犯。从“维诺纳”以及其他渠道所收集到的情报显示“朱利叶斯”的原子弹间谍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可能并不像所宣称的那样重要,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军事和科技领域,其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罗森堡帮助向苏联传递的情报包括:近接信管技术、洛克希德公司P-80喷气发动机的详细设计和制造图纸,以及从艾默生无线电公司窃取的上千份经过分类的技术资料。“维诺纳”所显示的证据表明有一个至今没有被搞清楚身份的代号为"量子"和"佩尔斯"的人帮助从“曼哈顿”计划中向苏联传递了核武器的研制资料。

3、埃米尔·朱利尤斯·克劳斯·富克斯。

富克斯

“维诺纳”解密在原子间谍克劳斯·福克斯的曝光中也很重要。最早解密的一些信息涉及“曼哈顿”计划的一位科学家的信息,他被查尔斯和“停歇”的代号引用。

1945年4月10日,从莫斯科到纽约的一个这样的信息称为提供的信息由查尔斯“很有价值”。

注意到这些信息包括“核爆炸物的原子量数据”和“致动原子弹爆炸方法的细节”,该信息要求查尔斯提供进一步的技术细节。基于“维诺纳”调查解密最终确定查尔斯和其他福斯1949。

4、阿尔杰·希斯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

阿尔杰·希斯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左)

根据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政府保密委员会的资料,阿尔杰·希斯和亨利·德克斯特·怀特的同谋间谍行为是由“维诺纳”计划所揭示的情报确定的,说明“国务院阿尔杰·希斯共犯似乎已经解决。正如美国财政部的哈利·德克斯特·怀特所做的那样。”在莫伊尼汉的1998本书,他表达了希斯是一名苏联间谍的非常确定的观点,他写道"希斯毫无疑问的是一名苏联间谍,莫斯科把他当作一名非常重要的宝贵的财产"。

但一些作者、研究人员和档案学家认为“维诺纳”关于希斯的证据没有定论。

5、唐纳德·麦克莱恩和盖伊·伯吉斯

当金·菲尔比在1949年得知“维诺纳”计划的时候,他敏锐地感觉到他的苏联间谍伙伴唐纳德·麦克莱恩和盖伊·伯吉斯面临暴露的危险。

唐纳德·麦克莱恩

中央情报局告诉费尔比一个代号为"荷马"的间谍在1945年发送给莫斯科的密电被成功破译。密电是从纽约发出的,密电内容是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的信息,菲尔比马上推断出密电是由麦克莱恩发出的,他住在伦敦(菲尔比并不知道麦克莱恩的代号)。在1951年早些时候,菲尔比知道美国情报机构很快就会发现麦克莱恩就是密电发送者,他建议麦克莱恩立即设法召回国内。这导致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在1951年5月叛逃苏联,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6、在澳大利亚的苏联间谍

除了英国和美国的特工,澳大利亚人收集“维诺纳”拦截在一个偏远的基地内地。苏联人仍然没有意识到这座直到1950年。

1949年,约瑟夫·本尼迪克特·奇弗利首相成立了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这在奇弗利所在的党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此之前,左倾的澳大利亚工党一直以公民自由为由,对国内情报机构怀有敌意。但呈现“维诺纳”材料呈递到奇弗利,带来的这一切,揭示苏联特工在澳大利亚的证据。除了澳大利亚外交官的嫌疑犯外,“维诺纳”计划还透露了澳大利亚共产党的领导官员沃尔特·塞登·克莱顿(代号“克洛德”),他是苏联在澳大利亚情报集会的主要组织者。调查显示,克莱顿形成了一个地下网络内的密码分析师,以便该党在被禁止的情况下能够继续运作。

约瑟夫·本尼迪克特·奇弗利

1950年,乔治·罗纳德·理查兹被任命为“维诺纳”行动的副主任,总部设在悉尼,负责调查情报破获11名澳大利亚人被解码的电缆识别。

乔治·罗纳德·理查兹

从1952年11月起,他继续在伦敦与军情五处进行“维诺纳”计划有关的工作,并继续领导1953-1954年间备受瞩目的苏联间谍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彼得罗夫叛逃到澳大利亚的“12号客舱”行动(Operation Cabin 12)。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彼得罗夫

6、公开披露

大部分历史时期,了解“维诺纳”被限制甚至从政府的最高限制。高级军官与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协商,决定限制政府内部对“维诺纳”的了解(甚至直到1952年中情局才成为积极的合作伙伴)。陆军参谋长奥马尔·布拉德利担心白宫泄露敏感信息的历史,决定否认杜鲁门总统对这个项目的直接了解。总统只通过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中情局关于反情报和情报问题的报告才收到这些材料的实质内容。他没有告诉材料来自苏联的密码破译。

奥马尔·布拉德利

在某种程度上这保密是适得其反;杜鲁门不信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并怀疑这些报告被夸大为政治目的。

约翰·埃德加·胡佛

1984年,查普曼·平彻的书《太秘密太长》一书问世,一些关于二战中苏联代码信息被破坏的最早的详细公众知识也随之而来。罗伯特·兰菲尔的书《FBI-KGB战争》于1986出版。兰菲尔是联邦调查局破译密码活动的联络人,对“维诺纳”和由此产生的反情报工作有相当的了解。然而,关于“维诺纳”计划的第一份详细叙述,通过名字来识别它,并阐明它在战后间谍活动中的长期影响,被包含在军情五处助理指挥彼得·赖特1987年著名的回忆录《抓间谍者》中。

美国国家安全局内部许多人曾辩称,现在是公开公布“维诺纳”计划细节的时候了,但直到1995年,由莫伊尼汉参议员担任主席的两党政府保密委员会才公布了“维诺纳”计划材料。莫伊尼汉写道:

“(这个)保密制度系统地拒绝了美国历史学家查阅美国历史记录。最近,我们发现自己依靠莫斯科的前苏联档案来解决本世纪中叶华盛顿发生的事情。……“维诺纳”纳拦截行动包含了苏联间谍网络在美国活动的压倒性证据,包括姓名、日期、地点和行为。”

发布“维诺纳”翻译的一个考虑因素是,翻译中提到、引用或识别的个人的隐私利益。有些名字没有公布,因为这样做会侵犯隐私。然而,在至少一个案例中,独立研究人员确定了其中一名受试者的名字被国家安全局模糊了。

公众,甚至总统和国会都缺乏可靠的信息,这或许有助于使20世纪50年代关于苏联在美国间谍活动的范围和危险的辩论两极分化。反共分子怀疑许多间谍仍然逍遥法外,可能包括政府所知的一些间谍。那些批评政府和非政府努力根除和揭露共产主义者的人认为这些努力是反应过度(除了对麦卡锡主义的其他保留)。

约瑟夫·麦卡锡

公众获取——或者更广泛的政府获取——维纳纳证据肯定会影响这场辩论,因为它现在正影响着历史学家和其他人之间的回顾性辩论。正如莫伊尼汉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写道:

“这个一个时期的历史平衡现在开始出现——‘维诺纳’消息一定会提供大量事实来结束这一事件。但在当时,美国政府,更不用说美国公众,面临着各种可能性和指控,同时又令人困惑和恐惧。”

【代号说明】

“维诺纳”,作为行动代号,有一个异常复杂的演变过程。

美英两国的情报机关(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先后使用过13个代号来代表这一计划,“维诺纳”是最后使用的一个代号,也被一直使用到最终。

“维诺纳”这个代号没有任何实际含义,在国家安全局解密文档中,“维诺纳”用大写字母“VENONA”来表示,但是小写的写法通常为公众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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