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亏损、甩卖资产，又一手机大佬坠落了？
*一名酷派的前员工这样说道：
“我读书的时候，酷派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大品牌，很多人都用他们家的手机。我刚进入公司时还挺骄傲的，没想到没两年公司就垮掉了。”
*一名在职的酷派员工这样说道：
“我宁可放弃辞退的补偿金，也不希望在这里留得太久，有我这种想法的人，在公司内部不在少数。”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曾经作为“中华酷联”（中兴、华为、酷派、联想）之一的酷派，已然到了“坠落”的边缘。
近日，创立于1993的酷派公告了2017年的业绩：全年收入33.78亿港元，同比下降57.61%。
另一组数据是：
截至2016年年末，酷派集团的资产净值为35.38亿港元；
截至2017年年末，资产净值仅为7.89亿港元。一旦无法摆脱困境，净资产势必沦为负数。
一代国产手机缘何尽显颓势？一系列自救措施，能否“冲出重围”？
2008年，酷派遭遇了第一次较大的危机，年亏损7600万港元，利润下滑140%。当时国内的手机市场群雄并起，竞争异常惨烈，酷派的利润遭受严重压缩。
2009年前后，智能机开始崭露头角，iPhone强势上线，Android业已成型，时任酷派总裁的郭德英认为，智能手机是大势所趋，而非智能手机若不进行改革，必将面临淘汰。
于是，郭德英专门在东莞黄江包下一个酒店，安排500名研发人员入驻，200天时间，进行了集中而秘密地开发。
结果是，酷派花了7个月时间，干了国际厂商一年半到两年的活。
这场战役让酷派在国内Android系统时代抢到了先机。
2010年，酷派上半年净利润高达2.37亿元，手机市场份额进入前三，稳坐国产手机四大巨头（中兴、华为、酷派、联想）之一。
然而，自2013年开始，酷派的处境开始“急转直下”。
深陷困境，隐患已久*过度依赖运营商
早年间，郭德英与运营商合作频繁，曾是电信运营商的第一批商业伙伴之一。
酷派依靠运营商屡屡拿下了大额订单，还获得了不少高额补贴，正是春风得意之际。
有业内人士称，“80%的出货量都来自运营商渠道的酷派，已被运营商深深绑架了。”
2012年，小米、华为、OPPO、vivo陆续摆脱了对运营商的依赖，开始重金运营线下渠道，而酷派却依然坚持己见。
2014年，国家颁布了一道批文：电信运营商在三年之内将大幅削减20%左右的销售和营销成本，并降低定制机、合约机的补贴力度。
此时，酷派想要在市场上重新追赶小米、华为，已经有心无力。
*误上“贼船”
运营商渠道失策后，酷派转而投向能带动自己奔跑的“大哥”。
2015年6月，乐视出资21.8亿元购买了酷派18%的股份，一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然而，选择乐视就如同上了一条“贼船”，酷派不仅未能实现企业的转型，反而被乐视危机所拖累。
当时的乐视，将手机业务视为“生态化反”的重要一环，双方整合平台、软硬互补、资源共享，欲打造生态互联网公司。
“乐视+酷派”也一度被外界所看好，贾跃亭甚至信心满满地放豪言，2017—2018年将实现销量破1亿台的目标。
然而，理想丰满，现实却骨感。
乐视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问题，酷派变得十分被动，加上酷派原有的区域合资公司属于重资产运营模式，导致中国区无法承受如此之大的成本负担。
*高管离职
自刘江峰（原华为荣耀总裁）操盘酷派后，他急需建立一支自己的队伍，在与原公司管理层的不断“摩擦”中，酷派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员变动。
起初，刘江峰承诺他负责全局管理，尊重酷派历史，会与酷派高管一起带领酷派进行转型，总裁李斌负责研发和供应链。
然而，刘江峰带过来的团队成员（主要来自华为）逐步替换了酷派的老员工，一些中高层也被陆续架空。
没过多久，原酷派总裁李斌、副总裁曹井升、副总裁许奕波等高管相继从酷派离职。
*裁员
2016年底，酷派的员工人数为4504人，员工的工资成本为6.97亿港元。
2017年底，员工人数下降到1421人，一年时间裁员三分之二。
2017年，员工的工资成本为5.48亿港元。
*甩卖资产
2018年7月25日，酷派以1.18亿港元的价格出售深圳的投资物业。
2018年7月30日，酷派以1.2亿港元的价格出售旗下一家全资附属公司80%的股权。
这两项交易的方式均是现金，酷派寄希望于2018年底前完成交割。
*贷款
2018年5月，酷派与股东京基集团签订贷款协议，京基贷给酷派5亿元人民币用于经营，贷款期限为12个月，年利率为6.5%。
2018年7月，经过协商，中国一家银行提供酷派短期银行贷款，合计4800万港元。
*布局AI
为了布局未来，酷派也瞄准了人工智能领域。
酷派集团副总裁刘铭卓表示：“在智能硬件、软件以及云计算方面都会紧密布局。酷派目前已经组建AI研究院，广泛吸纳AI研发人才。”
中国手机市场规模巨大，竞争程度远超过任何一个行业。
只有先活下去，才能有活得好的机会。
一代手机大佬酷派能否成功自救，就要看它的“真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