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毙袁文会时刑场人山人海，围观者评论：大混混死到临头也尿海了
1950年12月25日上午10点整，寒风凛冽，天津市一区的罗斯福路上弥漫着阵阵忧伤的氛围。囚车准时驶入了天津小刘庄刑场。这座刑场位于郊外，四周被高墙环绕，看上去阴森恐怖。
刑场上聚集了大批群众，他们对这个汉奸心怀愤懑，渴望亲眼目睹他的死刑。冷风刺骨，刑场陷入了一片寂静。行刑队整齐列队，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们紧张地等待着命令。
当时任天津市市长的黄敬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下达了具体指示：“执行死刑时需严加看管，以免发生意外，因为这个犯罪分子有很多党羽。此外，请也迅速判决袁文会的徒弟国文瑞的命运，以便一并处理。”
人群中密密麻麻，拥挤得几乎无法前进。人海中，有种前所未有压迫感和紧张气氛。
终于，死囚车从法院缓缓驶出，立刻引起了人群的咒骂和嘲笑。袁文会被武装士兵拖了出来。只见那个稍胖的袁文会并没有流露出惊恐之色，反而面带一丝狰狞的微笑，似乎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毫不畏惧，取而代之的是满脸杀气和冷酷。
穿过拥挤的街道，很快来到了城外的小刘庄刑场。那里早已人山人海，大家都聚集在一起等待着枪决的进行。
袁文会被绑得结实，像一只束缚在铁链上的凶恶野兽。他的眼神冷漠而残忍，显露出罪恶的本质。透过人群，清晰地看到了他那张满是邪气和凶狠的面容，仿佛在告诉世人他对死亡毫不畏惧。
整个场景充满了压抑和紧张的氛围，沉默中夹杂着人们的低声咒骂和冷笑。时间仿佛静止了，每一刻都让人感到沉重。
执行官员高声宣读着袁文会的罪状，他的声音在寒风中回荡。众人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复仇的情绪，他们等待着正义的降临。一声子弹出膛的脆响划破了寂静的空气，袁文会的身体猛地摇晃了一下，然后倒在了地上。他的眼神中的杀气渐渐消散，生命也随之离去。
袁文会的生命在一瞬间终结。周围传来了人们的欢呼声。
天津人民法院发布了公告，在大街小巷张贴，详细记载了袁文会罪行的严重性。百姓们看着公告，心中充满了对正义的信仰和对胜利的希望。而围观了袁文会执行死刑的人中则有人评价：大混混死到临头也尿海了。
袁文会兄弟排行第三，因此被官称为“袁三爷”。从袁文会的爷爷那一辈起，他们家就垄断了芦庄子一带的“脚行”行业。这个行业其实就是装卸物流业，和现在的搬家业类似。袁文会生在这样的家庭，本就顽劣不羁，再加上很早就父母双亡，性情更加朝标准的流氓发展。
年幼时，袁文会眼见着祖父和叔叔们以武力统治着芦庄子。他们是那片土地上的霸主，装卸业务和黑帮势力让他们成为人们心中的恐怖存在。尽管他们有时候也将势力用于正义之上，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残酷无情的一面。
然而，袁文会并没有继承家族的豪气和成就心。相反，他更像是一只烦躁不安的野兽，整天行走在街头巷尾，寻找纠纷和斗殴的机会。渐渐地，他的行为惹来了家里人的反感，尤其是他的八婶，对他简直恨之入骨。
年仅十六岁的袁文会被舅父送去学徒做栅匠。然而，袁文会却无法安于一处。他对于闲逛和冒险的渴望超过了对技艺的追求。这样的行为让他再次惹怒了八婶，她愤怒地殴打了他一顿。
袁文会的脸被拳头打出血痕，胸口满是气愤。他没有选择回到隋老道的门前，而是决定离开这个与他家无关的场景，开始自己的人生。
在一次茶园看戏中，袁文会和朋友惹了事，要被抓走判处枪决。然后，他朋友的弟弟向天津城中声名显赫的青帮老大白云生请求帮助。救下了袁文会等人。
袁文会和朋友们终于从囹圄中获释，他们心情激动地走出监狱的大门，面对自由的呼吸，仿佛重获新生。然而，他们并未急着回家毫不犹豫地向白云生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能拜他为师，并加入青帮。
白云生略微沉思，目光在袁文会身上停留片刻后，终于点了点头，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袁文会内心燃起一把火焰，他知道这个机会来之不易。
袁文会得了势，就像狼一样，迅速向周围的地盘发起攻击，横行霸道。他不是用巧妙的策略，而是用暴力和恐怖来威胁他人，强行将地盘收归自己的掌控，令人望而生畏。
任何一个赌场或者挣钱的生意都无法逃过他的眼睛和贪婪的手，他总是先以礼相待，但当礼节无法满足他的贪欲时，他立刻变脸，凶狠地向对方索要利益。
他的作为迅速传遍整个天津，袁文会在这座城市上升为一位不可忽视的存在，成为了天津的“老大”。
袁文会并不满足于仅仅依靠白云生和青帮的力量，他还寻找到了两位势力更为强大的人物作为自己的干爹，这两位干爹给了袁文会更多的背景支持和底气，令他的嚣张气焰更加猖狂，成为天津城中无人敢惹的存在。
在民国时期的中国，袁文会是一个聪明而狡诈的人，但他却将这些品质用于了最邪恶的目的。他深陷汉奸的道路，向着极致推进，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人性。
1935年，当时正值日本侵略战争肆虐中，日本浪人常常利用各种手段制造事端，然后以此为借口出兵。袁文会竟然主动配合这些卑劣的计谋，成为了他们的帮凶。
袁文会建立的“普安协会”是一个秘密的汉奸组织，他们在一九三五年密谋成立，并以青帮为核心。张逊等人纠合起来，以社会上的残渣余孽为主要成员。
这个组织冒充着“民意代表”的身份，经常在社会上散布关于华北自治的汉奸舆论，试图扰乱人们的视听，为日本侵略华北提供帮助。而随着日本侵占天津后，袁文会又成立了名为“安清道义会”的汉奸组织，进一步加强了他对日本的效忠。
袁文会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这个当汉奸的角色中。
然而，他的罪行并不止于此。在“七七”事变爆发前的几年里，袁文会一方面煽动手下引诱壮工到日本军营工作，使他们备受折磨；另一方面，他还诱骗同胞妇女进入日本军营，满足日军的淫欲。这些卑劣的行径让人惊愕，甚至连张啸林都无法想象。
然而，命运终将给予袁文会应有的惩罚。随着战争的终结，日本最终战败了。袁文会因为他所犯下的“汉奸罪”被捕，与他一同被关押的还有当年为日本人服务的天津伪市政府成员等人。
然而，国民党时期，袁文会并未因此受到实质的惩罚，虽然这些人被囚禁，但他们曾一度权倾一时，财富滚滚而来。监狱里竟然为他们设立了特殊的房间和待遇，除了身体上的限制，与住在度假别墅没有太大区别。
他以精明老练的手段打点关系，试图逃避正义的审判。他贿赂典狱长，以求改善自己在监狱中的生活条件，使得那个斑驳而阴森的囚牢竟然变成了他舒适优雅的居所。
他搬进了自家的钢丝床、绸缎被褥和华贵的毛毯，每天由名贵的食物供应商为他备足各式佳肴。监狱里袁文会过得如同一位尊贵的贵族，但这一切都是对公正和法律的嘲弄。
然而，历史的车轮终将滚滚向前。随着1949年1月15日天津的解放，新中国建立后的天津市人民政府迅速成立，为那些曾受袁文会苛待的人们敞开了公正与正义的大门。天津市人民法院成立，王笑一被任命为首任院长，他肩负起审判这个汉奸的重任。
1950年12月2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作出了最终的判决。厅堂中，王笑一端坐在高处，目光凌厉，所发出的庄严气场仿佛具备了超凡的力量。袁文会被判处死刑，全副财产也因其罪恶而遭到没收。这一宣判，如同雷霆震撼了整个天津城。
袁文会在河北区小王庄刑场被处决后，他的妹夫焦急地等候着领尸手续。心情沉重的他一边望着眼前铁门上冰冷的锁链，一边回想起袁文会生前的模样。整个刑场弥漫着压抑的气氛，人们仿佛能感受到死神的降临。
终于，处决完毕。袁文会的遗体被抬回家中，位于一区罗斯福路（今和平路）26号的住所。家里除了袁文会的妹妹和一些亲近的亲戚，还有一群杠房师傅黄士珍等人。
虽然他们触摸到了那冰凉的尸体，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忘记头部中弹的残忍事实。袁文会的脸上几乎看不到原本的容貌，鲜血从伤口中涌出，形成了令人恐惧的景象。
为了让袁文会能够安息，家人决定用五万元旧币进行清洗，并对损坏的鼻子进行了简单整容。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们小心翼翼地清洗着每一寸肌肤，试图恢复袁文会生前的面容。然而，纵使他们用尽全力，也无法消除那深深的伤痕和血迹。
袁国瑞，袁文会的叔父，不愿看到袁文会最终安葬在普通的坟墓中。为了表达对袁文会的敬意，袁国瑞花费了五十万元，赊购了一口价值三百万元的上等棺木。棺木被搬回家中时，它散发出一种沉重的气息，仿佛预示着袁文会即将进入永恒的归宿。
亲友和仆从们为袁文会安置了灵堂，为他送上最后的告别。这个灵堂在袁文会的家中搭建起来，正中摆放着他的遗照和祭品。灵堂内弥漫着淡淡的香味和烛光的温暖，人们跪拜在地，默默地为袁文会祈祷。
整个丧事由袁国瑞、袁国喜等十四人主持，他们每一个人的面容都带着沉痛和悲伤。不久后，亲友和仆从们前来吊唁，向袁文会和他的家人表达最后的哀悼和敬意。
虽然前来吊唁的人并不多，但围观的群众却挤满了整个胡同。他们好奇地凝望着灵堂，低声讨论着这起引发了众人议论的家族丧事。
清晨五时，八人将袁文会的灵柩悄悄抬出家门，放进一辆庄严的大马车中。这辆马车缓缓启动，穿过宁静的罗斯福路，踏上了向南郊尖山六区的最后一程。
途中，车厢里传来轻微的哭声和悲伤的呜咽。与此同时，行人纷纷驻足观看这庄严的出殡场面。袁文会的遗体穿着一身锦衣，他的家人还陪葬了许多衣物，希望他在来世能够过上富贵的生活。
在天津市委的要求下，市公安一分局展开了全面调查。经过调查，市委得知袁文会亲友和仆从的恶劣行为对人民政府造成了不利影响，天津市政府的声誉受损。
对于没有及时发现和阻止此事的一区区委，市委责令其进行书面检讨，揭示出工作中的不足和麻痹思想。这一事件让大家意识到，在处理丧事时需要更加慎重，不能忽视可能引发的问题。
袁文会的死刑宣告了他罪恶生涯的终结。在这一刻，人们感受到了一种解脱，正义得以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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