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藩王继承大统 面对既得利益群体 嘉靖确实是个搞政治的好苗子
嘉靖皇帝朱厚熜（1507年—1566年）是明朝第十一个皇帝，其父是兴献王朱祐杬，也就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异母弟弟。 前文讲过，因嘉靖帝的党兄正德帝朱厚照无后早逝，在皇太后张氏（明孝宗之妻）、内阁首辅大臣杨廷和和宦官势力等的支持下，朱厚熜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奉诏进京继承皇位，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去世，前后在位时间达45年之久，这一在位时间仅次于后来他的孙子万历皇帝。
明世宗朱厚熜像（清 顾见龙绘）
嘉靖在位的45年间，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的时期，国内政治上一再重复“腐败”“黑暗”“混斗”的局面，外部则是“南倭北虏”，即使如此，他仍然是将权力玩弄于自己股掌之间，从未旁落。对于这位统治大明近半个世纪的封建帝王，后世评价众说纷纭。本篇重点叙述嘉靖初期，这位少年老成的帝王是如何在一步步将皇权集于一身的。
正德末年的权力格局前篇文章我们讲过，嘉靖入主大统是得到了当时的皇太后张氏、阁臣杨廷和、司礼监宦官等势力共同支持的结果。也就是说当时三方势力各有算盘，都想扶持这位年轻的兴献王。
首先说皇太后张氏（孝康敬皇后）。她是明孝宗的唯一后妃，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月被册立为皇后，独得恩宠35年。其子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后，成为空位期中的干政女主，也是负责册立迎接新皇人选的重要决策人物之一。在迎立朱厚熜的过程中，皇太后张氏和阁臣、宦官们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合作。作为皇太后，张氏也是出于自己家族利益的考虑。据记载，在明孝宗时期，张氏的两个弟弟张鹤龄、张延龄（嘉靖八年，1529年时，朱厚熜打压张氏家族，两兄弟都被削除爵位，先后死于牢狱之中）都因其而屡受荫封，到了明武宗时期，二人更是愈发猖獗。正德末年，为了确保张氏家族利益不受损害，皇太后张氏自然会选择一位能够听命于自己的新君，维护自己的地位，庇护张家的利益。因此，在派遣前往安陆迎接朱厚熜的队伍中就有其弟张鹤龄。
孝康敬皇后像
其次是内阁首辅杨廷和（1459年—1529年)。一生历经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为官。他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中进士，弘治八年（1495年）任左春坊左中允，侍奉皇太子朱厚照，明武宗登基后，他又于正德二年(1507年)进入内阁，正德七年(1512年)继李东阳之后，接任内阁首辅。不过，杨廷和虽然是元老级人物，深耕朝堂，但正德年间的阁臣们表现实在是萎弱，权力有限，“内阁备员而已”，既斗不过六部权臣，也抵不过后宫中官。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卷1《杨廷和》传中记载“前是，兵部尚书王琼材而险，与中贵人及钱宁、江彬等狎，相表里，为章奏、诛赏迁、斥捷取中旨不复关内阁，而琼躐进亦至少师，与廷和、储埒其同，居守又不自抑损，自侈益甚，廷和甚恨，莫能制也。”虽然内阁没有实权，但在这种皇位空窗期，凭借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人际交往能力，阁臣们仍然据有一席之地。
杨廷和像
第三是手握实权的宦官队伍。正德年间，宦官专权尤甚。不过在后来铲除宦官刘瑾、迎立嘉靖即位过程中，原来正德年间的内侍“八虎”之一的张永、谷大用、魏彬等人手握兵权，是帮助后党和内阁铲除异己，迎立新皇的主要执行者。
礼仪之争显心计嘉靖即位时不过15岁而已，还是个未成年人。不过，从他即将成为皇帝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开始利用自己头脑，大玩权术之道，玩弄无数人于股掌之间。
先说嘉靖皇帝到达北京后，发现自己面临的是以皇太后张氏、杨廷和为首辅的内阁的严重挑战。我是谁？皇太子还是新皇帝？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一日，朱厚熜一行到达京城外的良乡，就发生了登基之前的“门礼之争”。《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一中记载“车驾至良乡，癸卯，至京城外，驻跸行殿。初，礼部具仪，请如皇太子即位礼。上览之，谓长史袁宗乐曰：‘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至是，大学士杨廷和等请上如礼部所具仪，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上笺劝进，择日登极，上不允会。慈寿皇太后有旨，曰：‘天位不可久虚，嗣君已至行殿，内外文武百官可即日上笺劝进’。”
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礼部拟定的流程要让朱厚熜以皇太子礼仪参加登基仪式。很明显，这个时候的朱厚熜已经懂事了，明白自己要继承大统，但让他行皇太子之礼并不合适，对于杨廷和等人的再次上疏表示反对。因为，一旦接受，就意味着自己是接受了以伯父明孝宗朱祐樘之子的身份来即位的，自己就变成了朱祐樘家族的一员。而且，由东安门进城就是意味着承认自己是皇太子，而不是以新皇帝身份从大明门入城。面对这一僵局，想必是皇太后张氏和杨廷和所始料未及的。最初，朝中的主流意见应当是明世宗应入嗣明孝宗、以张太后为圣母。只是，他们没想到这位年幼的藩王会如此早熟、倔强，面对皇帝之位的持续空缺，这是不允许的，最后，还是皇太后张氏“由文武百官上笺劝进”的懿旨，暂时化解了这一僵局。这一轮中，嘉靖皇帝胜出。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一中记载，在文武百官再次劝进下，朱厚熜“以宪宗皇帝之孙，绍孝宗皇帝之统，名正言顺，……兄终弟及，……再三览启，具见卿等忠爱至意，宗社事重，不敢固拒，勉从所请”。也就说，最终皇太后和阁臣们也是让步了，不再去跟嘉靖掰扯是不是以皇太子身份从哪个门进城的问题了。在“天位不可空虚”这一危机形势面前，朱厚熜是一番“虚性假意”的谦让，然后按照臣下的劝进，即皇帝位，从而表明自己即位的正统性，而皇太子这一环节则被忽略了。
即位之后的朱厚熜发现形势远没有自己想像的这么轻松和顺。先是四月二十七日，朱厚熜命礼部讨论兴献王的封号问题。《明史》卷191《列传》第七十九中记载，五月七日，礼部尚书毛澄率六十多人奏言：“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也就是说毛澄等人建议嘉靖皇帝称伯父明孝宗为皇考（父皇），改叫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叔父，改叫自己的母亲兴献王妃蒋氏为皇叔母。这让朱厚熜难以接受，自己的亲爸爸岂能说换就换。这个事以后再说，直接把内阁和各部大臣的提议晾在一边。
权力博弈 平衡内臣外廷首先，在对待宦官问题上。上期文章中，我们讲到，杨廷和草拟明世宗即位诏书中涉及到有关宦官的要害问题，因宦官势力的反对，皆被剔除。其实，嘉靖皇帝朱厚熜对宦官的态度也未尝不是如此，利用宦官势力来平衡皇权与阁臣之间的关系。在朱厚熜还担任藩王时，其实早对宦官之害已有了解，但真正自己登基之后，他并没有立即将这股势力完全从权力中枢中剔除出去，而是进行了改良，先是将当初迎立自己的谷大用、丘聚、张永等宫中宦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惩治、贬黜，对各地一些劣迹明显的镇守太监进行革除，并更换了一些自己较为信任的宦官去地方镇守。当然，他这些折衷的做法，自然不能让阁臣等外廷之人完全满意，兵部、大理寺都有大臣上疏请求全部裁撤各地镇守太监，但朱厚熜并没有采纳这些人的意见，因为他需要这股力量的支持。在后来的“大礼议”之争中，他也凭借这批中官力量得以与阁臣们相抗衡。
宦官
直到嘉靖七年（1528年），朱厚熜在取得“大礼议”之争全面胜利之后，才又将裁撤镇守太监一事提上了日程。而这次提出此事的正是支持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之争中获胜的新晋大学士张璁和桂萼等人。据记载，张璁、桂萼二人是分别上奏密疏，而嘉靖之时也不再需要宦官势力的支持了，于是到了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朱厚熜依据兵部拟定的名单，将宁夏、辽东、甘肃、宣府等地的监枪太监（类似于镇守太监）予以裁撤。此后，又在嘉靖九年至嘉靖十年间，将全国各地的镇守中官一一裁撤，彻底将永乐年间置设达100多年的镇守太监予以裁除，使宦官集团遭到了沉重打击。不过，到嘉靖十七年（1538年）时，镇守中官曾一度死灰复燃，但又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时，又被迷信的嘉靖皇帝给裁撤了，至此，嘉靖一朝再无镇守太监一职。
再说内阁杨廷和等人，在迎立新君之后，内阁权势地位大涨，其话语权是与日俱增，加上他在朝中为官多年，人脉广泛，所以独断专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本来嘉靖登基就是依靠这些阁臣们的支持，他也想拉近与这些人的关系，但在这些大臣们看起来符合封建宗法的建议，却让他很是难受，并且这些大臣开始不依不饶，步步紧逼起来。五月十八日，毛澄等人继续上疏，要求嘉靖改口，但朱厚熜就是不同意，还想着像此前那样，跟大臣们继续掰扯，让大臣们退步。这一僵局，直到七月一日新科进士张璁的上疏，才被打破。张璁的一套“所以承祖宗之统而顺天下之心”理论，说到了朱厚熜心坎里了，更坚定了他不改口的信心，他想借这个机会趁机说服众阁臣。后来，他在文华殿召见杨廷和，表达了自己的意图，打算给一个多月的争论盖棺。没曾想，杨廷和是继续固执己见，认为这是国家典礼，关系甚重。此后，一波又一波的上疏接踵而来，而张璁等人，人微言轻，三个月折腾下来，问题依然没个结果。九月二十二日，有御史弹劾而张璁等人，朱厚熜甩开礼部等六部大臣的围攻，寻求内阁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人支持，但杨、蒋、毛等人不为所动。
张璁像
阁部大臣
第三，有关嘉靖皇帝与皇太后张氏的斗争。张氏本是明孝宗当朝中宫皇后，孝宗时期，自己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和母亲蒋王妃（明世宗时成为蒋太后）时期都要逢节跪拜朝贺。到了正德十六年九月，随后进宫的蒋氏，在面对皇太后张氏时，张氏仍然是盛气凌人，引发嘉靖皇帝的不满。《明史》卷114之《张太后传》中记载““初，兴国太后以藩妃入，太后犹以故事遇之，帝颇不悦。及帝朝，太后待之又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张氏依然是大权在握，而且朱厚熜身为皇帝立足未稳，对这位张氏的意见也是顺其而行。尤其是在母亲蒋氏在听到自己儿子称张氏为圣母时，坚决不同意入城，让朱厚熜是“涕泗”纵横，要求改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以“帝、后”之号，甚至是要求以归藩相逼。
朱厚熜这一避位归藩不要紧，皇太后张氏只好又再一次退步了，十月，嘉靖皇帝又以“钦奉慈寿皇太后之命”给自己父母以“帝、后”之号，兴献王称兴献帝，蒋氏称兴献后，并将母亲蒋氏接入京城。此举，使得朝中大臣们开始纷纷以辞职抗议，嘉靖与正德朝老臣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这一轮争斗中，嘉靖皇帝胜出。
不过，明世宗朱厚熜其实还想得寸进尺，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二月时，杨廷和就曾上言，对朱厚熜打算通过司礼监“欲加称兴献后尊号”此举表示了不同看法，此后，六部大臣接边连名上疏。而这种来回的争辩，直到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朱厚熜借给各位太后皇后上尊号的机会，进一步抬高了自己母亲的地位，把“兴献后”改称为“兴国太后”。《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十中记载“庚午，谕礼部，慈寿皇太后加上尊号为‘昭圣慈寿皇太后’，皇嫂皇后加上尊号为‘庄肃皇后’，本生母‘兴献后’加上尊号为‘兴国太后’，宪庙贵妃‘邵氏皇太后’加上尊号为‘寿安皇太后’，所司择日具仪以闻。”
到此，大礼议之争靠一段落。朱厚熜没有完全实现称自己本生父母为“皇帝”“皇太后”的愿望，但逐步将母亲称号改为了“兴国太后”，内阁和六部大臣们也算是有效阻止了皇帝的计划，双方可以说是皆大欢喜。不过通过这前后的礼议之争，明世宗朱厚熜算是真正领教到了文官集团的威力。
而这一阶段中，杨廷等人还在想着明孝宗这一宗族，在他们看来，明世宗是他们找来顶替皇位的外来户，小宗入大宗，应该听从本家的要求，完全把新来的朱厚熜当成了一个可随意摆布的未成年人。只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少年天子的屡次表现，对阁部大臣的质疑，完全是一个精于权术、善于斗法的政治家。
廷杖群臣 极权暴力事情远没有结束，即位日久的朱厚熜已经慢慢适应了这种与阁部大臣间无何止的争斗，此后，他利用各种机会开始向内阁、六部大臣施加压力。这种趋势下，阁部大臣间也不再铁板一块，出现了分化。嘉靖二年（1523年），礼部尚书毛澄请辞返乡，礼部这一堡垒已被朱厚熜“攻克”。《明史》卷196《列传》第84中记载称，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桂萼上疏，“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圣母，庶协事天事地之道” 支持张璁、霍韬之议。
而由于“大礼议”的问题上与明世宗的不合作，这个时候的内阁首辅杨廷和也在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选择了致仕，这时的嘉靖皇帝顺水推舟答应了杨廷和的辞职请求。就这样，嘉靖朝的第一任内阁首辅走人，继任者分别为大学士蒋冕和毛纪，但二人观点与杨廷和相同，其下场可想而知。两个多月后，蒋、毛二人同样走人，费宏继任，但后来也被张璁、桂萼等人借机赶下了台，由杨一清接任首辅。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礼部尚书汪俊请辞。
五月二十四日，张璁、桂萼重返北京，对四月所定“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谥号提出异议，请去“本生”二字，继续推波助澜。七月初六日，吏部尚书乔宇请辞。这——仅在嘉靖三年半年多时间里，内阁杨廷和、蒋冕，礼部汪俊、吏部乔宇等一批反对大礼议的阁部大臣先后致仕，而张璁、桂萼等赞成礼议的人则陆续得到重用。
面对嘉靖皇帝的步步紧逼，外廷众朝臣们亮了一个无法奈何的“法宝”－哭谏，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五日，“左顺门事件爆发”，因反对嘉靖皇帝去除兴献王谥号中的“本生”二字，群臣罢朝之后来到左顺门跪伏，或高呼，或撼门大哭。等来的却是他们所极端反对的廷杖之刑，在司礼监劝说无效后，朱厚熜大怒，将四品以及司务等官姑令待罪，五品以下官员等人悉下诏狱拷讯，廷杖先后致死十六人。
次日，明世宗朱厚熜即“恭上圣母尊号”，去“本身圣母”字，尊号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同年九月丙寅，世宗改称其本生父母为皇考、圣母，而已逝的明孝宗、在世的张太后均被剥夺了象征正统的身份符号。历时三年的“大礼议之争”以朱厚熜最终获胜划上句号。而这位登基仅三年多的嘉靖皇帝在与文臣、后党、宦官的一轮轮斗争中，迅速地成长为了一个极权专横、心机深重的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