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斜阳西下，冷月无声，中央特科余脉从未停止战斗
序言：中央特科，一个迄今为止中共情报与政治保卫系统的鼻祖；一个说不清，很神秘的神秘传奇。有关于它的故事累累见诸各种文体和影视作品之中。很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今天只能见到的是冰山一角，且故事往往雷同。
昔年中央特科办公所在地
借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那段碑文：黑暗里，你坚定地守望心中的太阳；长夜里，你默默地催生黎明的曙光；虎穴中，你忍辱负重，周旋待机；搏杀中，你悄然而起，毙敌无形。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你们，在烈火中永生。很形象的概括了那段不朽的传奇，以及血雨腥风的岁月。
王学文培养日本革命青年
王学文，1895年生，江苏徐州人。1910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同文书院。1913年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2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教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1925年毕业后，入大学部当研究生。1927年夏回国到武汉，在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任《海外周刊》编辑，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转去日本、台湾，进行秘密的革命宣传活动。1928年回国到上海，加入创造社。先后在法政学院、上海艺术大学、群治大学，暨南大学等校任教，主讲政治经济学。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任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任中共党团成员。不久发起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任中共党团书记。1932年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主管省委机关报《红旗》，开办干部训练班。
王学文
1933年后调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工作，是传奇女谍沈安娜进“中央特科”的介绍人及单线负责人。1937年春奉调赴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班主任，后任教务主任、管理委员会主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
1928年，王学文从日本留学回来，任江苏省委委员，领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组活动。他精通日语，开展了对日本“同文书院”青年学生的启蒙教育，培养出一批日本革命青年，其中有中西功（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中共，日共党员）等日本革命志士。
1931年“一二八”事变后，西里龙夫因拒绝参加日本侵华战争而回国。1933 年春，到上海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同盟社前身）上海总局记者。1934年，他设法找到了王学文，提出继续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在日侨和驻沪日军中进行反法西斯、反战工作和搜集形势分析的资料。
1938年，中西功到达上海工作。1939 年，成立王学文指导，以西里龙夫等前期同学为发起组织，中西功等人参加的“中国问题研究会”。不久，他们成立了秘密的革命组织“日支斗争同盟”。同时建立以中西功、西里龙夫等日籍中共党员为核心的情报小组，成为中共华中局情报部领导的中共情报人员，直至1942年被日本方面破获。这便是震惊日本大本营，在国际谍报界名噪一时的“中共谍报团”案。
沈安娜打入国民党中央
1935年至1949年，沈安娜以速记员身份潜伏14年，真正的‘深海’。其中11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最高机关。
沈安娜原名沈琬，1933年，与姐姐沈珉从老家江苏泰兴到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读书，遇到了两个年轻的革命者，华明之和舒曰信。一年后，经领导人王学文批准，舒曰信与沈伊娜（沈珉）结为夫妻。沈伊娜进入中央特科，沈家二千金遂成为中央特科姐妹地工。协助舒曰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4年夏，沈琬进入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学习。
1934年11月，以沈安娜之名报考浙江省政府速记员。1935年1月，被正式录用为浙江省政府议事科（原称记录科）速记员，同时成为王学文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成员。这年秋天，王学文指示华明之放下在上海的任务，到杭州去，专司对沈安娜情报工作的指导、协助和掩护，并在浙赣铁路局谋得一职。从此，沈安娜获得的情报，经华明之细心整编、密写和密藏，随后源源不断送到上海。后经王学文同意，华明之、沈安娜结为夫妻。直至1937年“八·一三”之后，暂时停止工作。
1938年春，沈安娜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董必武、周恩来。他们交代沈安娜一项非常重要紧迫的任务：打进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恰好，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工作时的上司朱家骅在武汉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于是，在朱家骅的安排下，沈安娜顺利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搜集国民党高层对抗战及对我党的态度及部署。联系人先后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吴克坚、卢竞如和徐仲航。沈安娜负责搜集情报；华明之负责整编、抄写、密藏及送达情报。1939年秋，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批准沈安娜加入共产党。
1942年仲夏，由于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官方出版社正中书局管理处长徐仲航被特务逮捕了，至1945年10月又暂时与组织失去联系。
1945年10月，由吴克坚恢复联系，中共大量获得了蒋介石主持参加的国民党最高层绝密情报。1946年5月，华明之、沈安娜跟随国民党机关“还都”南京，由吴克坚领导。1947年，吴克坚接受了华明之、沈安娜的推荐，指示华明之的小弟华藻利用兄弟关系，往返于沪宁之间，专门担任秘密交通员。1949年4月，沈安娜、华明之顺利脱险。
解放后，沈安娜进入华东局，参与军委联络部上海联络局的筹建工作，始终在隐蔽战线工作，直到1983年离休。华明之被任命为上海市重工业处副处长，后调任上海市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党组书记，直至1983年离休。2003年，华明之在京辞世，享年90岁。
上海军委行动科（红队-部分人员名单）
龚昌荣，化名邝惠安、邝福安，人称“邝哥子”。1933年6月，担任上海中央局保卫部部长，负责红队行动。1934年11月被捕。1935年2月被处以绞刑，壮烈牺牲。（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杨立青调回上海担任红队领导情节便是出自其原型。）
邝惠安
孟华庭，曾任红队副队长。1934年12月6日被捕，1935年2月被杀害。
赵德兴，红队队员，参与击毙中统特务黄永华的行动，1933年11月6日被捕。
赵兴才，红队队员，1933年11月6日被捕。
王子玉，红队队员，1933年11月6日被捕。
赵轩，红队组长，1934年12月6日被捕，1935年2月被杀害。
祝锦明，红队组长，1934年12月6日被捕。
胡陵武，红队组长，1934年12月6日被捕。
陈杰明，红队后期骨干成员，1934年12月6日被捕，1935年2月被杀害。
陈玉明，红队后期骨干队员，1934年12月6日被捕。
汤万选，红队后期骨干队员，1934年12月6日被捕。
刘锦茔，红队后期骨干队员，1934年12月6日被捕。
人间正道是沧桑-“红队”灵魂邝惠安
据“中统”高级官员王思诚回忆，在1930年到1934年期间，有100多名叛徒与特务骨干倒毙在“红队”的枪下。
1932年11月15日下午3点，原中共沪东区区委兼组织部的干事、叛徒王寿熹，在上海新闸路斯丈里19号国民党特务“秘密办事处”，同沪东区“秘密办事处”负责人赵伯谦等四人商议破获中共沪东区党的地下组织方案时，红队及时从内线特工杨杰才处得知，破门而入，一顿乱枪，叛徒身中数十枪，当场毙命，其他四个国民党特务均受重伤。
1932年6月，敌人破坏了印刷临时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地下印刷厂，负责人陈蔚如被捕。不久，陈蔚如秘密自首。这时已调往上海筹建特工总部上海区的史济美，指使陈蔚如继续在中共内部活动。7月上旬，陈蔚如在四马路遇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尹某，遂谎称自己被捕后，被国民党拉去当兵，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几个组织。不久，尹某被逮捕。几天后，临时中央派人跟陈蔚如接上了头，说过几天会有人跟他联系，并留下联络暗号，还给了他十元钱生活费。第三天，果然有人到陈蔚如家里来联络。陈遂以谎言敷衍，并借口买点水果招待来人，赶到外面报告了守候在外的史济美，要他派人跟踪此人。两天后，此人在法租界西门里25号被急于邀功的上海公安局侦缉总队副队长刘槐和上海市党部“肃反专员”黄永华抓获，并搜走一大箱文件。经审讯，此人是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李必刚。陈蔚如知道此事后，向史济美大发牢骚，说本来还可顺藤摸瓜、抓到大鱼的，真是太可惜了。9月，陈蔚如又参加了侦查破坏小沙渡路中共沪西区委的活动，逮捕区委干部朱秋白夫妇。
1933年10月，“红队”在邝惠安率领下在广西路中段实施惩戒行动。功亏一篑，只是击伤了叛徒陈蔚如。
1934年9月，震惊南京政府与上海滩的“昼锦里谋杀案”“仁济医院追杀案”两个前后不到十天的案子，被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使敌特闻风丧胆，事情原委是这样：9月15日，早晨7点，一位30岁左右的男人，来到，他在旅馆登记的名字是熊国华，入住后，白天一直呆在房间，到晚上才出去买了点东西。16日，仍然呆在房间里，晚上11点才通知旅馆茶房送了一碗肉丝面给他，然后关灯睡觉，11点半，上海市中心英租界四马路昼锦里37号慎记谦告旅馆旅馆来了两个人，声称是熊国华的朋友，通过登记簿，得知熊所住的是二楼34号房间，敲开门后，立即朝熊国华连发三枪，并迅速下楼，与外面望风的战友会和，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当旅馆附近的老闸捕房巡警赶到时，发现熊国华浑身是血，呼吸微弱，嘴部、左颈根、右胸三处枪口，急忙送至山东路上的仁济医院抢救，住进仁济医院病区二楼145号病房18号。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巡捕房每日派三名包探轮值，24小时实行监护。9月26日下午3点40分左右，邝惠安率队冲入病房，击毙熊国华。转身出门，又毙前来保护熊国华的包探、巡警。这就是“仁济医院追杀案”。
牺牲
1934年10月，由于叛徒张阿四出卖，“红队”被敌人盯梢。上海区总部就掌握了张阿四的联系人赵轩的秘密住所，西藏路大世界娱乐城对面的里弄。又经赵轩发现了孟华庭的秘密住处，再经由孟华庭又发现了“红队”队长邝惠安的秘密住处老凤祥银楼二楼，掌握了邝惠安的行踪，得悉新闸路的鸿祥旅馆和北京路的老凤祥银楼是“红队”的秘密联络点。
12月6日上午，韩达指挥特务，抓获邝惠安为首的“红队”大部分成员，共37人。孟华庭、赵轩、陈玉明、陈杰明等人均遭到逮捕。下午，其余“红队”队员也全部在马路上被捕，并集中被押往戈登路巡捕房。邝惠安等被引渡后，遭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审判。最后判决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为死刑，邝惠安之妻有期徒刑六年、赵轩之妻有期徒刑三年，其他“红队”队员均被判处无期徒刑或三年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1935年春节（2月4日）前夕，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
几年前，影星孙红雷曾出演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杨立青一角。其中，立青在上海红队的片段便是取自邝惠安事例，无独有偶，中统大特务史济美部分事例，则由黄志忠饰演的杨立仁一角表现。
这里要说一句，因为当时中央对敌斗争的政策处在盲目暴动时期，甚至连中枢指挥机关都改名为行动委员会，试图以城市夺取政权，这是导致中央特科被重创的主要原因。
“红队”五虎将
欧志光、袁友芳、张玉山、董纪全、张德新五位英雄组成一个行动小组，先后制裁了叛徒特务曹伯谦，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史济美，上海公安局督察王永华，上海公安局密探叛徒雷大甫等。
欧志光，红队队员，参与惩处叛徒史济美（马绍武，原红队成员）、曹伯谦、雷大甫、上海公安局督察王永华、红十字医院药局主任何鉴清等行动。
袁友芳，红队队员，击毙特务胡世星，参与惩处叛徒史济美、曹伯谦、雷大甫、王永华、何鉴清等行动。
张玉山，红队队员，参与惩处王永华。
董纪全，红队队员，参与惩处史济美、雷大甫、何鉴清等行动。
张德新，红队队员，参与惩处王永华、雷大甫等行动。
陈香萍，红队队员，参与惩处史济美行动。1933年11月6日被捕叛变。
曹伯谦，原是共产党员，曾打入上海公安局内做密探，后被发现、逮捕，随即叛变投敌，和特务一起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党的各级组织，给上海共产党人带来严重危害。于是，中央特科接到指令，给“打狗队”的重要成员欧志光、袁友芳等人下达了除掉曹伯谦的任务。
1932年11月22日早晨，在租界大通路斯文里1045号，临危受命的欧志光、袁友芳等人实施刺杀行动。结果却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的账房兼庶务办事员周翰（周子猷）误杀。
11月25日下午2点，欧志光、袁友芳等再次实施“打狗”行动，在大通路斯文里1040号，在曹伯谦夫妇及来客黄少锡、吴秀贞会餐时，他们将黄少锡击毙，将曹伯谦夫妇等人打成重伤。随后他们急速撤离现场，等警察来后，已无影无踪。
1933年5月4日下午12时许，欧志光、袁友芳、董纪全等人在海格路路上刺杀红十字医院药局主任何鉴清，撤退时又击伤赶到现场的租界巡捕。徐恩曾的回忆录揭开了其中秘密：“同年五月某日，我的一个工作人员正奉命前往法院，为一个已经悔悟的共产党罪犯作证，以便保释，行至中途，又被红队暴徒击毙。”
6月14日，红队击毙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原红队成员史济美（马超武）。该日晚7时许，牌号4223的汽车停在浙江路22号东方饭店前，马绍武下车后走到浙江路小花园妓院入口，按事先约定，暗处的李士群上前却对史济美肩上一拍，迅速离去。“打狗队”成员欧志光、袁友芳、董纪全等人立即开枪，马绍武头部和胸部中弹，当夜8点15分，在仁济医院绝命。
8月25日夜11点，欧志光、袁友芳、张玉山、董纪全、张德新等人事先潜入南京路上的新新旅舍内，将新任上海公安局督察黄永华及保镖秦荣勤当场击毙。黄永华曾参与逮捕陈独秀、彭述之及谢少珊等事件，指挥了逮捕和审讯共产党人刘仲武及蔡维坤的行动。
另一说：1934年，在西藏路东亚饭店电梯里，红队队长邝惠安和另一名队员，处决上海市公安局督察长黄永华、黄远生兄弟俩。
9月11日上午9时许，在南市小西门中华路路角，上海公安局密探、中共叛徒雷大甫，被张玉山、袁友芳、董纪全、张德新等人刺杀。
刑场壮烈
1933年11月6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于南市小东门中央旅舍逮捕了中共党员、“打狗队”成员陈香萍。晚10点，由于陈香萍叛变，国民党当局上海公安局立即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联络，在多个地点搜索，逮捕“打狗队”成员。在龙门路40号，未发现居住者，但从房间床下包装纸内搜出手枪7支、弹夹5个、子弹156发等；在汉口路曲江里90号中新旅舍33室逮捕“打狗队”成员欧志光、张玉山、袁友芳。
11月7日晨6点，国民党当局又在北成路载德里88号2楼逮捕张德新、陈阿氏（女），搜出手枪4支、子弹998发、瓦斯手枪（笔型） 3支、瓦斯手枪子弹31发、手榴弹2个、刀剑2把、手铐2对等，并发现多件共产主义文书、文件。然后，警察和密探在此屋内潜伏，当天上午将来此处的董纪全逮捕。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马上对6人进行审讯，得知除陈阿氏以外，全都是中央特科“打狗队”成员。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在调查清楚五人的情况后，将五人以“杀人罪”及“危害民国罪”，陈阿氏以“违反武器取缔法”罪，一同送往设在上海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
12月13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杀人罪”及所谓“危害民国”等罪名，判处“打狗队”成员、共产党人欧志光等5人死刑。1935年1月15日，欧志光等人壮烈牺牲。
特科最后的光芒
1934年11月，邝惠安等人被捕后，上海中央局命武胡景负责中央特科，王世英重组“红队”。
武胡景
武胡景，兼任上海中央局保卫部部长。1932年1月，任上海 “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1933年1月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1934年春任中央保卫部部长。10月，上海中央执行局遭到严重破坏，武胡景主持组成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担任代理书记。1935年，武胡景奉命赴莫斯科学习，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6年，在苏联肃反期间，因反对王明、康生的错误，受到诬陷迫害牺牲，时年37岁。
孟用潜，上海中央局保卫部副部长。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不久回国，派到东北工作，历任中共北满特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常务委员、满洲省委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8月在奉天纱厂与刘少奇一起被捕，9月中旬被组织营救出狱，历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候补常务委员兼哈尔滨特委书记及组织部部长、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委员兼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主席团候补委员兼北满特委书记。12月7日与陈潭秋等一起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2年8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1938年后，历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重庆总会视察办事处主任，任中共中央上海局调查研究部副部长。建国后，历任政务院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华全国供销社总社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外交部党委委员、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兼中国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诬陷迫害。1985年病逝。
王世英，行动科负责人，代理上海中央局军委书记。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31年10月到上海，以中央军委特派员身份到南京开展秘密工作，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内部发展党员，并获得大量重要情报。1933年2月，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委员，负责情报部。1934年后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1935年7，将在上海的领导机关人员转移至天津，并入中共顺直省委机关。1936年4月到天津成立华北联络局（即北方局情报部，又称北方特科），任局长。1938年10月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1942年初调到延安军委总部工作，仍兼指导驻山西办事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军委敌军工作部部长兼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部长、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部长，天津军管会参谋长兼天津警备副司令员等职。建国后，历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山西省委常务委员兼统战部部长及政治委员会主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兼山西省省长等职。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诬陷迫害。1968年3月26日在北京不幸逝世。
左三朱军少将
朱军，原名朱大鹏，中共上海中央局保卫队（红队）队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天津地下组织保卫队队长、情报队队长。1939年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有机支队第3团团长，同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历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1局3科科长、第3处处长，热辽纵队参谋长，冀察热辽军区副参谋长，独立第8师师长，辽西军区副司令员。1949年5月后，任安东海军学校政委，海军快艇学校政委，海军军事学院副院长，海军工程学院院长，海军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海军学院院长。1955年授少将。
红队曾成功地在被特务们包围的剧场中，击毙带着特务搜查的叛徒，营救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又曾策划过营救方志敏的行动。
中央特科警报站
孟非，1914年，生在江苏邳州市邹庄镇南孟村一户农家。1928年，到上海一家袜厂当学工，跟着 “三姐”程邵贞（共），多次参加我党组织的游行集会活动。1932年春天，加入共青团。12月加入共产党。1933年春，调入中共特科，化名张静（对外）、莫非（特科上层领导掌握的名字），与三哥孟星野夫妇在上海八仙桥开了一家炒货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直接领导人叫徐强，接头人齐建（朱嘉明，后在北京某部离休）、邱吉夫（后牺牲）以及后期的徐汉光。
1935年9月，被派往中央特科下属的一个警报站工作。警报站设在现延安东路75弄3号楼（已拆除）的一亭子间，警报站领导人是徐强，孟的上线领导是丘吉夫，秘密联系人是情报科交通员老丁（上海市公安局离休干部）。
11月18日下午4：30，老丁突然来到警报站，一进门就交给孟非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中央局下属18个机关的所在地：辣斐德路、霞飞路、亚尔培路、吕班路、马当路、甘司东路等，但没有人名。老丁告诉她，此情报是由法国巡捕房督察长陈海涛让红帮人物钱安澜转交给他的，敌人准备晚8时开始大逮捕。老丁交待孟：找到这些地址后，敲门三下，不管门开与否，只说一句：“你妈病了，叫你赶快回去。”说完就走，不许停留。到晚上8点，无论情报是否送完，必须停止行动。孟拿着纸条，换上旗袍，把小闹钟装进手提包冲出家门，一路通知。
大约八点钟已经过了，孟菲急急忙忙回来，焦急地对老丁说：“剩下还有两个地方没有来得及通知，怎么办？”这时，躲在交通站布帘后面的吴兢走了出来。本来纪律规定她不能与老丁见面的，现在情况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她看了这两个地址说，一个是陈克寒的住处，另一个是丘吉夫的住处。她知道他们的电话，马上出去打电话通知。吴兢回来讲，陈克寒的电话接通了，已告诉他：“你母亲得了急病住进了医院，赶紧去看她。”另一个电话无人接，通知不到。孟菲当即要他们两人赶快离开，她留下来等丘吉夫，因为约定晚上八时到九时，丘要来了解情况的。老丁离开交通站，赶到徐强家汇报上述情况。徐强听后当机立断，要老丁九时后去通知孟菲，如丘未按时来会面，让她赶紧转移。后来得知，丘吉夫那天已经在广东大埔同乡会被捕了。
这次由孟非送警报营救脱险的同志有：齐建（原名朱嘉明，北京某部离休干部），吴竞（原大连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克寒（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金树望（原国家计委主任），施月琴（原江苏省纺织厅副厅长），孟星野（孟非三哥，1946年牺牲时任泗洪地区公安局局长），李辛（孟非嫂嫂，原南京农业大学组织部部长）等。
上海军委秘密电台
1934年底，毛齐华重建秘密电台，刘仲华派来了两个报务员，一个陕西人，外号老陕；一个河南人，外号老豫。为了掩护又把聂荣臻的妻子张瑞华和女儿聂力调来，与老陕组成一个“家”，张瑞华也学起报务。毛齐华在助手们帮助下，夜以继日地干了近十天，终于装配成一套收发报机，经试验性能良好。电台工作是流水作业的．毛齐华将收发报机和电台呼号由刘仲华转给上海党组织领导。上海党组织费了多时呼叫，一直没有和中共中央联系上。
毛齐华接管的中共上海秘密电台设备。一直坚持到1935年9月，因组织上要他们撤到天津，移交给从中央苏区来的梁广。
梁广领导的电台工作在1935年12月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上海电台与中央电台中断，直至抗战时期恢复。
党关押在南昌百花洲监狱中的红十军团长方志敏的一封密信。方志敏在信中说，经过他的宣传教育，百花洲监狱看守愿意配合他越狱，方志敏建议党组织搞一艘汽艇，带上武装去劫狱。王世英急忙找到张庆炎共商对策，决定派出四名队员前往南昌营救方志敏。但“红队”尚未来得及组织实施劫狱计划，蒋介石即下令南昌行营于8月6日枪杀了方志敏。
上海军委转移到天津
1935年7月，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此后，王世英领导的军委特科系统暂时代理上海临时中央局工作。8月初，根据王明、康生指示信，决定结束上海临时中央局，并转移到天津。
9月起，王世英开始率领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向天津转移。为了安全，王世英决定分批转移。9月初，他先带了一批人去天津联络工作，成立华北联络局。王世英任华北联络局书记。1937年春，彭雪枫继任。
10月2日，张庆炎带领第二批人赴天津。中秋节过后不久，原上海临时中央局破坏部部长毛齐华和张瑞英（聂荣臻爱人）也离开上海，转移到天津。
上海临时中央局所属党员干部共有五百余人，陆续转入北方局系统。其中有毛齐华、王学文、南汉宸、刘道衡、陈雷、王超北、刘贯一、金城、杨松青、陈克寒、肖明、张友渔等。
中央特科上海办事处
1935年9月初，王世英率中央特科转移到天津的同时，设立特科上海办事处（或称交通站），丘吉夫（邱吉夫，化名小张）为负责人，继续保持同南京、浙江、福建、香港等地的工作点的联系。徐强负责情报，徐强之妻李云（李秋云）负责与中央的联系的秘密电台。11月18日晚8时，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进行大抓捕，丘吉夫等10人被捕。至此，在上海的中央局、江苏省委及所属区委、互济会党团等外围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
但是，当时在上海的中央各系统党组织尚有中央文委、中央军委、中央交通局、赤色工联、团中央上海临委、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中共中央印刷发行部门等基层组织。党员200人左右，共青团员300人左右，仍然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坚持斗争。
丘吉夫被捕后，徐强成为中央军委在上海的领导人，与其爱人李云坚持工作。1936年3月，冯雪峰从延安到上海，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徐强直接受冯的领导，仍然负责情报工作，原中央特科在上海的情报工作系统全部移交给办事处。
特科老战士，徐强，李云夫妇
徐强，原名徐乙威，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1月到上海。1931年12月中央特科派赴河南从事兵运和军事情报工作，1932年2月，获取国民党河南省全套军用地图和伪80军用密码上交我中央军委。后又通过策反对象伪80师少将副旅长兼学兵营营长惠东升从蒋介石总司令部总参议杨永泰处获取国民党进攻我江西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计划和“围剿”行动密码，中央曾与表扬。后由于叛徒出卖，惠东升被何应钦电令处决，徐强等人潜身回上海，先后担任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警报工作。
1936年，冯雪峰来上海，指定徐强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直接领导沈伊娜夫妻。抗战前后，徐强通过党内两位日本同志利用在日本情报机关内的合法身份，收集了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的御前会议记录、日本大本营决议、对华作战计划，进攻方向和各战场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1937年之后又收集了长江以南敌伪顽三方各派军事组织的指挥官名称、兵力与武器装备、占据区域与活动规律等军事情报交到陈毅处，得到高度赞扬。
1939年，徐强被康生以开会为名叫到延安，旋即被无理关押，直到1944年获释。解放后，进入上海，历任华东贸易部党委书记兼政治室主任，上海市第一、第三商业局办公室主任、市人民委员会视察委员等职。1959年，周恩来指示中央调查部对徐强受审查的事件复查，作出关于撤销中央社会部对徐强同志审查结论的决定。1985年，徐强受审查的问题得到国家安全部党组的彻底平反。1989年，徐强逝世，享年90岁。徐强妻李云，曾在宋庆龄身边工作两年，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
1935年的秋天，阴冷的秋风抽打着簌簌的梧桐叶。
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烬。
中共上海中央特科，这个威震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组织，就此告别舞台。其后，它的星星之火在黑暗中隐匿，在风过后再度熊熊燃烧，直将国民党政府烧得仓皇南渡。
中央特科所有的烈士，前辈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