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为何能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

洪学智为何能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

作者:何立波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洪学智

 洪学智一生中的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这在我军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这充分反映了将军在军内的重要地位,也使他的一生更充满传奇色彩。

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13年2月2日,洪学智出生在河南商城县汤家汇(今属安徽金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放过牛,读完小学后即学徒做工。1929年3月,洪学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商南起义(商城起义),并于当年5月入党。苏家埠战役是鄂豫皖根据地指战员所经历的一场苦战,也是令洪学智难忘的一次战役。他所在的重机枪连两任连长先后牺牲,洪学智当了第三任连长。在战役结束前的一天,他的左胸不幸中弹,子弹打在肺叶上,鲜血直流。幸运的是,被俘的敌军军医主任口袋里有几片药,幸运地把他救活了。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动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5月,开始向川西北进军,准备与转战中的中央红军会师。时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带领军政治部的同志做整个方面军的后方收尾工作,建立地方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不久,原由第九军承担的为红四方面军筹粮、管理后方医院、做群众工作、后方的安全保卫等工作,也交由红四军来负责。洪学智这个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成了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后勤部长”。

同年7月,洪学智在黑水、芦花接到红四方面军首长的指示,红一方面军中央纵队要经过这里,要红四军准备粮草,做好迎接工作,并负责接收中央红军的伤病员。黑水、芦花地区是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地方武装林立,形势复杂。加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矛盾很深,做群众工作很困难。部队缺盐少粮,找粮食非常困难。面对重重困难,洪学智立即组织民运部、保卫部等部门以及军政治机关、直属队,连夜出发,翻山越涧,打开了几个反动头人的寨子,筹集了几万斤粮食和几百只牛羊。

中央纵队先遣队到了黑水、芦花后,给红四军政治部来信,要他们把筹集的粮食、牛羊送到红三军团,再转交给中央纵队。洪学智先后通过红三军团三次给中央纵队送去粮食与牛羊。中央纵队来到黑水、芦花后,洪学智又把筹集到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直接送到中央纵队。在中央纵队离开黑水、芦花时,洪学智见到了负责中央纵队粮食供应的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刘少奇见到洪学智很高兴,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们送来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可解决了大问题。”

长征凝聚着浓浓的战友情,这令洪学智终生难忘。过雪山时,洪学智在山顶上发现六个战士已经冻僵了,满山冰雪无法掩埋尸体。他实在不忍将战友们就这样遗弃在山上,坚持将他们带到了山下。到山下烤火后,其中一位战士醒了。大家赶紧抢救,结果共救过来五位战士。

洪学智本人也数次奇迹般地与阎王爷擦肩而过。一次,他中弹倒下,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等他伤势好转,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长征中过草地时,洪学智得了伤寒,昏迷过去。一位警卫员眼看首长不行了,伤心过度,竟开枪自杀了。根据一名老中医开的药方,战士们漫山遍野为洪学智寻找草药,终于把他救活。洪学智的儿子洪虎曾感慨地说:“正因为是在过草地,才能找到草药,父亲的病才治好了,也可以说是长征救了他呀!”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攻占西康省瞻化县。为了筹粮,洪学智请当地最大的头人巴顿多吉吃饭,讲红军的民族政策。巴顿多吉害怕红军下毒害他,迟迟不肯动筷,也不肯喝酒。为了打消他的疑虑,洪学智就先举杯,一饮而尽,又吃了几口菜。巴顿多吉见洪学智如此豪爽,平易近人,很有诚意,非常感动,便逐渐解除了顾虑,也喝了起来,兴致很高。巴顿多吉高兴地说:“你们红军纪律严明,把我们藏族同胞当朋友待,真是个仁义之师,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巴顿多吉建议与洪学智按照藏族风俗喝公鸡血酒,义结金兰,洪学智表示同意。在瞻化的几个月中,红四方面军所需要的粮食、牛羊、帐篷等物资,都是通过巴顿多吉转运来的。

同年8月,洪学智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不久,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与红军总政治部合并,他改任组织部副部长。到陕北后,洪学智进入红军大学(后改名抗大)学习。洪学智性格刚烈,敢讲真话。1937年,洪学智参加抗大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办的高级班学习。学习期间讨论张国焘的问题,洪学智不同意一些人的极左看法。他说:“张国焘是有功有过,他在鄂豫皖和后来的川康边也还是做了些好事的,否则你怎么解释四方面军壮大到八万人的事实?评价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切忌一刀切。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唯物主义,这样一切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2004年,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编纂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洪学智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很长时期,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这些都表现出洪学智敢讲真话、实事求是的品质。

1941年6月,洪学智奉命到新四军工作,先后担任抗大五分校副校长(校长由陈毅兼)、盐城卫戍区司令、盐阜军区司令员。后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协助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指挥了粉碎日军苏北大扫荡和八滩、合德、淮阴、淮安等战斗。1945年9月,黄克诚、刘震、洪学智等率三师(后改名六纵)健儿进军东北。在沈阳至长春的中长线上,洪学智参加指挥了铁岭、昌图、金山铺、保卫四平等著名战斗。平津解放后,洪学智任43军军长率部南下,参与指挥了解放广东、广西、海南岛的战役。

创造抗美援朝后勤奇迹的人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0月,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在战争中,美军平均十三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兵。志愿军则是一个后勤人员大体要供应六到十个兵。美军一个团的火力都强于我们一个军的火力。加上美军拥有几乎是绝对的制空和制海权,志愿军在大多数时候只能在夜间活动和作战,后勤供给极为困难,在战斗中,经常连枪弹、粮食都难以为继,非战斗减员严重,严重地制约着前线作战行动。

抗美援朝第四、五次战役期间,是志愿军后勤最困难、最艰苦、最复杂的时期,也是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忍饥挨饿最多、人员损失最严重的时期。1951年4月底,洪学智风尘仆仆地从朝鲜来到中南海,向周总理汇报了志愿军的情况,“彭总让我向您汇报一个重要问题。”周总理说:“什么问题?”“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这个话题立即引起周总理的关注:“说说你们的想法。”洪学智对周总理说:“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不但覆盖地面、空中和海上,还在前方、后方同时进行。美国对我后方实施全面控制轰炸,就是在我们后方打的一场战争。后勤要适应这一特点,需要防空部队、通信部队、铁道部队、工兵部队等联合作战,更需要一个后方战争的领率机关――后方勤务司令部,以便在战斗中进行保障,在保障中进行战争。”

5月1日,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洪学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作为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第一个归国参加重大活动的志愿军代表,洪学智观摩了盛大的庆“五一”群众游行。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聂荣臻等关切地围住了洪学智。毛泽东对他说:“你们打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每打一仗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朱德也道:“你们打的是一场真正的现代化战争。”三天后,洪学智赶回朝鲜,亲自起草了志愿军《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在《指示》中,洪学智写道:“后勤工作是目前时期我们一切工作中的首要环节。”但洪学智当时打心眼里不想把后方勤务司令的职务揽到自己身上。洪学智就提出让韩先楚管后勤,自己则到前线督察。当天晚上,洪学智收拾好行李,让司机把车发动起来,就向彭德怀辞行。彭德怀的脸顿时阴沉起来:“后勤还是你管。”就这样,洪学智被“强行”留下来干后勤。

五次战役后期,军委专门派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彬、空军司令刘亚楼和炮兵司令陈锡联等同志到空寺洞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具体了解后勤困难,研究如何加强对志愿军后勤的支持。彭德怀对杨、张、刘、陈等同志说:“现在最困难、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后勤供应问题,就是粮食供应不上,弹药供应不上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加强后勤建设。而当务之急呢,就是要迅速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都不好解决!”杨立三、刘亚楼等人认为,彭总的意见很有道理。回去后,他们迅速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作了汇报。军委迅速发出指示,决定“在安东与志司驻地之间,组织志司的后方司令部”。

为贯彻军委的指示,1951年5月14日晚,彭德怀在空寺洞志司驻地召集志愿军党委常委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甘泗淇、解方、杜平等人开会,研究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等问题。彭德怀开门见山:“有一个事情,咱们得先定一下。中央决定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说‘志后’在志司首长的意图和指挥下进行工作。现在中央又给我发来电报,要求志后司令要由志愿军一个副司令兼任。现在我们就先定一下,谁来兼这个后勤司令。”洪学智一听彭总这话,就预感到八成得由自己来兼了。因为一到朝鲜,后勤就是由自己来兼管的。志愿军的副司令员一共四人,朴一禹是朝鲜人不能兼,邓华和韩先楚原来也都没分管过后勤,自己不兼谁兼?但是从内心来讲,洪学智并不愿意兼这个后勤司令,原因是:第一,自己长期以来一直是做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对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更熟悉;第二,朝鲜战争的后勤工作太难搞,担心搞不好,搞砸了,没办法交待!

现在研究后勤司令的人选,洪学智不想兼,又不好提别人兼,就一声不吭。但邓华、韩先楚、解方、杜平等人情绪很高,他们纷纷说还是由老洪兼好。听到这里,洪学智急了:“我兼不了这个后勤司令 !”一直没有说话的彭德怀打破了沉默:“为什么?”“前一段让我管没有管好,现在兼任这个司令,还是搞不好呀。别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干,这个司令还请别人干吧!”话说到这个份上,彭德怀急了,拍着桌子吼道:“你不干?行!你不干,我干!你去指挥部队吧?”在大家的劝说下,洪学智看实在推辞不掉了才说:“如果非要我兼,得让我讲个条件。”彭德怀问:“什么条件呀?”洪学智说:“第一个条件是,干不好早点撤我的职,早点换比我能干的同志,第二个,我是个军事干部,愿做军事工作,抗美援朝完了,回国后不要再让我搞后勤了,我还搞军事。”彭德怀笑了:“我当是什么条件呢,行,答应你,同意你的意见。”

1951年7月,美军趁朝鲜北方发大水的机会,对我后方发动了“空中封锁战役”,想把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彻底切断。得知这一情报后,彭德怀对洪学智说:“洪大个儿,敌人要把战争转到后方了,这是一场破坏与反破坏、绞杀与反绞杀的残酷斗争,前方是我的,后方是你的,你一定要打赢它!”在美军每天出动900多架次飞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在洪学智等人的领导下,志愿军发明了片面运输、顶牛过江、合并转运、水下桥等巧妙的运输战术,建立起了一条比较正规化、统一的网状战斗化后勤体系。在洪学智的领导下,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赢得了“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美誉。1952年5月31日,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汉城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1951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之际,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10月25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举行隆重的授勋大会。彭德怀对自己被授予这一最高殊荣,始终感到不安。会后,他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在1954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也问洪学智:“洪学智,我听说你不愿做后勤工作?”“是的,主席。”“你为什么不愿做后勤工作呀?”“我一直是做军事工作的。”“朝鲜战争时你怎么又做后勤工作了?”“主席下的命令啊。”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啊,原来你怕命令啊。”

仗义执言遭厄运

 1953年8月,洪学智离开朝鲜战场,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4年寒假期间,洪学智回到北京。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找到洪学智说:“军委已经决定了,春节后你不到南京去学习了,现在工作需要,让你马上到总后工作,已经通知了军事学院。”洪学智感到很突然:“难得有这么一个学习机会,能不能按照计划把学习搞完再回来工作。”黄克诚说:“现在总后的工作很多,许多事情都是开创性的,头绪繁杂,机构要调整,许多标准要制定,所以军委才决定你不要脱产学习了,马上回来工作。”

1954年2月28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洪学智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参谋长。当时学习苏联,参谋长是部长的第一代理人,以协助部长工作。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42岁的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之一。洪学智在红军时期曾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任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兵团副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以这样的经历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当之无愧的。 1957年,洪学智正式接替黄克诚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直到1959年10月。上任不久,洪学智就提出撤销已经建立并隶属于中央军委的总财务部,总财务部仍并入总后勤部。中国复杂的地理因素,使军队驻扎条件大不相同。如何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后勤工作一项重大的课题。1959年3月洪学智从格尔木进藏,实地调研进藏部队后勤工作情况。西藏平叛胜利,后勤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被撤销军内外一切职务,唯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党内职务。1959年8月18日至9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揭露彭德怀的错误。有人首先站起来,揭发了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以及同高岗的关系问题。会场顿时一片哗然。接着,就有人发言了,说以前被彭德怀蒙蔽了,现在终于认清了他的真实面目。

在批彭的声浪中,也有人敢于仗义执言。邓华第一个站起来:“彭老总根本就不懂外语,怎么会与外国人串通,他们说了什么,翻译可以作证。”洪学智也义愤填膺地替彭总说话:“彭总百团大战至多不过是命令请示得晚,打鬼子什么时候都是对的,抗美援朝是毛主席的指示,彭总执行得很好,总不能也说错吧?一个人有功有过,不能一说过就把功给抹杀了。”有人好心劝说洪学智:“彭是一方面军的,你是四方面军的,彭是八路军,你是新四军,你在里面掺和什么?你不参与,人家都怀疑你,你一参与,就危险了。你是林总的老部下,和林总对着干,有你什么好处?”洪学智说:“我不管他是什么一方面军还是八路军,我就要把事实说清楚,开会的目的是教育,而不应该整人。”邓华、洪学智等人也为自己的仗义执言付出了代价。如果他们及时地和彭德怀“划清界限”,就会安然无恙。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在这次会议上,副总参谋长邓华、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等人,被错误地划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被称之为小“彭黄张周”,被迫交代所谓的“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总后被诬为彭德怀的“黑窝子”,洪学智和彭德怀关系不一般,对他进行了批判。

1959年10月,邓华与洪学智被撤销军队领导职务,转业到地方工作。邓华到四川担任副省长,洪学智到吉林担任省农业机械厅厅长,后任重工业厅厅长。1970年底,洪学智又被下放到金宝屯农场劳动。在农场,洪学智种菜养猪放牛做豆腐,年近六十仍与年轻人比试扛粮食。一次晚饭后,洪学智与知青孙炎锋一起散步。走到菜园旁边一块刚收获过的玉米地时,发现农场护青人员正在追赶一群拾玉米的老乡。洪学智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孙炎锋回答说:“农场专门组织了护青人员,不让附近的老乡去捡拾丢弃在地里的玉米。”洪学智断然说:“这个规定不行,我得找军管会说说去。”孙炎锋说:“你别多管这种事,太平点算了。”洪学智说:“那不行。我不信合情合理搞不过无情无理!”在见到军管会主任后,洪学智严肃地对他说:“这块地已秋收完了,过几天就要秋翻,不去拾它不是白白浪费了吗?为什么老乡们拾点落下的玉米就要赶他们?要知道,这里的老乡连粗粮都吃不饱,你们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军人,你别忘了军人的生命线是保护人民,为人民服务,永远别忘了人民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很快,农场为附近挨饿的老百姓放宽了拾玉米的政策。消息传开后,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由衷地说,洪将军是个好人啊,敢为咱们农民说话。

一天,洪学智专案组组长带人来到农场,径直问洪学智:“你的思想汇报写了没有?”洪学智的回答很干脆:“没什么好写的。你们说我是三反分子,我到底反了些什么?我一不反对毛主席,二不反对毛泽东思想,三不反对党,要我写什么思想汇报?现在不写,以后也不写!你们看着办!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三忠于分子!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的。历史会证明的。”专案组组长不甘心:“你这段时间的劳动态度怎么样?”洪学智生气了,拍着桌子说:“你别问我!我在这里怎么样你去问军管会,你去问这里的群众,以后再不要来问我!”见洪学智发怒了,专案组组长只好带人怏怏离去。 对于洪学智,毛泽东是了解的,也很关心他。一天,一位同志告诉洪学智,说毛泽东问韩先楚:“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他到哪里去了?”韩先楚说:“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听说他在吉林。”毛泽东托韩先楚转告洪学智:“庐山会议,他是个认识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洪学智是八大候补中央委员,到北京参加中央全会时,韩先楚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了洪学智。毛主席的挂念,让洪学智激动不已,他对韩先楚等同志说:“请你们转告毛主席,我现在在吉林工作很好,学了很多东西。”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再次问周恩来:“洪学智在搞什么?”周恩来说:“洪学智在东北的什么地方。”事后,周恩来向沈阳军区领导询问洪学智的情况,吉林省革委会负责人听说后,才赶紧把洪学智从农场调回长春工作,担任省石油化工局局长。虽然还没有完全“解放”,但在林彪集团覆灭后,洪学智的处境毕竟好多了。一次,孙炎锋到长春去看望洪学智。在请孙炎锋吃饭时,洪学智显得非常开心:“小孙啊,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洪学智呢!”

1977年,邓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部队,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回到北京后,中央军委问他还有什么要求。邓华没有提及还在四川的家人,而是提到了洪学智。邓华与洪学智是老战友,老搭档,他们长期朝夕相处,感情很深。1950年8月,邓华出任第13兵团司令员后,受命赴朝之际又想到了洪学智。这时已有消息说洪学智要安排到海军工作,但邓华还是向中央提出请调洪学智的要求,得到中央的批准。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后,洪学智也受到了牵连。近二十年来,邓华心中一直怀着深深的歉意。要不是将他要到志愿军总部来,洪学智肯定不会遭此厄运。邓华随即同几位同志商量后,向中央军委领导呼吁:“一定也要把洪学智弄回部队!”

军委领导立即接受邓华等人的建议。翌日即8月18日,洪学智正在长春参加庆祝中共十一大召开的大游行。这时,有人找到他说:“你不要参加游行了,赶快回去,简单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回北京,中央派来的飞机正在机场等着呢!”洪学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来人回答说:“中央组织部通知的。”洪学智说:“已经到了吃饭时间,吃了饭再走。”这位同志说:“飞机上准备了饭,在飞机上吃。”

就这样,洪学智离开了工作17年的东北,回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洪学智才知道,自己在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这次是来北京参加军委会议的。邓华听说洪学智回来后赶来相见,他含着热泪,紧紧握着洪学智的手:“昨天才提出建议,没想到你今天就回部队了!”洪学智也动情地说:“咱俩要好好喝一杯啊!”叶剑英调洪学智重回总后,邓小平点将,洪学智走马上任,当上了国防工办主任。国防工办在洪学智的领导下,贯彻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精神,大力开展民品生产。从汽车到电视机、照相机等大批产品很快问世,著名的嘉陵摩托车就是在此时问世的。

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

1980年1月,中央军委再次任命洪学智为总后勤部部长。1980年3月,总政治部下发了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关于洪学智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决定为洪学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洪学智再次回到总后,心中感慨万千。由于十年动乱对军队的影响未除,总后派性严重。为贯彻中共中央决议,洪学智公开提出文革中的两派都是错误的说法。有人到处告状,也有人说洪学智捅了马蜂窝,但是党中央和胡耀邦总书记对洪学智表示支持与肯定。

1981年5月4日,洪学智、王平等总后领导同志就国防费开支和有关后勤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向军委主席邓小平进行了一次汇报。邓小平对后勤工作做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长期以来,人们对后勤工作有一些模糊认识。后勤部门究竟是只管收收发发,还是要对后勤建设全面负责?各级后勤部门是受本级党委、首长的领导,还是同时要受上级后勤业务领导?1952年经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批准的总后勤部关于全军后勤组织原则与领导关系决定的报告,曾明确规定上级后勤对下级后勤是业务领导关系,各级后勤受本级部队党委、首长和上级后勤的双重领导。洪学智问,能不能重申1952年“决定”的精神?邓小平当即指示:“关于后勤的职能、工作关系,以1952年那个文件为基础,你们可以起草个文件,并根据新的情况,写明职能、工作关系,以及后勤实行双重领导,后勤与司、政机关的关系,等等。经过军委讨论后,发下去执行。不要顾虑争什么权,你洪学智同志还争什么权?”

洪学智向邓小平汇报到目前后勤编制职务比同级司、政干部低半级到一级,不少后勤人员感到后勤工作低人一等。现在只讲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一般应参加常委,未提后勤主要领导参加,致使原来参加常委的同志又退出来了。这样对各级党委了解后勤情况、加强党委对后勤工作的领导都不利。邓小平指出:“副职不一定都参加常委,至于后勤主要领导同志参加常委的事,当时没有人提。后勤跟司、政一样,应有一个主要领导同志参加常委。像军委办公会议一样,三总部各有两位同志参加。”从此,军队各单位的后勤负责同志兼任本级党委常委,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面对新的形势,洪学智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决议。1980年4月,全军后勤工作座谈会召开。洪学智提出,现代化的军队必须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现代化后勤来保障,要加强后勤战斗化建设。在新时期,洪学智在全军后勤系统开展了一系列大调查、大整顿、大建设。就其规模、范围和解决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来说,这些措施在我军后勤史上是空前的,对于推动我军后勤工作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洪学智的倡导下,总后一半的干部下基层调查,为基层部队官兵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洪学智也亲自带队到了新疆深入到基层哨所。各路调查组带回了调研报告,也带回了录像资料。基层部队官兵的艰苦生活,让老帅们感慨不已,潸然泪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座谈会上,洪学智进一步提出,后勤工作必须坚持“两个适应”:“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求”。洪学智凭借着长期丰富的阅历,以其决策者的战略眼光与复合性的才能,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贯彻精简军费的要求,强调经费使用要保障重点,钱少要把事情办好,人少要把工作做好。他提出建设适应现代化战争要求的随时能打、并可保障战争胜利的战斗化后勤;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建设,改善交通网络,建立后勤通信系统;领导后勤按照实战要求进行训练改革,加强干部后勤指挥、后方防卫训练,提高后勤战斗化水平和应变能力。

在军费缩减的情况下,为办好后勤工作,洪学智花费了很多心思。他运用了营养学理论来指导改善部队生活,提出“斤半加四两”伙食标准,即保障每个战士一天能吃上一斤半蔬菜和一两肉、一两禽鱼蛋、一两豆制品、一两动植物油。“斤半加四两”的伙食标准,在全军将士中广为流传。洪学智通过实施与落实一系列新政策,为我军后勤工作的现代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86年10月,洪学智率领中国军事后勤代表团访美。洪学智的幽默,令美国同行感到惊异。一次晚宴上,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莱昂斯上将问洪学智是哪所大学毕业的,能在朝鲜战场上建立“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洪学智开玩笑说:“我是你们美国的空军学校毕业的。”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莱昂斯也幽默地说:“欢迎你到我们这里来办公。”洪学智笑道:“不能来,你们还没有给我发毕业证哪!”

第二次被授予上将军衔

1987年11月,洪学智与张爱萍、余秋里、杨得志四位将军被任命为军委副秘书长(杨尚昆为秘书长),参与军委领导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为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恢复军衔制度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并于1965年6月1日开始实施。1980年3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要搞军衔制。经过反复征求意见与论证,1988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官授衔仪式。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给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徐信、郭林祥、王诚汉、赵南起、李德生、张震、尤太忠、刘振华、向守志、万海峰、李耀文、王海等十七名高级军官授予上将军衔。1955年和1988年,洪学智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这在我军的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在第二次授衔时,中央军委已经取消了元帅和大将的设置,上将成为新时期的最高军衔。在十七名上将中,洪学智名列第一,这反映了洪学智在军内的地位。曾有人问他对此事的看法,洪学智淡淡地说:“这主要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决定的,人的一生名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哪些贡献,干了哪些好事。”

1989年11月,洪学智从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从1990年起,他先后当选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离休。从1953年起,洪学智先后七次回到家乡安徽金寨。每次回到家乡,洪学智都邀请儿时的伙伴相聚共餐,谈笑风生,其乐融融。他给父老乡亲们说:“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伸手向国家要这要那,国家还很穷,你们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去改变家乡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