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沉入历史 —— 外蒙古的前世今生

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沉入历史 —— 外蒙古的前世今生

首先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也生活着同属蒙古民族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沙俄一直担心外蒙古的独立会对布里亚特人造成示范效应。

很多历史学家,将蒙古独立的起源,归于苏联支持下的“公投”。

这种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归因于一种罪因的方法,着实令人十分的舒畅,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最基本的事实是:今天蒙古共和国的民众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苏联支持下进行“公投”后才获得独立的,他们将1911年视为民族独立的起点。

这也是蒙古共和国为何在2011年庆祝独立100周年的原因。

这里要谈的,就是1911年外蒙古“独立”的事件。这要从清王朝讲起。

中华大地的正北部,横卧着广袤、多山的蒙古高原。

在这里,绵延着一片辽阔的富饶的沃土,她就是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过去中国人习称为外蒙古的地方。

不了解外蒙古的人,常常觉得那是一大片宽阔无垠的浩瀚沙漠、除了苍茫沙野、骆驼刺和荒原孤烟等混合而成的一副雄浑、古朴和静寂的景象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人的景致,置身其中,难生激荡的情怀。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不!这里的地型风貌,和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息繁衍的民族,都有一种奇异的迷人风采,一种与众不同的超凡情调,令人神往,令人忘返。

这是块真正的热土。

蒙古高原上的游牧人,首先是匈奴人、他们自称先祖是夏人苗裔。

在蒙古人心目中,“匈奴人——原始蒙古人”其颠朴不破的,同样是神勇、剽悍、刚毅,同样是大漠驰骋,同样是攻城掠地、威震朔方,从那金戈铁马、血雨腥风的历史中,他们似乎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民族魂的根源。

触目所及,今日已经没有匈奴这个民族了。

后世蒙古高原的游牧人相继兴起,其实未必是它的嫡裔。

时势造英雄。高原上升起一颗璀璨的明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此后,蒙古人经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马背上托起了泱泱大国。元朝一统中国,震撼欧亚。

但是,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始终没有真正意义的统一,从一开始就不断面临来自内部的分裂和来自外部被征服民族的反抗。

铁木真称雄百余年后,蒙古人合力创建的元朝帝国大厦气数渐尽。1368年,元顺帝杯揣玉玺,带妻子、老小,一只逃回蒙古高原,虽然国亡:但蒙古铁骑雄风犹在。明朝多次动刀兵,但蒙古余部败后分裂。

至明清之交,以蒙古高原的大漠为界,蒙古的势力分为实力较强的三大部,就是大漠以西的准噶尔蒙古,也叫漠西蒙古;大漠以北的喀尔喀蒙古,也叫漠北蒙古;以及大漠以南的漠南蒙古诸部。

明末清初时期的蒙古各部

在清朝初期,清政府通过战争和政治的手段收服漠南蒙古。

1638年,漠北喀尔喀蒙古三汗——车臣汗、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向皇太极献“九白之贡”(八匹白马和一头白骆驼),表达了友好。

但此时,喀尔喀蒙古和清政府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喀尔喀蒙古达延汗

到了康熙年间,准噶尔蒙古在噶尔丹的统治下迅速崛起,兵锋所指,首先就是喀尔喀蒙古。

喀尔喀蒙古在与噶尔丹的战争中连连败退,不得已,南下请求清政府派兵保护。

一代草原雄主葛尔丹

清政府接纳了喀尔喀蒙古诸部,将其安置在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呼和浩特和张家口一带游牧,由此引发了与噶尔丹和准噶尔蒙古诸部漫长的战争。

1691年,清政府在乌兰布通一举击败噶尔丹后,康熙在多伦召集喀尔喀蒙古上层贵族举行会盟。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多伦会盟”。

多伦会盟碑

多伦会盟将喀尔喀蒙古依漠南蒙古例编成34旗,废除了喀尔喀三部旧有的济农、诺颜等名号,贵族改授以汗、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正式确立了清政府和漠北蒙古之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被历史学家视为清政府统治漠北蒙古的起点。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统一西北地区与准噶尔贵族进行的多次战争,在清代文献中通称为“平定准噶尔”。

康熙平定葛尔丹纪功碑

战争结束后,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将喀尔喀蒙古与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地区合并称为乌里雅苏台,设乌里雅苏台将军,将乌里雅苏台将军所辖地区称为“外蒙古”,与漠南地区的“内蒙古”对应。

这就是“外蒙古”这一名称的由来。

外蒙古的归附,尽管是由于准噶尔的强大压力,但更多的是清政府仗义援手的结果。

因此,对于清政府的援助,喀尔喀蒙古贵族上层普遍是抱有感激之心的,终清朝一世,外蒙始终保持着对清政府的忠诚。

至清末时,面对全国遍起的革命烽火,一些满洲大将还想把溥仪接到外蒙古,依托内外蒙和青海、甘肃割据,并得到部分外蒙贵族的支持。

但是,清政府始终实施的“民族分治”政策,使得外蒙古对清政府的忠诚,始终只限于清朝皇室,而对于中原其他民族少有认同感,因此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程度也非常低。

例如喀尔喀蒙古,在康熙时分34旗,雍正、乾隆两朝又加以细分,多达86旗,各旗之间都划定牧场,严禁越境游牧,“内外札萨克之游牧,各限以界”。

对于内地迁往外蒙地区的汉族游民,清政府采取设置府州县厅的方法,与蒙古各旗分别治理,“分疆别界,各有定制”。

对于蒙汉之间的通婚也实行严格限制,汉人娶蒙古妇女要被官判离异,还要处以罚款。

蒙古人学习汉语、取汉族名字也要遭到处罚。

蒙古王公台吉等不准请内地书吏教读,或充书吏,其公文用词也不能擅用汉文。

蒙古人进入内地只能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等六处入关。

入关时登记人数,出关时仍照原数放出。擅自从其他地方进入内地,也要遭到严惩。

相对于清政府在外蒙执行得更加严厉民族隔阂的政策,对于内蒙贵族,则较为注重推广汉族的儒家文化,强调所谓的“忠孝之义”。

同时,内蒙贵族多有至内地为官者,而且大都官高爵显、深得清政府信任,比如出身于科尔沁蒙古的僧格林沁。

这些使得内蒙对于中原地区的认同感,比外蒙更强烈一些。

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在于塑造不同民族之间的认同感。

例如抗战结束后前苏联为何不能将东北三省划为己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的人民有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

清政府的种种做法,却使得其治下的不同民族彼此之间不仅缺乏认同与交流,相互的认识也极为肤浅有限。

所有的认同感都只能依赖皇权统治。一旦皇权没落,不同民族产生离心倾向也在所难免了。

同时,清末的西风东渐,也使得许多西学进入中国。

诞生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理论便是其中之一。

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理论主张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这不仅影响了蒙古、西藏、新疆地区的上层统治者,就是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也深受影响。

到辛亥革命时期,在新政府发布大量讨伐清政府统治者的檄文中,革命者们公然使用“犬羊之性”、“蕞尔东胡”、“逆胡”等诬蔑性语言,甚至赤裸裸地威胁:“又尔蒙回藏人,受我华之卵育者二百余年,尺布粒粟,何非资于我大国……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蹀足謦欬,与外蒙响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

这种思想不成熟的语言竟然能写入革命军的文件之中,可见民族之间的隔阂有多深,对国家的统一产生深远影响。

其实清政府也是按照蒙古各部与中央政府的亲密程度划分,分为内附蒙古和外藩蒙古,内蒙古和外蒙古同属外藩蒙古,各类蒙古的自治程度按照大小排序是:外藩内扎萨克蒙古>外藩外扎萨克蒙古>内附蒙古,自治程度依次相当于王国、亲王国、自治县,分别大约是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各类蒙古共和国、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外的各类蒙古族地方。

也就是说,清代内蒙古其实独立自治程度高于外蒙古,但是外蒙也始终享有高度的自治。

况且清政府在外蒙并无一个统一的政府机构管理地方事务,只有一个乌里雅苏台将军统管各部军政事宜。

由于清政府在外蒙驻军数量不多,乌里雅苏台将军的职能,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与各盟旗的贵族。

清政府任命乌里雅苏台将军大臣的任状

各盟旗的王公贵族在实际上一直都有很高的自治权,清政府通常不加以干涉。

从16世纪开始,沙俄侵入西伯利亚,开始对外蒙古地区进行渗透,鼓动外蒙古王公分裂。

1727年中俄签定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合称《布连斯奇条约》),肯定蒙古属于中国。

沙俄则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特权。

185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说“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

在沙俄和清朝政府签订的多数不平等条约中,都有关于俄国在蒙古利益的条款。

在这段期间,俄国极力推进和蒙古各部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交流。外蒙古的独立活动就是在19世纪后期开始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的逐渐瓦解,在沙皇俄国驻库伦(现乌兰巴托)领事的策动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派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出使俄国,后在库伦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

随后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

至此,外蒙古与1911年的“独立”正式拉开帷幕。

尽管如此,此独立还是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

1913年沙俄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恰克图协定》,将此声明具体化。

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

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

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外蒙古实行自治,但实际上为沙俄所控制。

当然,沙俄反对外蒙独立也是出于其自身的利益。

首先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也生活着同属蒙古民族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沙俄一直担心外蒙古的独立会对布里亚特人造成示范效应。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时俄国沙皇专制统治已经陷入深刻的危机,革命出现高潮。在远东和日本正争夺殖民地,在欧洲俄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的一系列军事失败。

因此无力在外蒙地区投入太多的军事部署,从军事上保护外蒙的“独立”地位。

从1911年开始的外蒙“独立”事件,给中俄两国关系留下了严重创伤。直到如今,这种创伤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沉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