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毛泽东亲任首脑的中共最高情报调查机构-中央调查研究局
1941年的夏天，正是二战进入最为波谲云诡的时刻，德国对苏联发起了“巴巴罗莎计划”，全面攻入了苏联领土，一路长驱直入。日本则在南进还是北上中选择徘徊。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时刻。
巴巴罗莎计划示意
在延安，为应对国内、国际政治、战争形势，中共做出一个了影响深远的机构改革决定。即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在中共党史，情报史上划下了浓重的一笔。
抗战延安鸟瞰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内设调查局（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调查局最高首长为主任（后正式称为局长），由毛泽东兼任。副主任任弼时兼任。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调查局（情报部）设四个分局：
第一分局设立在晋察冀边区，担负收集日本、满洲及华北材料；
第二分局设立在香港，担负收集欧美材料，同时收集日本及华中、华南沦陷区材料；
第三分局设立在重庆，担负收集大后方材料；
第四分局设立在延安，担负收集西北各省材料(交西北中央局负责)。（1941年12月4日，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下设调查处、边区研究室、友区研究室、少数民族研究室、军事研究室、办公室。）该机构稍后另文叙之。
任弼时，朱德
政治研究室设：中国政治研究组、中国经济研究组、敌伪研究组（包括日本中国沦陷区及其他被日本侵略地带)和国际研究组(包括苏联欧美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
党务研究室设：根据地研究组、大后方研究组、敌占区研究组、海外研究组（研究南洋印度各地党的现状与政策）。
该《通知》还要求：中共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上海省委，南方工委及各独立区域之我党委或省委，均须设立调查研究室，专任收集该区域内外敌、友、我三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详细材料加以研究，编成材料书籍与总结性文件，成为该局委工作之助手；并责成各局委将所得材料供给中央调查研究局。
抗战时期的延安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决定指出：
我党是一个肩负伟大革命任务党，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之调查研究，方能有效组织力量推翻日本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中央决定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搜集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各阶级关系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的直接助手。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
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
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 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
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农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
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抗战时期延安鲁艺旧址
《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是中共情报工作历史上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标志着中共情报工作由获取警报性，保卫性情报为主向以军政战略性情报搜集为主的重大战略转变。
党务研究室由任弼时为主任 ， 下设根据地、大后方、敌占区、海外四组；
任弼时兼根据地组组长。
陈云兼大后方组组长 。
陈云在延安
敌占区研究组组长为康生。
海外研究组组长朱德兼（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朱德兼任）。
政治研究室毛泽东兼主任， 陈伯达为副主任， 下设政治、国际、敌伪三个研究组。
建国后，任期最长的农业部部长鲁廖言
政治研究室秘书为廖鲁言；中国政治研究组组长先后为邓力群、许立群；国际研究组组长为张仲实；敌伪研究组组长为李初黎；
中国经济研究组组长先后为丁冬放、黄松岭；党派研究组组长刘惠之。
建国后，曾任央行副行长的丁冬放
中共中央并决定，中央情报部隶属中央调查局；七大前中共中央不设政权部，工作由党务研究室担任。
1941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各抗日根据地政治和党务的调查研究由任弼时指导。
1941年12月1日，任弼时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党务研究室负责政策的制定，供给党校学习材料和教员。
1941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华侨委员会与中央党务研究室海外研究组合并成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德兼任。
延安时期的刘少奇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组织部、统一战线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委等中央各口最高部门统归组织委员会管理，由刘少奇任书记。同时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将现有之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之部分、图书资料室合并，另行组成短小精干的中央研究局，设局长，副局长。下设党务研究室、材料室和图书馆”。“原有调查研究局名义取消。”
精简后的中央研究局局长刘少奇，副局长杨尚昆。党务研究室主任王若飞，秘书为宋平；材料室主任为邓力群， 下分政治、经济、国际三个组；图书馆副主任为王于野。
杨尚昆
在中共里程碑的七大召开之前，中央调查研究局实际上承担着中共对整个中国、国际形势的资料分析、判断，为中共今后的战略走向提供着决策依据。
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情报制度）是史无前例的。这时期的情报工作以毛泽东思想（虽然，此思想明确是在1945年的七大会议上，但此时指导中共整个斗争无疑已经是以其为实践指导的）为指导，具体依照革命军事理论、人民战争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社会调查理论等做支撑，不仅与安全保卫相结合，还与作战参谋、军民联合、群众动员、统战联络、新闻宣传等相结合，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战争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