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褚英之子，战死长沙，是清军对明朝作战中阵亡的最高将领
清太祖努尔哈赤嫡长子名褚英，也就是广略贝勒。庄亲王舒尔哈齐死后，努尔哈赤开始逐渐让长子褚英带兵并主持一部分军政事务。褚英广有战功，努尔哈赤因其英勇，封号“阿尔哈图土门”（译为“广略”）。万历四十一年（1613），以嫡长子身份和多年战功，褚英一度被立为后金政权的汗位继承人。辽阳大战时，他因贪杯贻误军机，遭解除兵权。当此时，努尔哈赤的“开国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和扈尔汉以及一些兄弟们和褚英不和，于是在努尔哈赤面前告状，努尔哈赤经过调查也发现了褚英存在的问题，遂解除他的兵权。褚英将不满溢于言表，后被废除太子位，遭到软禁。之后褚英焚香诅咒告状的五大臣和兄弟，并扬言掌权后处死五大臣和那些兄弟，被再一次告状。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下令处死褚英，时年仅三十六岁，后葬清东京陵，褚英墓被当地百姓称为“太子坟”。清太宗即位后，又改封褚英为广略贝勒。
褚英共有3子，长子杜度、次子国欢、三子尼堪。其中杜度授封贝勒，同样能征善战。二子国欢知书达理，到27岁而亡，尚未封爵。三子尼堪则是清初理政三王之一。尼堪于崇德元年（1636）封固山贝子。又在顺治元年（1644），以战功进多罗贝勒。再到顺治五年（1648）进封为敬谨郡王。翌年（1649）进封为敬谨亲王，后两次复降为郡王。顺治十年（1653），尼堪平定孙可望，在湖南战死沙场，是对明朝作战中阵亡的最高级别将领，顺治帝闻讯悲恸：“我朝用兵，从无此失。”赐谥号庄，也就是敬谨庄亲王。同年，尼堪年仅3岁的次子尼思哈受恩典得承袭敬谨亲王。但到了顺治十七年（1660）不幸薨逝，谥号悼。少年尼思哈并无子嗣，又准其哥哥尼堪长子兰布袭贝勒。至康熙朝又感念尼堪军功，进封兰布郡王。再至康熙七年（1668），进封亲王。翌年（1669），鳌拜获罪，兰布因娶了鳌拜女儿，受牵连降爵至镇国公。康熙十七年（1678），卒于军中。兰布子赖士，袭辅国公。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皇帝以尼堪功著，力战捐躯，进镇国公，得世袭。
敬谨亲王尼堪家族墓位于今房山区长沟镇南甘池村南侧，墓地为顺治皇帝所赐，共有三处。不少文献记载称该坟地所在地为东甘池村，但据笔者实地走访得知应是南甘池村南口路东。在村内询问老人时，均称已经多年未见到遗存“王八驮石碑”，但他们尚能指明大致方位——在村子外东边。后来笔者在南甘池村南口路东侧找到了两通螭首龟驼碑，今已被圈进院子内，周围还有松柏荫遮。两通碑所在位置是当年敬谨亲王家族墓老坟地，占地40亩。墓主为敬谨庄亲王尼堪和其二子敬谨亲王尼思哈。原本在老坟地西侧还有坟地35亩，葬的是尼堪长子遭削爵敬谨亲王兰布。老坟地东侧有小坟地一块，内有土坟13座，占地五亩。事实上根据记载，尼堪和其子尼思哈的园寝也很有特点，因为两座墓并不设宝顶，而是大土坟。而大土坟前的建筑规格并不低，宫门三间，门钉九排，石狮一对，出廊朝房各三间，碑亭两座。进宫门有享殿五间，位于月台之上。
1936年，王爷坟遭到盗发，据说棺木已经朽坏，并未见到骨殖。地宫也并非石券，而是三合土夯筑。在此之前，王府后人已经将王爷坟周围木材卖掉。解放初期，因修建铁路需要，政府将王爷坟大坟头平毁。1956年前后，曾有石匠到东甘池来买仅存的两块螭首龟驼碑，出价上千元。村干部出于保护历史遗迹的目的，拒绝了这一买卖。时至今日，敬谨庄亲王家族墓也仅剩下这两通石碑遗存。其中，尼堪碑位于东侧，碑座雕马，落款顺治十二年。形制略小的尼思哈碑位于西侧，碑座雕鹿，落款顺治十八年。近日笔者到东甘池、南甘池一带寻访石碑时，正值东甘池村拆迁动员阶段。村子内挂满了横幅，标语书“早日签约早得到，观望拖延一场空”，并有宣传车来回广播，让村民及早签约，早日拆迁。在王爷坟遗存石碑的院子里，笔者与村民聊起村庄拆迁后石碑的归宿，老人说石碑应该还会放在原处吧，毕竟已经立在那快四百年了。这淡淡的一句话，正道出了历史的沧桑。
（2016.10 本文是笔者《三访北京境内清代王爷坟》系列的第27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