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因杀人入狱，却每年能在狱中捞几百两银子，让他出狱他都不肯
方苞自幼聪明，四岁能作对联，五岁能背诵经文章句。二十四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康熙五十年的时候，《南山集》案爆发，方苞因给《南山集》作了一篇序，则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不久，他又被押解到京城下刑部狱，定为死刑。
在清朝时期，有一种死亡被称为 “庾毙”，则泛指在监狱里病死的人，对于这种死亡，官府是不用负责的。清人张集馨，就曾在其外放为山西朔平知府期间，写过山西省的庾毙者：每年不少于一二千人。可以说，这般高的死亡率，和清朝监狱的生存条件恶化离不开关系。
但是，究其根本，则在于当时监狱管理者的权力恶性膨胀所导致。都知道，看守监犯，本是是社会底层的差役。明面上，他们自是无权的。然而，这监狱中，隐权力暗生，潜规则横行，狱吏如刀俎，监犯如鱼肉。狱吏的举手之力，竟可决定监犯的死生祸福。
在清朝的文学家方苞身陷囹圄之时，他就见证了狱中公权私用的种种混乱不堪的事件。出狱后，他挥笔写下《狱中杂记》，以供我们知晓这人间地狱。方苞在文中叙述了，他看到每天都看到三四个“庾毙”的犯人。对于此现象，这位被称为“江南第一”的才子很是不得其解。
但同牢房的杜知县则告知他“这是瘟疫的原因，多时每日数十人”。杜县令还解释道:“狱里有四座老监，每座都有五间房，牢役只开中间的窗户和天窗。旁边的四间都不开窗，但是，里面却常关着二百多人。落锁之后，犯人便溺、饮食、睡觉，全在里面。冬日，贫穷的犯人席地而睡，春日气候多变，易病逝。夜里又落锁，便是活人死人睡在一起，瘟疫便传染开了。”
并且，除去上述的老监外，大牢中还有另外五间房子，生活条件相对好一些，称为“现监”，按旧典，这是用来关押犯事官员、轻罪犯人及涉案证人的。而如今，权衡犯人关押地点的标准不是罪名大小，竟是那些“黄白之物”。与方苞同案的朱翁、余生，本不应重罚，却都“庾毙”于老监。
之后，方苞从杜君那里了解到，这刑部大牢中，寄生一群以监犯膏血为食的蛀虫。他们视监狱为财源，稍有牵连也不放过。不管三七二十一，抓到一律下老监。而后，狱官明里暗里的表示：“交赎金则能换牢房”。一面是生命安危，一面是威胁勒索，已在老监中尝尽苦头的倒霉蛋们，哪里还有商量的余地? 至于，身无分文而又无依靠的囚犯，则成为对其他人的警告。
可以说，这“买命钱”，同交给绑匪的赎金无他差别。
而便是绑匪绑票，却也是暗地里头下手，选着那保护不周的富贵人家。这狱吏则是依仗着明面上的黑暗处，使多数人遭受了飞来横祸，这就是监狱里的“刀俎鱼肉”关系格局。狱吏利用这一关系，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交易方式：囚犯是鱼肉，掏出了财物，以换取更好的待遇；狱吏是刀俎，掌握着囚犯全部的定价权。
随着笔杆的挥动，我们且看着这刀俎格局下的交易模型。
而囚犯的命运，除了关押，还有遭受刑罚。胥吏杂役之类本是无权的，但是，不乏老奸巨滑者，上下其手、擅作威福，借此敲诈犯人。据方苞了解，行刑的吏役，常暗中勒索，以金钱数量权衡行刑轻重。同案的三人，一个病了一个月，一个半月伤好，还有一个竟当晚就同往常无异了。
之后，方苞向人打听，囚犯有贫有富，既给了钱，又何必拿多少做分别？知情人说：“若不区别对待，谁肯多交钱?” 甚至，在监狱的刀俎格局中，便是死囚，也是难逃给钱的命运。这便是对于被判凌迟处死的人，一击毙命和千刀万剐的区别。对于要绞刑的死囚，则是一次断气和留一口气再来的区别。你说，这钱你花不花?
方苞震惊这种连临死之人都不放过的行为，他认为：既无深仇大恨，若真的拿不出来钱，又何妨放人一马以积阴德。而小吏惊道：“这是牢中的规矩，绝对不可以破例。”是的，“规矩”，在刀俎格局中，不仅要被宰割，还要被“规矩”宰割。这样，才能使整个格局的利益分配不会受到个人的因素影响。
更有趣的是，那大牢之内不乏日久后，和狱官狱卒狼狈为奸的囚徒，适应了刀俎格局，从“鱼肉”的角色变成“刀俎”的角色。这类角色，称为“牢头”。在方苞笔下就描绘了一位李牢头的故事。李某因杀人入了狱，却每年都能捞上几百两银子。之后，李某因大赦出狱，却在几个月，替那同乡顶了罪，以便再回至监狱中。
若非了解牢头在监狱中的地位与收益，怕是以为此时的李某坐牢坐傻了。可以说，监狱这地方，自古就是近乎被笼罩在黑暗之下，而那个“刀俎格局”更使它成了人间炼狱。无论是改善生存环境的期望，还是重建一个管理更为恰当的监狱。而这“刀俎格局”若是没个规范的制度，从根本治理，则只会愈加黑暗腐败。
方苞在狱中两年，仍坚持著作，最终，著成了《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两书。康熙五十二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之后，始得康熙皇帝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康熙六十一年，方苞任充武英殿修书总裁。
参考资料：
【《狱中杂记》、《清史稿·方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