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中国将军第一省，为何如今存在感这么低？
在中文语境下，用“人杰地灵”来形容某地的历史和文化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个词可以礼节性的、不假思索的套用到任何一个地方。但这个几乎被用滥的成语，最初只是用来描述一个特定的地方——江西。
今天的江西存在感似乎不强，往往为人所忽视，但看似平凡的江西，温和淳朴的江西人，在中国历史上起的作用并不小——如果以开国将军为准，中国第一将军省就是江西，江西籍的开国将军共有327名，占开国将帅总数的20.26%，也就是说每五个开国将军中就是一个是江西人。
这个答案可能会让人有点惊讶。为什么看起来并不显眼的江西，能出这么多将军？或者说，出了这么多将军的江西，却又不引人注意？这还得从江西自身的历史文化找原因。
江西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东与浙江和福建相邻，北面是安徽和湖北，西面是湖南，南接广东，赣江自南向北纵贯全省，注入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江西三面环山，西面是幕阜山、九岭山和罗霄山脉，东面是怀玉山和武夷山脉；南面是九连山和大庾岭，北面紧邻鄱阳湖和长江，形成一个开口向北的盆地，著名的庐山就在北部开口的边缘。
江西的形状略似湖南，盆地的造型又略似四川，平原占30%左右，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物产丰富，总体上比较宜居，所以是中国南方较早出现文明的地方，在一万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新干县大洋洲乡商代大墓中
出土的青铜器造型独特精美
距今3000多年前的樟树吴城方国遗址、瑞昌商周铜矿遗址、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见证了那个时代江西的矿冶技术和青铜文明，表明这里曾是中国长江以南最早跨入文明门槛的地区之一。
在商代，江西境内就出现了由当时还属于百越的“江西人”所建立的“干越国”，拥有较高的青铜铸造技术，与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当——颇有传奇色彩的铸剑大师干将就是干人后裔。
后来干国被吴国吞并，江西为吴、楚、越所分，秦统一天下后，设置了九江郡，江西全境基本在其中，秦末时又将九江郡南部分割，设置了庐江郡和豫章郡，其中豫章郡奠定了今天江西省的大体范围，治所设在南昌县，今天的南昌、赣州、吉安等主要城市都是在秦汉时代设置的县城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隋唐时期，江西地区最多时设有8个州，唐玄宗时期设置了一个名叫“江南西道”的监察区（非行政区）。宋代时江西被一分为二，分属于江南西路和江南东路。元朝时设置了“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简称江西行省，这是“江西”这个名称首次作为一个行政区出现，不过那时的“江西省”还把广东的大部也包含进去了。
之所以叫江西，是因为这块土地在长江南岸的西部，如果从北向南看，处于长江南岸的右侧，所以也称江右，那么长江南岸的东部当然就叫江东或者江左了。明清时期基本上沿袭了元朝的区划，民国则将清朝的府州厅一律改为县，1926年北伐军进驻南昌后，将南昌设为市，行政区划沿用至今（婺源曾被归于安徽）。
▲今天江西省的行政区划
江西距离中原的距离与湖南基本相当，在商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江西的发展一度沉寂，这与江西“吴头楚尾”的边缘位置有较大关系。由于没有形成天然的政治中心，所以不像秦楚齐吴那样有独立的文化，直到汉初设郡，才把东起武夷山，南至大庾岭，西起罗霄山，北连赣江的这块“天然成一统”的地域，以豫章郡的政区形式固化下来，形成江西的初步面貌，直到今日。
由此可见，江西的出现主要来自于中央政府一步到位的规划，而非天然形成的区域，大多数江西人也是中原地区的移民后裔。由于位置比较边缘，江西很难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甚至也不是文化中心。
但利弊总相生相伴的，较低的存在感，良好的自然条件，反而令古代世界中的江西不像关中和中原地带那样容易成为矛盾焦点，不属于兵家必争之地，变乱少出，成为孕育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摇篮，这正是初唐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盛赞江西“人杰地灵”和“物华天宝”的原因。
从秦汉至明清，中国政治中心东移，经济重心南移是大趋势，江西的发展深受这种变化的影响。隋炀帝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实质上反映了西部政治中心从被动到主动向东部经济重心靠拢的趋势。从五代到北宋，完成了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过程；元、明、清的定都北京，更巩固了中国政治中心东移的格局。
北京距离东南发达区更为遥远，但大运河极大地缩短这个空间距离，同时也使运河──长江──赣江──北江──珠江成为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全长近三千公里，贯穿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广东八省市，在江西境内几占四分之一，这是江西在隋唐之后日渐发展起来的物质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原先发达的北方先后经历了两晋之际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和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三次大动荡，导致北部居民大量南迁，将相对发达的生产技术和宗法制度带到了江西，家族化和“耕读治家”的生活方式由此形成。江西人进可入仕取得功名，退可居家温饱无忧，这是江西发展的人文基础。
从8世纪至18世纪，即从中唐到清朝中叶，江西经济文化发展进入“黄金期”。安史之乱后，江西成为唐王朝财赋重心之一，“朝廷倚为根本，民物赖以繁昌”，白居易《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称：“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两宋时期的江西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人口和物产，均居各路前茅。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全国在册户口数为2026万户、4532万口，江西地区为201万户、446万口，约占十分之一，居各路之首。
▲景德镇精致的瓷器闻名于世界
到了元明清，江西的经济优势继续存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在册户、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3％，仍居各省之首，明代江西在册人口长期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仅次于浙江，但江西每年所纳税粮却超过浙江，由此可见产粮之多，清代江西交纳的田赋要占到全国的10%到20%。
由于江西人口多，还成为人口的输出地，我们都听说过“湖广填四川”，其实还有“江西填湖广”，尤其在湖南，因为许多人祖上多来自江西，所以江西人也就被视为亲戚，得了个“老表”的亲切称呼。
▲壮丽的滕王阁，不过这是在1985年
按照梁思成绘制的《重建滕王阁计划草图》重建的
江西的农副产品，如茶叶、纸张、苎麻、兰靛、木竹、油料以及制瓷、造纸、木竹加工、布匹、火药等手工业，也一直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江右商帮”遍及云贵川黔两广两湖。有学者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为51所，占12％，仍居各省之首，这些会馆多为江西商人出资建造。
有这样好的经济基础，文化想不发达也不行，以科举而言，仅在宋代江西一地就产生了进士五千余人，还有不少是一门数进士，王安石、曾巩、刘恕、孔文仲等一门三进士，洪迈一门四进士，乐安流坑董氏家族甚至有一门同科五进士。
在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下，从汉至清，江西产出的人才呈现递增之势，汉代著名经学家徐稚（就是“徐孺下陈藩之榻”中的那个“徐儒”）；晋代文学家和隐士陶渊明；“唐宋八大家”中之三——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王安石、欧阳修、曾巩；开创了江西诗派的北宋诗人黄庭坚；北宋词人姜夔；父子词人晏殊和晏几道；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南宋哲学家陆九渊；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朱熹；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元代旅行家汪大渊（远航至东非）；被称为“中国狄德罗”的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的作者）；明代戏剧家和文学家，“中国的莎士比亚”汤显祖；《永乐大典》的总编解缙；清初画家“八大山人”朱耷；建筑世家“样式雷”……。
可以看出，古代江西出人才主要集中于政治和文哲领域，那么军事人才有没有呢？当然有的，汉朝第一任长沙王吴芮就是江西历史上第一个杰出人物，同时也是助力刘邦灭秦的军事家；北宋时剿灭了宋江，又在靖康之难中奋力抗金的张叔夜；明代水师将领，在抗击倭寇战斗中牺牲于朝鲜的邓子龙，都是江西人。
不过总的来讲，江西的古代名事将不多，这一点跟四川很像——条件优越，生活好，琢磨打仗的动机就很小了。
不过，这种现象在近现代发生了变化。
鸦片战争后，广州、厦门、上海等沿海城市成为通商口岸，渐渐的吸纳了大量资本，江西只有一个沿江的九江口岸，自然竞争不过，在古代农耕社会形成的重功名，轻言利的观念也不利于近代工商业的经营。同时交通格局也大有不同，赣江因为上游长期的林木采伐而水土流失，导致水运困难，新建的京汉和粤汉铁路惠及了从北京到广州的大片地区，却没有经过江西，综合作用之下，江西在近代开始落后于沿海省份。
清政府腐败无能，外国资本又不断侵入，原本富足的江西在近代却成为穷地方。以棉纺织业为例，“日本的棉纱向湖南、江西等地敞开了极大的销路……以致本地所产之棉花，其价日贱，且无人问津”，大量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经济凋敝。富不思战，穷则生变，江西从此成为革命的主要策源地。许多江西籍的留学生参加了同盟会，许多人回国后参加新军，成了反清骨干。
▲李烈钧（武宁人）是辛亥革命中的江西主将
不仅安定了江西，还派兵光复了安徽
被推举为安徽都督
武昌起义爆发后，驻九江新军在革命党的策动下，率先举起义旗，宣布独立，并派出4000兵力支援武昌起义军。九江的革命党人还策反了清朝海军，驻九江的舰队经过劝说后全部易帜附义，清朝从水路进军扑灭革命就破产了。
孙中山曾高度评价这一行动：“武昌起义，九江最先响应，鼎力支援，使革命得以顺利发展，如此之功，吾人佩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南昌、萍乡、鄱阳等地相继起义，江西宣告光复。
发生江西的革命并不止这一次，最为人所知的，当然是南昌起义了。把人民军队的建军节定在南昌起义的日子，充分说明了这次起义的象征意义。
但南昌起义并不只是个象征而已，还具有现实中巨大的军事价值，在南昌起义之后一个月举行的秋收起义，主力是武装起来的农民军，缺乏训练，经验不足，真实战斗力较差，到三湾改编时，仅剩七百多人，即使加上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的人马，也只有一千多人，难以对抗湘赣粤三省军阀的围剿。
相对而言，南昌起义的成色就很足，因为参加起义的都是历经战阵，经验丰富的正规军，军事素质比从秋收起义中杀出来的农民军要强很多。
虽然南昌起义的部队面对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未能达成南下广东重建根据地的目标，但当朱德带着后来从湘南起义中拉起的八千人（骨干为参加过南昌起义的1500人）来到井冈山后，情况就大不一样，立刻有了能歼敌千人的能力，并于第二年打败“江西两只羊”（杨如轩、杨池生），赢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为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提供了稳固的基础。
在解放军十大元帅中，参加南昌起义的就有6人:朱德、贺龙、刘伯承、林彪、陈毅、聂云臻，占60%，在十大将中，有2人：陈赓和粟裕，占 20%，在57位上将中有5人：杨金成、赵尔陆、萧克、赖传殊、杨成武，占近 10%——南昌起义的确是人民军队的摇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就雕刻着反映南昌起义的浮雕。
1929年，朱德毛泽东率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和闽西进发，开辟并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最盛时拥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和60个县，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3万，党员13万人。
到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为止，四次击败国民党军的围剿，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江西瑞金成为红色政权的首都。在江西，共产党进行了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和农村包围城市的实践，是新中国的雏形和其他红色根据地的样板。
所以，江西成为第一将军省也就不奇怪了——这里曾经可是“中央”哦！这亦是江西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居于某种核心位置的时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离开了江西，15年之后，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四、五兵团，再次解放了江西。
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国民党江西政府推行较为开明的改革措施，维持了战时江西的基本秩序，蒋经国执掌赣南推行“新政”也在国统区刮起一阵进步之风，遂使赣南有“东南抗战后方”的美誉，蒋介石“地无分东西南北，年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声明，就是江西庐山发出的。
▲1939年3月，蒋经国任江西省
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县长时的留影
按国共合作协议，江西境内的新四军调往长江以北，正面战场则由国军布防。中国共产党则及时地组织沦陷区人民建立抗日武装，瑞（昌）武（宁）修（水）一线的3个基干连和2000多民众武装、崇阳游击队、通城游击队、咸宁游击队、大冶游击队、武昌游击队、岳阳游击队和湘阴游击队，以及赣北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日军。
自1938年6月日军进攻彭泽，到 1945年9月日军在南昌签字投降，国军在江西境内进行了艰苦抗战。发生在江西的主要战役有马垱要塞保卫战、德安万家岭战役、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之赣北战役、上高会战、浙赣会战之赣东战役、湘粤赣边阻击战、赣江追击战等。
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名将薛岳指挥下，在万家岭（九江市德安县境内）带设下口袋阵，歼灭日军106师团近万人，史称“万家岭大捷”，当地从此流传着“山不在高，歼敌则名”的佳话。
1941年3月的上高会战又称“锦江会战”，发生在今天宜春市的奉新县、上高县境内。此次会战持续25天，中国军队在罗卓英的指挥下，以诱敌深入的战术，毙伤日军一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0门，步枪两千余支，战马800多匹，击落敌机4架，粉碎了日军吹嘘的“攻必克”狂言。
▲位于上高县城东郊镜山的
上高会战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仿中山陵格局，张爱萍题字
上高会战也是国共合作，展现空前民族大义的一次会战，军民参战显示出深厚的战争伟力。在当地中共地下党员，上高县长黄贤良的策动和组织下，上高县四分之一的百姓冒死支前，前送弹药给养，后运伤兵，正是有了上高民众的广泛参与，才有了“上高大捷”。对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的会战，何应钦称之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在战略反攻阶段，江西战场虽然没有发生大的军事行动，但赣中和赣西南的几次阻击战，对湘、粤等战场也有一定的策应和配合作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 14日，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笠原幸雄在南昌签字投降。18日，停泊在九江的日本海军由龙图长久大佐率领，向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陈绍的代表张日章少将缴械投降。
抗战期间，江西战场抗击了大量日军，始终没有全境沦陷，基本守住了境内相对稳定的防线，对支撑东南抗战、保卫西南大后方、坚持全国持久抗战直至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江西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日军的侵略共造成伤亡人口总计为50万人以上，占江西原有人口的3.8%。据不完全统计，全省84个县就有78个县遭到日军烧杀劫掠，24个县市城区几成焦土，42个县市遭到严重破坏，14个县市被日军长期占领。难民和伤病员达51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总计为10072.023亿元（以1945年9月的法币计算），较大城镇的房屋被毁在50%以上，土地抛荒，工矿设施毁损严重，致使战后江西几无近代工业可言。
与之成对比的是，在新中国的十大将军县（以开国将军计算）中，江西就占了三个：兴国、吉安、永新，其中尤以兴国县最为著名。兴国县建县始于三国，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置平阳县，北宋大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以年号“太平兴国”为县名，至今已有近1800年的历史。海瑞曾在此治县，文天祥曾在此开府抗元，陈毅元帅曾兼任过兴国县委书记，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也都曾先后在兴国从事过革命活动。
▲三位江西籍开国上将，陈奇涵、赖传珠、萧华
苏区时期，全县23万人，参军参战的就达9.3万人，占青壮年的80%多，还在兴国境内创办了兵工厂、造币厂、红军总医院等部门。参加长征的红军12个主力师中，有7个师是从兴国出发的，其中“兴国模范师”、“少共国际师”、“中央警卫师”三个师大多是兴国子弟。
全县烈士有5万多名，其中姓名可考的烈士就达23179名，位居全国各县市之首，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十分之一，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就达12038名，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将士倒下，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烈士县。建国后，全县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开国将军有56名，是全国排名第三的“将军县”。
38位江西籍开国中将：王宗槐、王恩茂、王道邦、王辉球、邝任农、匡裕民、朱明、朱辉照、刘西元、刘浩天、杜平、李作鹏、萧望东、旷伏兆、吴克华、吴法宪、吴富善、邱会作、余秋里、张国华、周彪、周赤萍、周贯五、钟汉华、饶守坤、袁升平、黄火星、黄志勇、康志强、梁必业、梁兴初、彭林、彭嘉庆、温玉成、曾思玉、谢有法、蔡顺礼、廖容标。
其中梁兴初和张国华，这两位来自江西的猛将，一东一西，分别在朝鲜和中印边境痛击敌军，打出了国威和军威。另有江西籍开国少将281人，由于人数太多，就不再列出了。江西籍开国将军的总数达到了325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将军省。
从开国将军的分布情况，大概能够体现出江西人的一些特点。很容易看出，在开国将领中江西籍没有元帅和大将，上将仅有三人，三百多名将军主要集中在中将和少将，即使是在对立的国民党一方，江西籍的高级将领也大概只有桂永清、黄维和熊式辉等少数几个。
江西本地的赣文化常以“文节俱高”、“耕读传家”为标准，江西人属于那种专心于具体事务，踏实做事，比较内敛的类型，自然会产生大量中基层人才，这并不是什么缺点，只不过存在感确实会差了一点——因为大人物出的不多嘛。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部冷门电影《我的上高》，这部影片取材于发生在江西的上高战役，再现了上高普通民众支援抗战、痛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段感人故事，虽然没有大制作，大场面，但在神剧纷飞的今天，这却是一部难得的好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