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糊的东晋帝国：皇权只是摆设，天下属于贵族
什么是贵族政治？
贵族不希望皇权过于强势，因为皇权强势就意味着中央集权被加强，自然也意味着贵族们的权力可能将被削弱。
贵族也不希望某个家族过于强势，因为某个家族强势就意味着贵族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自然也意味着整个政治格局可能将被重置。
贵族政治就是跷跷板：一头是皇帝，另一头是权臣，众多贵族被夹在中间。在绝大多数时刻，跷跷板的偏向并不由皇帝或权臣决定，而由夹在中间的众多贵族决定。
谁的权力大，贵族们就会支持另外一头。整个西晋，整个东晋，甚至整个南北朝之所以会如此混乱，就是因为这个跷跷板上的玩家力量不断地失衡，以至于跷跷板不停地断裂。
不管是皇帝还是权臣，都对这股力量恨得牙痒。但没有办法，两晋南北朝近三百年的时间，根本没人能够完全消除贵族政治的影响。
早在西晋建国之时，这个跷跷板游戏就开始运营了。
司马家族经过两代三人的积累（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将自身势力提升到了顶点。但由于司马家族篡夺了曹魏的江山，使得西晋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是派系林立。
司马炎是一位有想法的皇帝，但由于皇权过于强大，于是贵族们集体投票，迫使司马炎选择了智力有问题的司马衷为太子，希望以此来削弱皇权的力量。
司马衷在位十六年，强势的外戚一个接一个，霸道的诸侯王更是络绎不绝。太子司马遹得到了大多数贵族的支持，杨骏、卫氏、贾氏和八王轮番登场，却都在火并中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一切地一切，全都是在众多贵族的博弈中完成，也全都离不开“平衡”二字。
东晋建国之后，王氏的力量可与皇权并驾齐驱，甚至隐然有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架势。如果王氏继续膨胀，东晋的政治格局就随时都有被重置的可能。
于是众多贵族开始支持晋元帝司马睿，在他们的支持下，司马睿屡屡出手，将王氏打得节节败退。
如果司马睿适可而止，王氏或许还有机会重新认清形势，继而找准自己的定位，不再做一家独大的事。这样一来，王与马又可以继续共天下，众多贵族继续坐在中间调整平衡。
但司马睿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他希望借助这股势头消灭王氏，借机加强皇权。
史书记载了司马睿的一个喜好：帝好刑名家，以韩非书赐太子。
根据这个内容，我们可以做出一种推测：晋元帝司马睿希望成为一个独断朝纲的强势皇帝，不受贵族政治制约，但这种追求显然与众多贵族的利益背道而驰。
司马睿称帝后，派人考核官员的政绩，用政绩来决定他们的升迁。
从后世读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没什么问题。可在贵族政治的背景下，司马睿的这种做法简直是混账到了极点。
顾和（顾荣的侄子）说出了贵族们的心里话：贵族生来就拥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为什么现在要用所谓的法律来约束贵族呢？这还有天理吗？
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晋书》·卷八十三·列传第五十三
司马睿不但要考核官员，还要做人口普查，为老百姓办户口。对于拥有大量黑户的贵族而言，这是皇帝公然从贵族家里抢人口，真是无法无天！
司马睿还任用出身普通的官员（刘隗和刁协），却放着一种出身良好（贵族出身）的人不用。在贵族看来，这是皇帝忘本！
太兴初，长兼侍中，赐爵都乡侯，寻代薛兼为丹杨尹，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欲排抑豪强。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晋书》·卷六十九·列传第三十九
如果皇帝想用谁就用谁，如果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天下岂不成为了皇帝的私产？贵族们怎么可能答应呢？
司马睿接连出招，众贵族被惹怒，于是转而支持王氏，开始和司马睿打擂台。
双方交战的关键点就在于两个平民官员（刘隗和刁协），在贵族眼中，这就是两个奸臣。他们希望王氏想办法杀掉这两个人，给皇帝一点颜色看看。
这就是王敦发动第一次叛乱的原因，这次叛乱有众多贵族支持，所以非常轻松也非常成功。
王敦发动第一次叛乱的结果是刁协被杀，刘隗逃往后赵，投奔石勒去了。
协年老，不堪骑乘，素无恩纪，募从者，皆委之行。至江乘，为人所杀，送首于敦，敦听刁氏，收葬之。帝痛协不免，密捕送协首者而诛之。——《晋书》·卷六十九·列传第三十九
隗至淮阴，为刘遐所袭，携妻子及亲信二百馀人奔于石勒，勒以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晋书》·卷六十九·列传第三十九
司马睿在这场叛乱中被打得灰头土脸，不得不遣使向王敦求和。他宣告王敦等无罪，还命令众贵族到石头城拜见王敦，封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江州牧，武昌郡公，食邑万户。
应该说，王敦虽然获得了胜利，但王敦的头脑非常清醒。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松地获胜，完全是因为众贵族站在了自己一边。如果自己胆敢侵犯众贵族的共同利益，就随时会由胜转败。
对于王敦的第一次叛乱，温峤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王敦的行为是有所针对的，他只想打击刘傀和刁协，肯定不会乱来。”
虽然这种观点受到了周顗的反驳，但我们从温峤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一种观点：王敦叛乱第一次叛乱只是为了教训皇帝，而不是想着抢皇位。
只要不抢皇位，就不会重置政治格局，其程度在众贵族的控制范围内。如果王敦只是把事情做到这种程度，众贵族绝不会在背后非议他。
比如说周札，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时候，周札打开了帝国都城的大门，直接把王敦大军放进城。如果把王敦定义为叛逆，那么周札的这种行为就是不折不扣的附逆。
尚书卞壸说：“周札在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竟然主动打开帝国都城大门，把王敦叛军给放进来，这种人没有资格受到政府表彰。”
但卞壶的观点受到了驳斥，因为在众贵族看来，周札做了最正确的事。
王导在为周札辩护时说：“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时，我和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王敦不是造反作乱，因为我们都认为王敦的目的是清理奸臣（刘隗和刁协）。对于王敦清理奸臣的这种义举，周札打开城门放他进城，又有什么错呢？当王敦真正开始造反之时，周札就与王敦斗争并被王敦杀死，所以我认为周札应该成为大家以后学习的榜样！”
因为我军有错，所以叛徒为敌军效劳也该表扬，这种逻辑大家能接受吗？但这就是贵族政治，周札最终还是成为了东晋帝国的忠君典范。
札与谯王、周、戴，虽所见有异同，皆人臣之节也。——《资治通鉴》·晋纪十五
这种认知的冲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天下到底是贵族共有的天下，还是皇帝一人的天下？皇帝做事不公，臣子是否能起兵攻打他？
为什么王敦第一次叛乱会如此轻易地获得胜利？透过温峤和王导的话，大家应该咂摸出味道来了。
王敦曾经问过戴渊：大家会如何看待我的所作所为呢？（第一次叛乱）戴渊说：“从表面上看，您这是不臣的行为，但如果细想您的深意，这应该是忠义之举。”这绝不是戴渊的讨好之语，因为这句话与温峤和王导的观点都有一种殊途同归的感觉。
又曰“吾此举动，天下以为如何？”若思曰“见形者谓之逆，体诚者谓之忠。”——《晋书》·卷六十九·列传第三十九
从晋元帝司马睿的视角来看：王敦率军攻打帝国都城，一心要杀掉皇帝的亲信（刘隗和刁协），这当然是大逆不道的罪行。
但从众贵族的视角来看：王敦为了贵族的共同利益，毅然举起义旗，用武力“清君侧”的方式除掉在皇帝身边作恶的奸臣，这当然是忠义之举。
在王敦第一次叛乱时，甘卓在王敦背后出尔反尔：一会说愿意与王敦合作，一会又说要抄王敦的后路。这种做派使得王敦一直不敢放手用兵，所以王敦第一次叛乱的出兵速度其实很慢，大概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才打到帝国都城。
在这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晋元帝司马睿一定会四处调兵平叛，可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军政长官前来勤王，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军政长官在半路拦截王敦。
千万不要说两个月时间太短，给我两个月的时间，我可以从上海骑行到西藏，东晋的地方政府就算再差，也不至于两个月都赶不到战场。
纵观王敦的第一次叛乱，除了谯王司马氶之外，根本就没人愿意替晋元帝司马睿分忧。他们只是不停地在旁边大呼小叫，却没有对王敦构成任何威胁。
王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轻松地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叛乱。
在这场叛乱中，最受伤的要属晋元帝司马睿。他不但被打得灰头土脸，最后还要拉下面子向乱臣贼子（司马睿视角）求和，以至于彻底被架空。
同年，晋元帝司马睿在忧愤中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太子司马绍继位，史称晋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