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说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几十万匹好马是大唐军力天下无双的基础
中国古代从周朝起就把战马视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军政莫急于马”。汉武帝时最多养马40万匹，唐朝最多时养马70万匹，被称为“秦汉以来，唐马最盛”。这句话最早出处来自《新唐书》，这是北宋宋祁、欧阳修等人编撰的，充分体现了宋朝人对唐朝马多的羡慕嫉妒恨。
【5000匹马起家的唐王朝，最多达到70.6万匹】
唐朝最初起家的时候也是苦出身，从突厥得了2000匹战马，又在赤岸泽（陕西大荔县）得到了隋马3000匹，这是最初的全部战马班底。“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数字不一致，但基本上就是几千匹这个数量级。
李渊、李世民的历害之处就在于此，经过数年征战，当李世民在武德六年征讨王世充、窦建德得胜凯旋回长安的时候，仅接受检阅的披甲战马就有一万骑。
唐王朝统一中原后，以这些战马为基础，在西北陇右大力养马，在千里之地设置了八坊四十八监，“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后来因为马多地方狭窄，又把其中八个监牧迁徙到河曲地区。在安史之乱前，陇右和河西地区一直是唐王朝最重要的养马基地。
这段时间，境外与胡人作战也是重要的战马获得渠道，仅贞观十五年李绩大胜薛延陀就斩首三千、缴获战马1.5万匹；唐玄宗开元二年名将薛讷大破吐蕃于渭州西界武阶驿，斩首1.7万级，缴获马匹7.7万、牛羊4万头；
各方朝贡的胡人也经常把马匹当作礼物，经常有各国送名马、马群的记录，当然一匹两匹名马是白送的，几千匹上万匹就要花钱买了；另外贞观十七年薛延陀向大唐求亲，聘礼就是马5万匹、牛驼1万、羊10万。
（几匹名马只是玩物）
李治和武则天时期军事方面远远不如太宗，尤其两次征讨吐蕃的重大失败，加上与吐蕃在安西四镇的反复争夺，大唐马匹数量锐减，到唐玄宗李隆基初期已经下降到了24万匹；
李隆基也非常重视马政，包括任命亲信王毛仲掌管内外闲厩，这人是个养马好手，“牧养有法，云锦成群”；又用官爵做报酬鼓励百姓商人从胡人处买马，价码开到了三十匹马给一个游击将军，这已经是从五品下的武散官高位了，应该很有诱惑力；
另外与后突厥在朔方西受降城进行互市，用金帛买马。大唐那时已经不差钱了，但越是肯出高价，马匹的价钱反而开始下降，而且“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这是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典型例子，虽然短期之内经济利益受损，但长久来看政治影响深远。
（东汉绢袍，绢帛当时是硬通货）
马匹数量增加，并需要更好的生活环境，李隆基新开了河东、朔方一带牧马地，到处引进胡马优秀品种，“马乃益壮”，到了开元十三年大唐国家养马数量又回升到43万匹，其中仅陇右就有马32.57万匹。
国家养马数量这么多，加上私人牧场，以及在国家牧场搭便车的私马，总数量应该远远超过国家登记入籍的马匹数量。之前的隋文帝就曾经派屈突通去陇西牧场检查，结果发现了2万多匹没登记上户口的私马，隋文帝大怒处罚了1500多人。唐朝情况也应该差不多，唐朝时期养马数字是最高说法是87万匹，应该是有一定依据的。
【唐王朝的国家养马，骑兵和骑马步兵】
唐王朝马政最大特点是国家养马，就如国企一般，虽然民间也有私马存在，但不得冲击官方养马牧场，唐玄宗以皇帝诏书下令两京周围五百里之内不能设置私人牧场。这一方面是保护国家牧场，另一方面也避免京城附近有不受国家控制的马群会带来安全方面隐患。
大唐具体管理马政的机构，我个人理解是中央的太仆寺和地方监牧两级管理，后来又设置了闲厩使这个专门的管理机构，类似现在的某某工作领导小组，总之唐王朝对马政管理还是很重视的。
具体管理人员选择也很是慎重，除了刚才说的王毛仲，还有张万岁、牛仙客等人，张万岁被后来的宋仁宗称为“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牛仙客后来当上了宰相，虽然依附李林甫没有什么政绩，但之前做地方官的时候还是个搞经济的好手。
各个监牧饲养的马匹都有独门标记，有些比较简单，就是“割耳鼻为记”，有些是文字，更多的仿佛甲骨文，在《唐会要》当中对六大类四十四种马匹标记有详细记载。
除了从周边各异族引进良马品种外，大唐也对马匹进行筛选登记和杂交改良。
首先对所有的马匹上户口，“马之驽、良，皆著籍，良马称左，驽马称右”，并每年秋天报送太仆寺。这种管理方式一直沿用下来，并影响了东亚日本等国的马政。
引进的良马品种有四十余种，主要来自西域和蒙古高原，其中康国马属于大宛马种，体型巨大；突厥马最适合当战马，耐力和灵活性都很强，“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在此基础上，大唐的马匹经过不断的优选和杂交，有大批优秀的战马才能保证初唐、盛唐的军力天下无双。
但即使如此，大唐军队也无法做到全部骑兵化。除了一部分精锐士兵是骑兵之外，其他的只能算是骑马步兵。初唐采取府兵制，三百人一团，精通骑射的士兵称为“越骑”，其他的是步兵，每10人一火，配驮马6匹。需要用马的士兵要花钱从国家那里买马，一匹二万五千钱。
唐高宗时期苏定方远征西域，也只“选精卒一万人、马三千匹驰掩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马匹只能保证30%的士兵；后来到了盛唐时期大唐才算真正富裕起来，除了标配的一火六马之外，士兵们很多还有私马，高仙芝远征小勃律时率领万人，“时步军皆有私马”，机动力极强，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从安西都护府行军到了现在的塔吉克斯坦。
总之，大唐即使靠近养马地的西北、朔方等地，骑兵数量能够达到总军队数量的30%、其他各地达到10%就算是豪华配置了，南方各镇更是只是有些象征性的骑兵部队，应该不是马匹数量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士兵骑射训练方面的难度限制了骑兵数量。于是，大唐马匹再多也只是提高步兵的机动力，并能够在长期战争中保证补充马匹损耗。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损失巨大，还失去了大多数养马地】
安禄山起兵造反前从唐玄宗那里争取来了内外闲厩使这个职位，当上了大唐皇家养马领导小组组长，利用权势私下把好马弄到了范阳，使安禄山叛军的战斗力和机动力有了明显的提升。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马嵬驿兵变去了西北，在平凉“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但即使如此，马匹总是不足，在准备收复两京之前，准备“尽括公私马以助军”，有个不长眼的五品给事中说“无马”，被贬到外地当地方官去了。
安禄山在河北一带把马匹控制的很严格，颜真卿起兵平叛，手下招募了数万人，派了一万二千人去救援河间，但只有“马百匹”，被叛军击败，主将被擒；同时颜杲卿在河北常山切断了叛军的后路，史思明急行军回援，在颜杲卿还未准备好就到了常山郡城下，并击败了义军。史思明只用了八天就从陕州赶到了常山，行军路程应该超过一千里，这和叛军好马数量多是有关系的。
大唐方面总是缺马，平叛过程中回纥的三千骑兵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九节度使围攻安庆绪时，其中一路节度使王思礼一直跟着后来的唐代宗，缴获较多，步卒三万、马军八千，马匹数量不算少。另一个节度使鲁炅一直在西南方向防御苦战，缴获不多，只带了“步卒万人，马军三百”，简直穷死了。
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了陇右，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大唐失去了最大的一块养马地，马匹损失当时就很大，又失去了西域马匹的来源渠道。同时河北被藩镇占据，唐王朝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养马地。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郭子仪享受的待遇是“月给一千五百人粮、马二百匹草料”，我个人理解是郭子仪的护卫队伍可以有1500人，但其中骑兵只有200。
之后的唐王朝马匹主要从回纥购买，打着朝贡的旗号，用绢买马，美其名曰“赐马价绢”。价钱是一匹马换绢四十匹，有不少一次性付给绢二十万匹以上的记录，每年购马数量达到十万匹这个数量级。也就是盛唐刚过大唐家底还算厚实，这个价钱也负担得起，但也给国家经济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到中晚唐时期周边游牧民族逐渐兴起了饮茶的习惯，唐王朝才又多了一种非常有竞争力的贸易物资，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政权和游牧民族茶马贸易的先河。
唐宪宗元和中兴，大唐国力有所恢复，多年征战压制了藩镇，仅幽州、卢龙两个节度使就分别献马1万匹和1.5万匹，这即使在初唐盛唐也不是个小数字。
唐宪宗时期主要养马地还是在幽州河北，为了更加便于控制，就在湖北襄州谷城县设立监牧养马，“马三千二百匹，废百姓田四百余顷”。中国农牧区交错带以西、以北地区适宜放牧，湖北当时人口已经比较密集，农业也比较发达，选择这里养马只能算是无奈的办法。后来唐文宗时期在地方官要求下废弃，湖北监牧只存在了14年。
【唐王朝才是最富裕的朝代，买的起马】
初唐、盛唐时期唐王朝军事力量足够压制周边国家，又有互市的开口，周边游牧民族认为与大唐进行和平贸易是可以接受的，于是大唐这个时期属于一种良性循环，经济上承受得起，马匹数量也有保证，更促进了大唐军事力量的发展。
唐王朝中晚期虽然内部问题重重，但对周边游牧民族仍然有军事优势，尤其是在吐蕃被削弱之后，因此通过贸易手段买马也是可行的办法；
与之相比，北宋军事力量一直比周边国家不占上风，这些异族国家认为控制马匹出口、定期用军事手段从中原政权获取财富是更为可行的致富手段，中原政权反而成为这些异族的提款机。所以宋王朝处在一个恶性循环，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再富裕也只能是异族口中的肥肉。
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宋王朝最富庶的人看问题是不全面的，宋朝还没富到能够用钱压死周边国家的地步，而且是皇帝和官吏富裕，百姓和军队贫穷。北宋进口马匹数量最多时候是3.49万匹，南宋初期也在2万匹左右，两宋确实马匹数量不如汉唐，但维持一支精锐骑兵部队或者保证步兵机动能力是措措有余的。
而且如果宋王朝能够出得起足够高的价钱，辽国人、西夏人、吐蕃人都会把更多的马匹卖给宋朝的，就像后金能够从明朝那里高价买来战略物资一样。有了足够的利益，总能找到背叛自己国家和种族的人。
唐王朝直到灭亡也没有人抱怨过缺马，更没有人把唐朝灭亡归因于缺马。自己犯的错误自己检讨，不能怪到牲口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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