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土匪史话
过去鄂尔多斯地区小孩哭闹或不睡觉，大人总是这样说：“不要哭了，再哭杨猴小听见来呀。”现在鄂尔多斯人形容一个人油嘴滑舌骗人钱财，说这个人是“忽拉盖”。“忽拉盖”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就是土匪，陕北人也叫“刮野鬼”、“响马”，鄂尔多斯方言也称“抢头”等。
鄂尔多斯地区土匪兴起于清朝末年，猖獗于军阀混战时期，活跃于中华民国年间，覆灭于新中国建国初期。鄂尔多斯地处偏远，人口稀少，凶年灾荒不断，本来农牧民生活就民不聊生，但盘踞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土匪数量之多，危害之烈，实罄竹难书。当年，鄂尔多斯千人以上的土匪有卢占魁、杨猴小、王英等股，百人以上的有邬青云、张廷芝、高怀雄、奇玉山等股，三五成群的散匪更是多如牛毛。
臭名昭著的卢占魁是民国初年绥远地区最大的土匪头子，也是较早出现的土匪。卢占魁，绥远省丰镇厅（今乌兰察布市丰镇市）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轰动塞外的丰镇“小状元（张占魁）”起义。起义失败后，卢占魁跟随部队到兴和、丰镇一带巡防。中华民国三年，大同镇守使陈希义为消除异己，借口军纪涣散，将卢占魁所在的独立营官兵全部处死，卢因请假回家而幸免于难。卢占魁为给死难弟兄报仇，趁隆盛庄庙会之机，将陈希义的孙子和外甥杀死，后跑到大青山，拉起杆子落草为寇。各地股匪、亡命之徒纷纷投奔卢占魁，卢匪的队伍迅速增加到2000多人。为拢络匪首，卢匪封了“十大弟兄”，即老大卢占魁(诨号将军)、老二张德义（诨号烂头）、老三赵有禄（诨号革命）、老四喜生、老五崔永胜（诨号格尔济）、老六武耀威（诨号豁牙）、老七巴音豹（诨号阎王）、老八图森额（诨号龙图）、老九白彦公（蒙古族）、老十金占魁（回族）。这样卢匪由汉、蒙、回各族组成了民族匪帮，发展至高峰时达2万之众。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卢占魁率3000人进入准格尔旗、东胜境内抢掠。卢匪进入东胜后，对沿街商铺逐户抢劫，抢走财物，马、骡子不计其数，甚至连衣服、床被都不放过。由于东胜当时人口较少，经济贫困，没有抢“满意”的卢匪部下格尔济老五崔永胜竞然放火烧了东胜县衙。东胜县长仓皇出逃，一口气跑到包头，再也不敢回东胜办公，在包头文曲巷广生店处理政务，号称“遥治”。抢掳后，卢占魁把格尔济老五留在东胜，并委派给其匪众300多人，负责东胜周边抢夺，原来繁华的市井变成废墟，恐怖气氛笼罩全城。1917年秋天，格尔济老五崔永胜才离开东胜，返回大青山。格尔济老五撤走后，直至1930年，东胜县才从包头迁回东胜办公。
蔡成勋就任绥远都统后，派4个团赴五原围剿卢匪。匪徒闻讯后逃经鄂尔多斯，退至陕西，再流窜四川、云南等省，卢只剩一个人。后从云南返回丰镇，再纠集起300多人，赴东北为匪。在热河省通辽（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和奉天省洮南县（今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一线活动数年，以索伦山为基地，人数一度发展到2000人以上。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时任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洮辽镇守使阚朝玺以招抚宴请的名义，将卢占魁等125名匪徒诱于辽宁黑山阚部军营，随后阚朝玺用8口铡刀铡死全部土匪，结束了卢占魁恶贯满盈的一生。其余匪徒在围剿下作鸟兽散。
杨猴小，鄂尔多斯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笔者小时候就听老辈人讲过杨猴小当抢头的故事，工作后又在10多部著作中读到其为匪记述。杨猴小匪股约2000人，全部骑着快马，其匪出没时，在三十里外就可听到密集的马蹄声踏着大地的声音。由于是马匪，来无踪，去无影，给官府围剿带来很大困难。别的土匪杀害人质，无谓乎开枪、砍头。但杨猴小匪股却采取剥人皮、割肉帘、下油锅等惨无人道的方式杀害绑票（人质）。杨猴小骑着一匹黑色的公“走马”，马笼头是用人皮拧制而成，马铃铛下挂着一串用死人指甲盖串成的类似“项链”样式的饰物。其匪股一旦入村，围困村中妇女后，除了发泄兽欲外，还将所有妇女乳头上穿剌，挂上铃铛，让妇女们赤身裸体给他们擀面、做面吃，土匪们则在炕上侮辱取乐，给这种面取名“铃铛面”。杨猴小匪股危害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甘肃、新疆、陕西、山西、北平等十余省市，各省都有其抢劫的文字记录。作为中国西北地区土匪中最狠、最变态的悍匪，杨猴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履历呢？
杨猴小原名杨耀峰，祖籍河北，其父母亲从河北一路乞讨到东胜，后在一家地主家做长工。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杨猴小出生在伊克昭盟东胜厅的羊场壕（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罕台镇），因其体型瘦小，在家中排行老小，人们称其为杨猴小。由于生活困难，其8岁时由东胜送回河北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脱离父母管教后，回到村子便与村中几个“赖皮”习武，每天打架斗殴，惹事生非，横行乡里，没人敢惹。13岁时在河北加入土匪，给“大把头”端茶倒水，站岗放哨，8年后该股土匪被当地官府剿灭。杨猴小便只身逃回鄂尔多斯。回到鄂尔多斯家中，父母嫌其打架惹事，将其逐出家门。杨猴小北上萨拉齐，加入康存良、周鸿宾等匪帮，再度入匪。23岁时，从康存良处拉出10多人，自立山头，开始在萨拉齐、包头、达拉特（后套）、固阳一带抢劫百姓，绑票地主，残害无辜。1926年，杨猴小在萨拉齐县麦达桥村被县保安团围剿，后投靠了著名匪首王英。1928年王英被绥远都督商震收编，杨猴小在其军中先后任连长、团长、旅长。1929年，杨猴小脱离王英，复而为匪。1929年7月，窜到五原，半个月抢了1500匹马、250头驴和骡子、12万多大洋。1930年夏，窜入包头，抢劫店铺，奸淫妇女无数。1930年11月，冲入武川县城，杀死军民60多人，抢掠财物折合10多万大洋。1931年秋，杨猴小被“东陵大盗”孙殿英收编，先后任旅长、师长，赴青海屯垦。结果孙殿英在宁夏被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联军击溃，史称“四马拒孙”事件，杨猴小率部脱离孙殿英，在宁夏重新落草。1932年5月，杨猴小窜入集宁县，抢劫牲畜2000多头，粮食5000多石，杀死百姓300多人。1932年6月，窜入凉城县，杀死32人，打伤58人，洗劫大洋1万多元，粮食1400多石，烟土1912两，牲畜600多头。杨猴小的残害行径，引起蒋介石高度重视，电令绥远、陕西、宁夏三省合击杨匪。
1935年，杨猴小率匪窜入定边、安边抢劫。这次抢劫被驻守榆林的国军22军86师师长井岳秀得知，随即派出第256旅旅长高双成剿匪。高双成在定边痛击杨猴小匪，杨猴小部伤亡惨重，掉头东逃。2月19日，窜入靖边县九里滩，分散在井洼滩、小河畔、庞家湾等村庄，傍晚，被尾追而来的256旅官兵包围。杨猴小在小河畔村率众突围，妄图从坝头涉河北入内蒙古，到芦河畔又遭伏击，旋返庞家湾，沿芦河向杨桥畔方向逃窜。在小沙湾一带，杨猴小腹部中弹，流血不止，杨妻将他抱上马继续奔逃。2月20日凌晨，杨猴小在杨桥畔龙眼村一命呜呼。杨妻将尸体绑于马背上向东逃去。杨死后，群众编民歌唱道：“正月初三天炮响，杨猴小死在龙眼上……”
杨猴小在鄂尔多斯地区活动有书面记载的有三次。1930年，杨猴小回到东胜，招走100多名青年加入土匪。1933年，杨猴小窜入杭锦旗抢劫，与旗保安团发生武装冲突。土匪死伤10人，官兵有5人战死。1933年8月6日，杨猴小在萨拉齐县的达尔沟被绥远407团包围，激战中，杨腹部受伤，肠子也流出一截。杨用手把肠子填回肚里，叫部下抬着退出战斗直逃到东胜的柴登壕。他因伤口化脓严重感染经常处于昏迷状态，手下人既不暴露其身份，又不敢到医院诊治，只能花大钱请来一个医生，用手枪逼着医生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开刀做了手术，保住了性命。
活跃在达拉特旗有一股著名的土匪叫王英。这个人是个墙头草，随风倒。王英，河套地区有名的大地主王同春的三儿子。王英1895年生于绥远省五原县，外号“三没底据”，意思是有点愣。他先后投靠、被招抚于马福祥、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蒋介石、张学良、吉鸿昌、梅津美治郎（日本人）、德穆楚克栋鲁普（徳王）、傅作义等。王英这个人是墙头草，随风倒，有奶便是娘。只要你给军饷，我就认你。不给军饷，就倒向另一头。其手下匪众有2000余人，5个旅，10个团，是绥远地区有名地头蛇。绥远的所有土匪、哥老会头目都拜其为首，连杨猴小都只是其手下连长。王英公开倒卖烟土，是绥远地区最大的鸦片交易集团。1950年在北京肃反运动中被抓，后被判处死刑，11月4日，在北京被枪决，终年55岁。
王英在鄂尔多斯主要活动在达拉特旗一带，其对普通老百姓不进行抢劫，主要是给地主、牧主等大户实行摊派。有文字记载的就是王英和准格尔旗王爷那森达赖在准旗打的那一仗。1927年10月，晋系军阀（阎锡山）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打起来了，当时王英投靠的是张作霖，所以，张作霖命令王英进攻河曲、偏关等地。王英即不想打阎锡山，也不想惹张作霖，就想出一计。王英给张作霖回电，进攻河曲和偏关，须经过准格尔旗，准格尔旗王爷那森达赖不让通过。王英又给阎锡山去电，奉军打算联合那森达赖进犯山西。张作霖给王英回电，那森达赖不让从其地盘上过进攻山西，以敌论之。阎锡山给王英回电，派炮兵支持王英消灭那森达赖。这样，王英就获得的奉系和晋系两方军阀支持，公然进攻准格尔旗，以借机发财。随后，王英率领6个团（1500人）准备过黄河，那森达赖立即派王府卫队进行阻击。双方在黄河边激战三天三夜，各有伤亡，那森达赖退至杨家湾。王英随后涉冰过了黄河，但受到那森达赖偷袭。随后，王英下令官兵，浩浩荡荡杀向准格尔旗，占领沙圪堵、杨家湾、纳林等准旗境内的重镇，见到金银财宝、大烟膏就进行抢劫。战斗整整打了半个多月，老百姓编顺口溜说：兵匪争霸动刀枪，可怜百姓遭祸殃。先死鞑子后死兵，死了那森死王英。
另一股有名的土匪叫邬青云（又名邬四儿）。绥远米仓（今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邬青云匪帮有400多人，亦兵亦匪，活动地点在萨拉齐县、包头、五原一带。1935年，邬青云先在鄂尔多斯地区骚扰，后在郡王旗抢劫了几户人家。然后，渡过乌兰木伦河窜入陕西省神木县。1935年1月19日，被驻守榆林的国军22军86师师长井岳秀围剿，邬青云等200多兵匪投降，被收编为骑兵营，派驻葭县通秦寨。同年，在陕北进攻红军，逼死黄云爱等3名烈士。抗日战争期间，任伊克昭盟南部游击司令部第2支队支队长。1939年投降日伪，任伪绥西自治联军第2师师长。1940年反正，重回国民党军，任绥西第二游击区游击第3师少将师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绥远省保安骑兵旅伊克昭盟警备6旅旅长。1948年12月2日，接管解放后的包头城。1949年9月19日参加绥远起义，任解放军第37骑兵旅副旅长，后在抗美援朝中牺牲。
活跃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土匪还有“一龙一虎四座山”，即“一虎”陈得胜（号虎臣，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人），“一龙”张耀（号飞龙），“四座山”分别是小金子（号宝山，伊克昭盟达拉特旗人），戴海源（号茂山，萨拉齐县人），郭秃子（号金山，陕西人），徐文标（号松山）。除此之外，还有苏雨生、赵有禄、刘喇嘛、周鸿宾、康存良、高硕秀、张大双喜、赵半吊子、二麻烦、五明罗、黑侉子、高二等等。
过去鄂尔多斯（伊克昭盟）穷，小股土匪一般看不下到鄂尔多斯抢劫，一方面各旗王爷都有卫队，二来地主等大户人家都有民团，剩下的穷苦百姓日子过得连“土匪”都不如。所以，小股土匪主要活动地点在富庶的呼和浩特、察素齐、托克托、包头、萨拉齐、五原、达拉特旗沿河、宁夏一线等地区，但只有两种情况就会越河进入鄂尔多斯。一种情况是从绥西要去陕北抢劫，必然路过鄂尔多斯，多多少少要打闹些吃喝，要骚扰一番。另一种情况就是遇到了剿匪。绥远、包头等驻军官兵一剿匪，土匪就开始往鄂尔多斯躲藏，鄂尔多斯就遭殃了。所以，鄂尔多斯人当时遇到土匪总这样抱怨：这俩天萨托二县是又剿匪的了哇，成天剿匪，要剿你就剿灭了，把你爷爷们追过黄河往死“苦害”（鄂尔多斯方言）人了。
1949年以后，在鄂尔多斯只剩下两股土匪，一股是原国民党36军的残兵败将组成的张廷芝、张世华、雷聚奇、宗文耀匪部，700多人。一股是原国民党乌审旗警备司令部组成的奇正山、贺永禄匪部，约500多人。这两股土匪在伊克昭军区围剿下，经过乌审旗王爷府战斗、乌审旗的呼拉呼梁战斗、鄂托克旗黑圪瘩战役、早稍战斗、陶利滩战斗等，主要骨干全部被抓，小部分土匪逃散。1951年3月，奇正山、奇全喜、贺永禄、小巴图、张世华、宗文耀、高怀雄、解生荣、奇孟克等31人被枪决。张廷芝等被送交绥远省枪决。
鄂尔多斯地区参加土匪的人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当兵的，当时军阀混战，许多部队打败后，没有军饷来源，集体落草为寇。老百姓称为“过大兵”，部队战败后，退伍开小差的、四野流散的、就地为匪的，枪械抛弃、买卖的比比皆是，这时为非作歹的人捡起枪、拉伙几个人就可以当土匪。一类是走西口上来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光棍汉，二十多岁血脉贲张，没有正当职业，租种别人的土地又嫌累，所以，只要有人鼓动，就加入土匪。而且这些人，和鄂尔多斯地区没有乡土认同感，干起土匪行当，心狠手辣，为了“一夜暴富”的梦想，纷纷入匪。
土匪横行，当时政权为什么不剿匪呢？一组数据就可以看懂，当时绥远西部公务人员、警察、驻军加起来也就是2万人，而土匪却有20万之众，从人数来看，剿匪只能是局部剿匪。我们今天还说，“萨托二县出土匪”，原因就是独特的地理环境，萨托二县靠着大青山、乌拉山，进山可躲，出山是广阔的平原，这给机动的土匪带来极大生存空间，而给剿匪却带来重重困难。再就是萨拉齐县治理面积太广，东起绥远城，西至乌拉特，数千里地都归萨拉齐管，遇到盗匪，消息传到县城，十天半月就过去了，剿匪几无可能。再就是政权积弱，萨拉齐县、武川县、托克托县、集宁县、东胜县等县政府都被土匪追得不能正常办公，1923年，托克托县县长都被土匪掳走绑票。土匪进城，县长率领从员先逃之夭夭，岂能谈到保护老百姓免受土匪之害。绥远土匪胆大妄为，洋人都敢抢，比利时神父苏伦被土匪枪杀。军阀也敢抢，冯玉祥运枪的部队经过绥远时被抢了2000条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兵匪不分。今天是土匪，明天一招安，摇身一变，竞成了治理一方的大员。普通老百姓惊得目瞪口呆。
我们一般人想像，加上电视剧引导，概念里土匪抢劫主要是拦路抢劫。其实这是大错特错，土匪一般不拦路抢劫，只有万不得己，生存不了，才会拦路抢劫一两次。因为一条路老有土匪出没，谁还走这条路呢？土匪不就等于自断财路。为匪抢劫手段有六种，第一种是打家劫舍，也叫吃大户，派探子探清楚谁家有钱，直接冲进去打劫。第二种是绑票，也叫牵肥。因为有钱人会把钱埋起来，你找不到。土匪就把财主绑走，让拿钱来赎。第三种是摊派，以军饷名义直接摊派下去，前面说的王英就是这种。第四种是砸窑，根据防卫程度分为软窑和硬窑，就是冲进城，挨家挨户搜刮，见到什么抢什么。第五种是遮荫，就是今天说的收保护费。百姓交了钱，这片地就归这股土匪罩着。第六种是丢条子，也叫捎片子。利用土匪的恶名和淫威，给打劫对象写信，指定时间、地点和钱数，如不送来，则采取非法手段加害于人。
鄂尔多斯土匪还有一条重要财源，就是鸦片（洋烟）。除了抢劫鸦片之外。土匪们还自己开发土地，在深山野岭自己种洋烟，几亩、几十亩不等。土匪们还包庇良民种烟，普通百姓惧于土匪淫威，只能在良田里偷偷帮土匪种烟。再就是倒卖，也就是类似于现在贩毒，他们在重要道路上设卡，不抢劫，从来往商人那里买鸦片，然后再贩卖出去，从中牟利。
看过《智取威虎山》电影的人都知道，土匪有黑话，鄂尔多斯地区土匪也有黑话。杆子，土匪团伙。秧儿，肉票。分项，分赃。跳子，官兵。出摊子，外出抢劫。踩盘子，事先侦查。开锥，强奸妇女。漫踪，把行走的踪迹搞乱。顶棚子，帽子。打棒槌，为兄弟报仇。擦勒，处死外人。抠勒，处死土匪自己人。贴金，受伤等等。土匪之间，不称呼名字，只呼姓，大多数都有外号。土匪之间除了老大外，互相不打听来历。
现在鄂尔多斯人要了解过去的土匪，那就留传下来的歌曲。如《土匪歌》“一等人，当老大，银圆尽花。二等人，挎盒子，紧贴老大。三等人，夯步枪，南战北杀。四等人，当说客，两边都装。五等人，当牛马，苦海民家。六等人，当窝主，提心害怕。七等人，看排尾，眼都熬瞎。”还有，《王英打那森》“大纳林，小纳林，沙蒿塔子西大城。正月元宵闹花灯，那森达赖遇王英，为抢杨家湾，两家起纠纷，没说红黑开了火，炮火连天打的凶。”一首陕北民歌也唱“十月里来天气寒，杨猴小的队伍下了山，断的老百姓钻老山，咱们红军来到了，人人都喜欢。”鄂尔多斯民歌也唱“杨猴小土匪张廷芝兵，陕甘宁蒙的两个灾星。土匪烧杀抢掠不眨眼，民团的摊派没个完。”再就是今天还在传唱的二人台《刮野鬼》，“大青山下一不溜溜灰，什么人留下刮野鬼。你刮野鬼你受罪，这一回野鬼没刮对……”这首歌歌词有很多，各种版本。
1951年夏以后，土匪在鄂尔多斯大地上彻底绝迹，留下的只是人们茶余饭后聊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