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宣判：阴阳裁判书的“防腐剂”
作者：陈正 江苏震宇震律师事务所 律师
2019年3月18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同一案件 两个结局”，曝光了辽宁省绥中县法院审结的一起渔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法院给原告的是准许撤诉的裁定书，给被告的却是驳回起诉的判决书。
一个案件最终生效的只能是一份裁判文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同一个法院，同一个合议庭，同一个案子，居然会有两份完全不同的裁判书，既让人匪夷所思，也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
对于本起案件而言，无论事实和证据如何，无论两份裁判书孰是孰非，单从“同一案件 两个结局”来看，实体上的公正就无从谈起。相反，抛开实体问题，在程序上搞清楚阴阳裁判书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则更为迫切、也更有意义。
一般而言，刑事案件基本不会出现阴阳裁判书，但是民事案件，夸张一点说，只要法官胆子足够大，几乎都有作出阴阳裁判书的空间，其症结在于宣判程序，漏洞也在宣判程序。
司法的理想状态是，法官能够当庭审案，并且当庭判决，但是司法的现状却是，定期宣判是常态，当庭宣判是例外。在实践之中，刑事案件，只有简易程序，当庭宣判才会比较多；民事案件，无论简易还是普通，当庭宣判的都很少。
客观地说，定期宣判并不会直接导致阴阳裁判书，但它却是阴阳裁判书产生的有利条件。刑事普通案件，当庭判决的也很少，但是每件都严格地执行了定期宣判的规定，检察官和被告人都会出庭，法官当庭宣读了判决书，这样还敢作出阴阳裁判书吗？
而民事案件的定期宣判，法院普遍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就算原告和被告都能出庭，法院名曰“定期宣判”，实则既不提前送达宣判传票，也不实际开庭并宣读裁判书，取而代之的是，要么电话通知各自到法院领取裁判书，要么分别邮寄裁判书。
也就是说，法院并没有真正的定期宣判，而是以送达裁判书替代了定期宣判！原告和被告互相不知道裁判的内容，这是阴阳裁判书的前提条件。既然没有宣判程序，法官就不需要当庭宣读裁判书，而原告和被告任何一方都没法亲耳聆听裁判结果，那么分别送达阴阳裁判书又有何妨？
只要原告和被告今后互不来往，只要阴阳裁判书足够的巧妙，法官就会足够的“安全”。例如，在本起案件中，法院于2013年5月单独向被告送达了判决书，直至原告提出撤诉申请，又于2013年7月单独向原告送达了裁定书，之后，原告被蒙在鼓里长达2年多，如果没有再次起诉，估计法官还会继续“安全”下去。
值得追问的是，法院以送达裁判书来替代定期宣判，这种操作符合法律规定吗？实际上，法律对于定期宣判规定得非常清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8条的规定，民事案件的定期宣判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一是无论是否公开审理，一律公开宣告判决，即法官宣告判决应该公开进行，并且没有例外，对于法院而言，法庭（包含临时法庭）无疑是公开宣判的最佳场所。
二是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即法官除了要在法庭上宣读判决结果，并且还要当庭向当事人送达裁判书。
三是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即法官在宣判的同时，还应当当庭向当事人口头告知上诉权利和事项。
如此看来，公开宣告判决是民事诉讼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程序，是不应该有例外或者变通的。从性质上来看，送达裁判书只是宣告判决之后的一项附属性的工作；从程序上来看，只有先公开宣告判决，随后才能送达裁判书。
显然，法院以送达裁判书代替定期宣判，这就意味着公开宣告判决制度被悄无声息地取消了。法院可能有着自己的初衷和理由，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操作既不符合程序，也不利于实体，实际上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违法行为。
法院审判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这是我国三大诉讼法的基本要求，民事案件也不应该有任何例外。对于阴阳裁判书，公开宣告判决虽然不能杜绝，但是却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如果原告和被告能够同时听到判决结果，法官还敢于制作阴阳裁判书吗？
也许有人会反驳，阴阳裁判书只是极端的个案，但是一个个案就能够让一家法院甚至整个司法“颜面扫地”，这难道还不值得反思和改正吗？
最后，希望法院能够以本起案件为契机，在所有民事案件之中，都严格落实公开宣告判决制度，不要给阴阳裁判书留下任何程序空间，这既是法律的明确要求，也是司法公正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