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历史｜罗维道将军之女：解放上海，一场不同以往的战役
上海外滩码头
1949年5月，在解放上海的解放军部队中，有一支原隶属于山东兵团后被编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第27军，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参谋长贺敏学。第27军下属79、80和81三个师，我的父亲罗维道时任81师政委，师长是孙端夫。
向市中心进军
渡江战役时，27军是从安徽荻港至旧县之间胜利渡过长江的，随即迅速解放了宣城、宜兴、长兴、广德、郎溪，一路打到了上海的外围——松江。接着，父亲很快接到上级的命令：解放大上海。解放上海，让这座闻名遐迩的东方大都市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是父亲的夙愿。部队在松江作了3天短暂的休整，并进行了战前动员，宣布了进城纪律。
上海地区守敌是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下属的8个军、25个师，拥有军舰30余艘，飞机120余架，连同其他特种部队、勤务部队、保安团队及交警总队等，共20余万人。他们在上海外围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和工事，企图步步为营，负隅顽抗。我军也先后投入了九、十两个兵团，10个军、30个师，共40多万人。考虑到上海市区人口众多，建筑密集，国际影响面广，为了贯彻陈毅同志提出的“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方针，我军制定了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不与敌人作一街一弄逐楼逐房的争夺，尽快地甩开敌人，直插市中心，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迅速解放整个上海。
27军的任务就是穿插。5月24日下午，军部下达了攻城命令，全军整装出发。27军负责的区域是进城（到达静安寺）后沿着南京路一边向东打到外滩，一边向北解放当时沪西北的大片城区，横跨大半个上海市区。当时，上海市区仅在苏州河上就有几十座桥，而从外白渡桥到造币厂桥（今江宁路桥）中间就有9座桥，交通十分发达。27军的3个师一字排开、分头并进。国民党守军被我军的突然袭击搞得晕头转向，极度混乱，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虹桥镇、七宝镇、虹桥机场、中山公园、西站等很快被我军攻克。在中山公园和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同志见面时，地下党派出了多名同志给部队作向导。师长孙端夫带一个团留守中山公园，准备接应即将到来的三野总部领导。父亲罗维道带领两个团于25日清晨占领了静安寺。为了减少战争对城市的破坏，减少部队和上海人民的伤亡，81师一鼓作气沿着江宁路打到了苏州河边。
河的北面是造币厂，厂房比较高，被敌51军占领着。我军想过造币厂桥十分困难，多次冲锋都被制高点的火力压了下来，牺牲了不少指战员。父亲刚把指挥部安在桥南的第二劳工医院，地下党就派了中共地下党员、上海策反委员会的田云樵同志来联系，商量用什么办法能尽快打过苏州河去。父亲说：“中央指示我们，要‘解放上海，保卫上海，建设上海，不能破坏上海，不能在市区使用重武器和炸药’，既要打军事仗，又要打政治仗，最好能用政治攻势解决对面顽固的敌人。”
田云樵马上想到了一个联系人王中民，他当时在伪海关工作，曾任国民党少将部员，几年前策反过对岸51军的军长王秉鉞，虽未成功，但与51军的高层较熟，可以利用他到对岸去活动一下。父亲马上向聂凤智军长作了请示，得到同意后，随即安排参谋送王中民过河。当时，两岸的部队还在互相开火，过河确实有危险，王中民顾虑重重，在父亲和田云樵的竭力劝说与保证下，才同意冒险过河去游说。王中民敲开了桥下的烟纸店，买到了纸和笔，写了大大的“和平使者”四个字，举过头顶，小心翼翼地上了桥，对面看我军先停了火，也就停止打枪了，王中民便顺利地过了河。
指挥策反刘昌义
对于国民党来说，半壁江山已失，我军大兵压境，连续的失败导致他们内部早已乱了阵脚。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虽然故作镇定地守在上海，背地里却早已备好了逃往台湾的军舰。5月23日下午，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家里，陈大庆代表汤恩伯宣布，时任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的刘昌义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上海北兵团司令，指挥51军、21军和123军，负责上海市区的防务。陈大庆称自己第二天要到吴淞防守司令部去和淞沪防卫司令石觉商量要事，当天晚上就住到吴淞去了，实际上是为乘军舰逃跑作准备。这样一来，当时留在上海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就是刘昌义了。
王中民过河后进入51军军部，意外地遇见了刘昌义。他先是见到了他的同乡兼同学、也是刘昌义的亲信、时任51军副官处长的刘凤德，才知道王秉鉞不在，其实王当时已在浦东当了我军的俘虏，而在51 军坐镇的正是刘昌义。25日上午，王中民代表解放军向刘昌义提出了谈判的建议，刘并不相信王，认为他不能代表解放军，必须直接和解放军谈。一个电话打到了81师的临时指挥部，父亲先和刘凤德通了话，他表示刘昌义愿意谈判。电话交给刘昌义后，父亲和田云樵先后都在电话中与他进行初步谈话，刘昌义答应过河到81师指挥部来谈判。随即，刘昌义就带着刘凤德、王中民、军法处长魏震亚等人乘坐吉普车来到了苏州河边，父亲马上命令部队让开一个口子，让他们过了河，中午前就到了第二劳工医院。
父亲和田云樵同志一起同刘昌义进行了谈判。父亲对他宣讲了上海必将解放的趋势和国民党大势已去的现状，让他马上率部投降。刘说汤恩伯已带着陈大庆等人乘军舰跑了，他早就对国民党心灰意冷了，然后就把桥北的兵力部署情况作了介绍。但是在改编、投诚还是起义的问题上，他向父亲讨价还价了几个小时，还要保留原来的编制和武器，父亲说绝不可能，如果不马上放下武器，用不了1个小时，他们将全部被消灭光，只有放下武器，停止对抗，才能承认他真正地站到了解放军和人民的一边。刘昌义见父亲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坚持了。随后，父亲和刘昌义双方在起草的停战协议书上用毛笔签了字，对协议中“暂保留原来的编制、番号”一句，父亲毫不客气地划掉了。在签字的顺序上，双方也有斗争，父亲认为先签的一方是投降方，所以他坚持要刘昌义先签，他自己后签。
饭后，刘昌义提出要见陈毅司令员，父亲说找不到（其实当时陈司令已到了中山公园，可是不能告诉他），但可以同聂凤智军长谈谈，他当时略有不满，但后来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安排。于是，父亲和田云樵带着刘昌义、王中民等坐车前往虹桥路的27军军部。在军部，聂军长热情地接待了大家，刘昌义表示了起义的决心，聂军长笑着说：“我听罗政委在电话里谈起，已向陈毅司令员作了汇报。”并说，对刘的安全，解放军绝对予以保证。至于待遇问题，对刘昌义等贡献较大的国民党人将给予特别优待。刘听了连说“谢谢”。刘昌义等人返回北岸时，特地把军法处长魏震亚留在81师师部，负责双方的联络。
扫清残敌解放上海
由于地下党同志的大力协助，促成了刘昌义的停战，我军减少了更多的伤亡，也确保了上海人民和城市建筑的安全。26日凌晨，81师顺利地通过造币厂桥过了苏州河，接管了敌51军、21军及123军的所有防地，解放了包括真如镇在内的整个沪西北地区，并有力地支援了79师对外白渡桥的攻势。79师对外白渡桥的攻坚战在解放上海市区的全过程中算是激烈的，敌人在桥边的上海大厦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居高临下，79师冲了许多次，伤亡很大，就是冲不过去。如果能用重武器和炸药的话，几个上海大厦都不在话下，早攻破了，现在难就难在不能用重型武器。
当时，个别战士看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产生了对攻城政策的怀疑情绪，发起了牢骚，甚至提出了极其尖锐的问题：“是爱无产阶级的战士，还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是我们干部战士的鲜血和生命重要，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在各级领导的解释和帮助下，想到解放后这些楼房终将回到人民的手中，全军的思想又统一了。当81师一过了苏州河，父亲马上就派了一部分兵力从背后去攻上海大厦，在前后夹击中，外白渡桥很快就被拿下了。顺着四川北路冲到底，在虹口公园的南面，就是汤恩伯的大本营，门口有两座碉堡，转眼也被我军占领了。当父亲后来进入汤恩伯的办公室时，他匆忙逃跑的景象一目了然。外套、手杖、望远镜等都没来得及带走，整个办公室里一片狼藉。
81师的主力从造币厂桥直接向江湾进发，扫清残敌。越靠近江湾机场，沿途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太太小姐们肩扛手提大包小包的越来越多，人山人海，前拥后挤，他们都是想赶到机场去坐飞机逃命的。等部队赶到机场时天刚刚亮，国民党的三架飞机也飞到了机场上空准备降落接人。我们的战士一看，纷纷对着它们开枪，敌飞行员看到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知道大势已去，不敢降落，扔下那些逃命的人，一溜烟飞走了。事后父亲想，当时不开枪就好了，让它们降下来，我军还能多缴获三架飞机呢。接着，父亲马上带着一个团赶到江湾体育场，接受了刘昌义率领的数万国民党残部的投降。另外，81师在火车站也接受了两万多名国民党军队的投降。
5月27日，上海全城解放。从24日到27日，27军经历了与以往任何战役不同的洗礼。24日开始向市区进攻前，我军宣布了进城的注意事项，其中包括不得进入老百姓家里，不得随地大小便，这样，在解放上海市区的三四天里，我们的部队不仅在马路上睡觉休息，而且不敢多喝水和吃饱饭，因为没地方解决生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