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的“薄雾”
2019年4月28日，印度尼西亚发表声明，现任总统佐科已经同意迁都，首都将不再是雅加达。今天的雅加达市区人口1200万左右，包括卫星城在内的大雅加达地区人口达到3000多万，占到印尼总人口的11%。爪哇岛上这个地势低洼的巨型都市确实是不堪负重了。
雅加达市民在“无车日”涌上汽车道步行。 （视觉中国/图）
如果抛开全球化的陈词滥调，雅加达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横亘在每到雨季就洪水泛滥的平原上，绵延数十公里。既没有中心，也很难说有什么边界。它像一件被随手扔在岸边的旧夹克，污渍斑斑，即便是那些炫目的高楼大厦，也并不标榜与之相称的文化深度，更不遮掩背后一片片灰色混凝土郊区组成的丛林。
很难相信，荷兰人曾经在这里统治过300多年，把这里称作“巴达维亚”，古语“荷兰”之意，因为如今这里已经见不到什么荷兰人留下的痕迹。
这里既没有阿姆斯特丹的从容，也缺乏后殖民学者感兴趣的“异国情调”。满大街的罗马字母，不是荷兰文，也不是英文，而是印尼文，其中一些词的字根来自梵语，暗示着爪哇与古印度文化的飘渺渊源。实际上，“雅加达”即是梵语“胜利之城”的意思，尽管胜利对于这座城市来得并不算轻松。
作为印度尼西亚的首都，和爪哇岛上最重要的城市，雅加达是一座充斥着雕像和革命纪念碑的城市。它们与城市的日常生活毫不相关，建筑风格也大相径庭，可展示的情绪则是相同的：国家独立的自豪感、对宏大叙事的渴望。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无比年轻的国家，其所有领土作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概念，才形成不到一个世纪。“Indonesia”这个词本身也一直鲜为人知，直到上世纪20年代，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人民，才用这个词称呼他们梦想中的独立国家。
是日本军队在1942年占领印尼时废除的荷兰文字。他们命令清除所有荷兰语标志，于是统治印尼300年的荷兰，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随之消失的还有这个没落帝国最布尔乔亚的一切——海景酒吧、网球俱乐部、带面纱和白手套的女士、星期日的下午茶。大约有20万荷兰人、华人和盟军士兵被送进集中营，被关押者的死亡率高达30%。
最初，印尼人把日本人视为解放者，因为他们有限度地扶植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包括国父苏加诺在内的一批反荷志士，被允许进行政治活动，进行民族主义演讲。
日本人还建立了印尼卫国义勇军。正是这支军队在二战结束后，与试图卷土重来的荷兰人进行了4年武装斗争，最终取得独立。也是正是这支军队，在独立后的20年里，帮助苏加诺将企图分裂国家的各种不同力量聚拢到一起。
1956，苏加诺开始围绕更适合印尼的政治体制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想用“乡村讨论达成一致”的传统做法取代西方式民主，然而实际权力却逐步集中到苏加诺本人手中。更为辛辣的事实是，他无法带领国家走出经济低谷。
到了1965年，印尼的共产党人数已经超过300万，然而陆军司令苏哈托率领的军队最终占据上风。他软禁了苏加诺，更以反共清洗为由大肆杀戮。10万人被捕，100万“共产党”遭到屠杀。这场政变的残酷性前所未有，即便到了今天，谈论此事的印尼人依然感到惶恐和不可思议，就像一个成年人远远打量自己青春期时无法理喻的暴力阴影。
苏加诺于1970年病逝。在很多印尼人看来，他是一位风度翩翩，富有魅力的政治家。他也不负众望地娶了8个老婆，其中一个还是日本酒吧的女招待。他是印度尼西亚的缔造者，对宏大叙事的爱好几近偏执。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希望把雅加达打造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于是斥资建成10条车道的坦林大道（如今依然堵得水泄不通）。他还建起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民族主义建筑，比如被戏称为“苏加诺最后的雄起”的民族独立纪念碑，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伊斯蒂赫拉尔大清真寺。
无论是理性还是铺张，这些建筑都成为雅加达今天的地标。
印尼民族独立纪念碑是雅加达市的象征，位于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公园中央。 （视觉中国/图）
我参观了民族独立纪念碑，132米高，矗立在自由广场上。从1961年开始建造，直到1975年完工，由政变者苏哈托剪彩。纪念碑用的是意大利大理石，顶部则由35公斤的金叶贴合、镀金。走近了才发现，原来可以通过一个地道，进入纪念碑的内部——它的地下室已经被改造成国家历史博物馆。
我喜欢历史博物馆，在世界各地旅行时顺便看过不少，但是连一件（哪怕一件！）“历史实物”也没有的历史博物馆还是第一回见。在这个超现实主义的笨重结构里，陈列着48个微缩景观模型，描述印度尼西亚争取独立和建国的历史。也许是为了彰显建国之路的漫长多艰，每组模型间都刻意隔着很远的距离，而模型本身又很小，实际看上一圈相当费腿、劳神。
我一路看过去，在1955年万隆会议的模型前长久驻足。可当我带着一点飘然的心情定睛细看时，发现台上慷慨陈词的男主角是苏加诺。他戴着黑色清真小帽，手臂高举，主席台上聆听的各国元首纷纷露出钦佩的神情。
这地方印尼人自有妙用。虽然像样的藏品一件都没有，却因为是地下室而兼具昏暗、阴凉两大优点，加之门票便宜（合人民币1.8元），着实吸引了不少青年男女。他们找个角落，席地而坐，品味着各自人生的浪漫。什么国家啊，历史啊这类煞有介事的话题，在他们的爱情火苗前全部轰然崩塌。我还看到一家老小铺上席子野餐，享受天伦之乐——也许这才是此家博物馆的正确用途。果不其然，走了一圈，我发现特意付钱跑这里看微缩模型的好事之徒好像仅我一个。
从历史博物馆出来，我决定登上纪念碑的顶部——据说那里可以俯瞰到整座城市烟雾污染的盛景。排队等电梯的队伍颇为浩荡，足有几百人，蛇形到外面又拐了几道弯。我本打算耐心等待，可阳光太毒，队伍又一动不动，只好走到里面一探究竟。
难怪，诺大的纪念碑只有一个载重7人的电梯，上上下下的几百号人全都靠它。我渐渐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可看看周围的印尼人，全都安之若素地看着这台老式电梯，看它悠然地“咣当”开门，“咣当”关门，运行……
一直趴在桌子上小憩的工作人员，突然抬起头，朝我招了招手。他见我迟疑了片刻，就更加夸张地挥动手臂，脸上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他留着两撇神气上翘的小胡子，只是被烟草熏得枯黄，活像两捆干稻草。
他指了指排队的长龙，伸出两根手指：“two hours。”
他又伸出六根手指，指了指天：“six dollars，express（6美元，快速通道）。”
他的发音如此标准，让我怀疑这门生意已经营颇久。那些像我一样误入歧途的外国佬，想必总会抱着“来都来了”的认倒霉心态掏钱登顶吧。况且，相对于排队两小时，6美元的“后门价格”也算得上公道……
只是突然间，对于爬到纪念碑顶上这件事，我感到一阵兴味索然——漫长的队伍、缓慢的电梯、对外国人的特殊“照顾”……这一切，已经让我感到不虚此行。
刘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