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满洲国”崩溃

亲历“满洲国”崩溃

口述:爱新觉罗・毓赡,采访:周逵

爱新觉罗・毓赡,清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子,恭亲王溥伟的儿子,1923年11月出生于大连,1939年他在伪满洲国承袭“恭亲王”。然而此时的毓赡不但没有拥有祖辈的那种有气派的王府,更没有享受到祖辈的那种荣华富贵。他和溥仪在日本人的控制下生存着,1945年8月他们又被苏联红军俘虏。毓赡14岁进入伪满洲国的皇宫,此后的20年,一直生活在溥仪的身边,亲眼目睹了伪满洲国的崩溃。

初到“满洲国”

溥伟

我的父亲爱新觉罗・溥伟是清朝的恭亲王,也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父亲觉得在北京很难再呆下去,于是变卖了家产远走他乡。我是1923年在大连出生,虽然“贵”为长子、皇族后裔,但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

“恭亲王”这个称呼那个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及了,原来北京恭王府什么样的,我也完全不知道。用俗话说,就是连恭王府大门朝哪我都不知道。到了1937年,父亲去世,家里头突然没有了生活来源。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只有开始变卖家产。今天卖点这个,明天卖点那个,拿这个当生活。

那个时候溥仪已经到了长春当了“满洲国”的“皇帝”,家里也没办法,就商量让我到他那去,等于说是从家里带出一张嘴去。听说溥仪还在“皇宫”里办了个私塾。我小时候也没上过学校,到那念书去,管吃管喝还管穿,上哪找这学校去?上别的学校还要交学费,这个学校还能管你生活。就这样,我就上溥仪那去了。

满洲国

到了“满洲国”的新京后,我被安排住在“皇宫”里面。辟了单独一间房子,隔成两间。里屋睡觉,外屋做讲堂。溥仪专门请了几个老师给私塾上课,课程也挺丰富。有讲四书五经、清朝历史,还讲《皇清开国方略》等等。此外也教点数学、理化等等,还得学日文。

第一次见溥仪的情况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是溥仪亲自到私塾来给我们上课。那阵子溥仪刚买了一个油印机,觉得挺新鲜的,就拿钢板刻了雍正皇帝的上谕,油印出来给我们当讲义。他对我们讲,当年我不过也是醇王府的一个普通宗室吧,现在我成了大统、接替了统治,做了宣统皇帝。现在“国”是没有了,但还有这个“皇位”在呢。“满洲国”是暂时的,长春的“皇宫”也是暂时的,没准到了明年我们就都回北京过年啦。

对于这些,我那时不太明白。就知道他是皇帝,见了面要磕头,恭恭敬敬的。在满洲国的十年里,我就当了小奴才,伺候着他。

轰炸

到了1945年以后,情况就每况愈下了。我记得是在 1945年8月8日,那天我刚刚侍候着溥仪吃完了饭,就听见“皇宫”外面忽然响起了空袭警笛声。溥仪反应快,连忙带着李贵人跑了出去,钻进了“同德殿”前的防空地下室。自从局势恶化以后,日本人专门给溥仪在“皇宫”里建了这么个“御用”地下室,据说非常的结实,三米厚的钢骨水泥,地面上还堆起了两座小土山,即使炸弹直接落到防空室上面,里边的人也可保安全。可是溥仪还是觉得不太放心,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真的会使用这个防空洞,而如今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溥仪

钻进防空室时,我走在最后,还没有走进门口,就看到南边远远的地方火光一闪,接着传来了不大的爆炸声。我向南张望,听到头上螺旋桨声扑扑拉拉地向北而去。

溥仪就在地下室里躲着。过了好久,直到空袭警报解除了,溥仪还多等了一会儿,才从洞里重新出来,回到“同德殿”。日本军官吉冈安直跟在后面向溥仪报告说,刚才的飞机在长春市新天地投下一枚小型炸弹,然后向北逸去,似乎是来自北方,推测应该是苏联的飞机。溥仪听到“苏联”二字就慌了神,不停地走来走去。

没多久,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也进殿见溥仪,通知他苏联已正式对日宣战,“政府”即日迁至通化。山田乙三还向溥仪吹嘘了一通,说通化山连山,山套山,关东军在那里修了多少地下工事,掏空了多少大山,那里是地下长城,固若金汤。请“陛下”完全可以放心,将来一旦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日本天皇也将到这里来。

弃城

溥仪的作息时间表全乱了。那天一清早,我就见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内廷”的小圈圈里,东一头,西一头,漫无目的地看这看那。 说来也可笑,溥仪这个时候最害怕反而不是大兵压境的苏联军队,而是与他朝夕相处的日本关东军。他害怕日本人在倒台之前的最后一夜,会把他杀掉,杀人灭口。过去是叫什么“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就担心日本把他消灭,特别害怕这个。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不想走也得走,只有请求宽限两天,收拾行李和安排随行人员。当天就开始慌慌乱乱地收拾行李,还夹着要钻几回防空洞。其实苏联飞机一颗炸弹没有扔,只是扔了一些照明弹。而且在紧张地收拾行装时,还受了两场虚惊。

溥仪有一本算卦用的诸葛神课,他一直奉若神灵。这本书在装箱时,不知怎么的被红药水染红了一角。照着宫里的老规矩,红色本来是代表吉庆的,可是在这兵荒马乱之际,被当成了血的象征,使得溥仪大为烦恼,认为是不吉之兆。我安慰他说:究竟是红药水,不是真的血。但溥仪一直把神课当成自己和菩萨、祖宗之间沟通灵感的工具,恰恰在这时候被染红了一片,怎能不使他认为是不祥之兆而大为烦恼呢?

另一场虚惊发生在中午。溥仪曾两次去日本,也到过东北各地“巡狩”。除了官方拍摄下来的新闻电影外,他私人还雇佣了一个日本摄影师,专门为他拍摄影片,十几年来也拍了百把十卷。今天他下令全部烧掉。烧影片的人抱着一大堆片子哭了一场。到哪里去烧呢?就全搬到缉熙楼地下室的锅炉房里去烧。烧的人心慌意乱,一不小心连着了锅炉外边的片子,霎时间由地下室窗口里窜出了火舌,喷着黑烟。烧影片的人吓得跑出来大喊:“不好了!着火了!救火呀!”只吓得溥仪光着脚从楼上跑了下来,赶快叫消防队。如今伪满“皇宫”内府的日本人官吏全逃往通化,中国人除了官大点的随逃以外,其余的人发给两三个月工资,名之曰“留守”,可是上午一拿到工资,就都溜了,上哪里去叫消防队呢!大家也顾不上收拾行装了,从各处抱来灭火器往地下室窗里乱喷一阵,总算是“老天保佑”,熄灭了这场不大的火灾。

火被扑灭,收拾行装没时间了,午后即将运往火车站。伪满“皇宫”内府的汽车驾驶员和消防队员一样也都溜之乎也,只好由日本关东军派来几辆卡车运送行李,随车来了一小队日本兵当装卸工。本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队最讲阶级服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到了皇宫内院,更得拿出那一套军人礼节;可是如今大势已去,军心涣散,这些素称日本精锐的关东军,装完车,顺手拿了一些洋烟、洋酒,就坐在“同德殿”的候见室沙发上大吸大喝起来。

逃亡

随同溥仪逃跑的有他的皇后、贵人,其次便是他的弟弟、妹妹、妹夫,再次是我们几个所谓“学生”、随侍、佣人。汽车没有了,我们这些人只好步行上车站了。大约下午四五点钟集合,从伪满“皇宫”内府的后门溜出去直奔车站。

一路上看到许多人在搬家,有的从城北搬到城南,有的从城东搬到城西。大商店都歇了业,小商店开半扇门。走到火车站外边,遇到了溥仪专用的日本理发师,他已经换上了军服,苦笑着向我们表示要坚守长春。我们也无心和他多讲话,匆匆进了站台,只见横躺竖卧着一家子、一家子的日本人,都是在候车撤退。

穿过了倒卧的人群上了列车,车里大部分是伪满宫内府里的日本人官吏。我找了个座位,坐下来,总算是在这两天慌乱之后,稍稍松了一口气。这才觉得饥肠辘辘,为了救火把午饭也忘了吃了。从背包里取出饼干,吃了一包,又喝了些车上的洗漱用水,就算是午餐、晚饭并成一顿吃了。

长春东站是个货站,离伪满“皇宫”内府不太远,到吉林去的火车就在离宫墙外面不到半里的地方驶过,我望着伪宫的方向,细雨蒙蒙的夜空映出了一片暗紫色。我指给溥仪看时,他说他乘车离宫时,日本人就把盖在“同德殿”院内的“建国神庙”付之一炬,这时余烬尚炽。庙烧了,神呢?这个日本人的祖宗“天照大神”可是溥仪上日本亲自迎来的,到了伪满就叫“建国元神”。日本的神像不是木雕泥塑的,而是用三种“神器”来象征,即以玉象征“仁”,镜象征“智”,刀象征“勇”。

现在这三种“神器”打了一个黄布包,由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套在脖子上用手捧着,随同溥仪一同上车来了。

随后一整天都是在火车上。清晨到了吉林,再经梅河口奔向通化。列车上人满满的,没有餐车,吃的是日本式的饭团子,又凉又粘。溥仪专车上有个小厨房,御用炊事员不晓得上哪里去了,由随侍的临时替他做一碗面汤。没有擀面杖,就用玻璃瓶子擀面片。他居然吃得也蛮香。

火车在梅河口停的时间长些。我下车走过栈桥,打算到车站上去搞点吃的。谁知到站台一看,空空荡荡。好容易在候车室里找到一个站上的人,向他一打听,他指着墙上一块黑板给我看,上面写着“今日有重要的列车通过”,所以空荡无人。我又不好告诉他我就是乘重要列车来的,只好空手而回了。

山田乙三

夜间车到了通化,我正靠在最后一节“了望车”的后门睡觉,忽然被人推醒,说是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前来求见。他见到溥仪,说在北满方面正与苏军激战,取得了赫赫战果。我当时就觉得好笑,照他那么说,激战正酣,堂堂司令官放弃指挥,溜到通化来作甚呢?

退位

第三天清晨,列车抵达了终点站――临江县大栗子沟。由车站往北三里多路是一块群山合抱的小平原,排列着一排排住宅,这是大栗子沟铁矿公司的机关所在地。最北边一幢日本式平房,大概是铁矿经理的住宅,如今房主不知何处去了,剩下这所住宅当作了皇帝的临时“行宫”。伪满宫内府大大小小的官儿们都住进宿舍;我们几个被安排在一座大仓库里。

这里叫临江县,确是名副其实,由火车站往南一里多远就是中朝界水――鸭绿江。这一带环境幽静,有连绵不断的青山环绕,有滔滔不尽的绿水长流,空气清新,不时有山呼鸟鸣,但谁也没心思去欣赏这初秋的大自然风景。这里没有看到过一个老乡,也没有见到民房。我想,当初决不会没有人住,很可能是日本人占据了这块地方,把当地老乡统统赶走了。至于铁矿山,据说离这里有数十里之遥,还在深山里边。

经过安顿,有了吃、住的地方了,谁也不知道要呆多久,下一步怎么办?中国官儿们已无班可上,有些人除了吸鸦片烟外,便是打麻将牌。日本官儿们还忙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我充当了伪满宫内府和伪满内廷的联络角色,也是办一些生活的事。如给“御膳房”买副食,领一些面粉和油,由家属们做油炸食,准备再往山里逃跑或遇到连续空袭时的干粮。

这所“临时行宫”是日本式住宅,一进正门,对面就是洗澡间,浴盆是一只大木桶。在长春伪满宫内,有皇帝御用的浴室、盥洗室。洗澡是“浴”,“沐”则在洗头。溥仪一个多月才理一次发,也只有在理发之后才洗一次头,可是,现在已是秋风秋雨、黄叶飘飘,他却在一个木桶里洗了一次澡,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那几周的日子过得昏天黑地、浑浑噩噩。大概过了有一周吧,那天一早,我醒来,就觉得气氛有些异样。―个个日本人都无精打采,仰天躺在榻榻米上。我赶忙跑去见溥仪,正碰见日本军官吉冈安植来见溥仪,垂头丧气地代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通知溥仪:日本天皇已经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溥仪一听,马上跪地向东边“碰头”,并亲自批其颊十数下。当然不会用力,但很脆,很快。这犹之乎“讣闻”上的老套子,“不孝男某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先考”,于是便来套“批颊请罪”的表演。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日本人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原来,溥仪胆子特别小,而疑心又特别大。今天日本人垮台了,他的傀儡戏也唱完了,没有用了,他害怕日本人害他灭口,刹那问,极度的恐惧和绝望的心情交错在一起。

吉冈随即拿出了一份“退位诏书”,叫溥仪签署,开头也还是写上“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曰”,这也是溥仪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退位。

九人亡命团

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已不是一周前所讲的什么“天皇也将到这个固若金汤的通化来”,而是要溥仪马上乘飞机逃往日本,明天立即动身。至于家属,暂时不能携带,要等到通车、通航以后再去。刚刚运到的行李又开始了第二次整理。原来“御用”的大皮箱上都印有伪满的“国花”――兰花章,现在一律要用刀子刮掉,皮箱被刮得像长了一脸秃疮。溥仪下令再次收拾行装,准备往日本启运。是故意这样做,用来安慰一下家属们呢,还是他真的以为不久家属们也会到日本去,这就不得而知了。

接着我参加了一个小会,到会的大都是伪满宫内府的日本官儿。到大栗子沟时,由长春带来了一小队“皇宫禁卫军”,在“临时行宫”站岗。现在开会,就是向大家传达,这一小队伪兵,已被缴械。他们的驻地在西南方向,怕他们哗变。如果万一夜间听到那边有枪声,要大家不必惊慌,这里已有所准备。并要我向溥仪转达一下“岗哨由日本军接替了,请皇帝陛下放心。”

收拾行李时,溥仪交给我一小皮箱他的亲笔日记,包括在天津时写的,叫我统统烧掉。溥仪现在是单身出走,只简单地带点东西,在一只小皮箱里,装了满满一箱金子、钻石、珍珠、首饰。另外带了些常用药,还特意带上了各种安眠药片。

随同溥仪逃往日本的有他弟弟、妹夫,还有一名随侍。他把我们几个所谓“学生”叫到一起,讲了一通留守的重要性,说还有皇后、贵人随后走,需要有人保护,等等。于是几个“学生”赶快表示:跟定“皇上”,万死不辞。话虽如此,但每个人的态度表现总不会一模一样。有的人捶胸顿足,声泪俱下,溥仪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我知道,他非带我不可,所以也就没有装出不带我走非一头碰死不可的样子。

还有一个医生,叫黄子正。他曾在长春市开了个大同医院,以后歇了业。不知是谁把他介绍给溥仪,主要是让他偷偷地给溥仪注射性激素针剂,如“习保命”,“安乐根”之类。如今他也跟到大栗子沟,还将跟到日本去。

吃完晚饭,我们几个人先步行到车站,溥仪乘汽车到车站,汽笛长号一声,火车慢慢蠕动,站上连个“恭送”的人影也没有,只有几盏昏暗的灯,也很快消逝在后边了。

被俘

清早抵达通化。下火车即直奔飞机场。到了机场,我看到溥仪站在一架双引擎机前,正和一个伪满官吏谈话,最后那个人趴下磕了三个头。自从长春逃出来,这是唯一给溥仪送行的人。

我乘的是一架单翼民用机。启动时,得用一根很长的绳子,一端有个皮套,套在螺旋桨尖端,两个人用力一拽,冒出一团黑烟,引擎才发动。等我乘的飞机滑到跑道时,溥仪乘的大型飞机早已无影无踪了。

飞往哪里呢?说是先飞到沈阳,再换大型飞机去日本。刚才溥仪乘的双引擎飞机在日本就算是大型的了,换什么样的大型机呢?到沈阳再看吧。

临行前,溥仪给了我一块汉玉。据说古人佩玉,从马背上跌下来,玉碎了,而人不受伤。还给了我一颗舍利子。它是代表佛爷保佑的意思。乘坐这种浑身颤抖,似乎要在空中解体的飞机,带上这两样东西,多少是点精神安慰。我从机舱往外看,看到飞机伸着的两只“脚”,如果掉了一只,着陆时就得翻筋斗。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中,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下了飞机一看,远处真的排列了不少架大型飞机。到了候机大楼前面,忽然看到几个深目高鼻带着冲锋枪的游动哨。原来远处排列的大型飞机正是苏军飞机。我连忙上了二楼,溥仪早已到了,事情已经明白了。他半躺半卧在沙发上,用手一个劲来回搓着头发。

不久,远处传来了飞机降落的轰鸣,一会儿,―个身着皮外套的苏联将军来了。恰好日本“神官”桥本会几句俄语,他就当了临时的翻译。对话是在苏联将军和“御用挂”吉冈之间进行的。一个说,我们要上日本去;一个说,不行,只有到苏联去,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溥仪则坐在苏联将军对面的沙发上。他这时一再向苏联将军打手势,递眼色,表示不跟日本人走,愿意上苏联去。事情很明显,日本一投降,苏军就指名要溥仪。送到沈阳机场,就是为让苏联接收。什么换乘大飞机上日本,只是骗人的鬼话。就连“御用挂”吉冈、“神官”桥本,也是一齐被装在鼓里的。当初,日本帝国主义由天津把溥仪骗到长春,今天又骗到沈阳。它已经垮台了,还要来一次欺骗,总算是骗到底了。

无论怎样说,现在已经成了俘虏了,先缴械吧。大家把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壮胆的小手枪都交了。我们跟着苏联将军走出候机大楼。现在真的换上刚才看到的大型飞机了。人当了俘虏,日本神也大大简化了包装,不用再套在脖子上捧在胸前,而被放到座位下边去了。没想到,这时溥仪向吉冈和桥本问了句:“神体安否?”以后提起这事,大家都对他说:“神都塞在屁股底下了,还来什么安否呢!”他尴尬地自我解嘲说:“我那是讽刺日本人嘛!” 于是,这一行九人的“皇室”亡命团登上了苏军的大型飞机,从沈阳机场起飞,离开了“满洲国”,飞往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