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出土一批竹简，记载一批特殊女性：这就是乱世要付出的代价
东吴嘉禾五年的一个夏天，荆州长沙郡周边的上茹丘，一位妇女，倒在田里。原来，她顶着烈日，一连几个时辰在农田里耕作，由于过于劳累，中暑摔倒。她嘴唇龟裂，面色惨白，严重缺水，倒下后，周围又空无一人。于是，她只能孤独一个人，在烈日下昏死着。
晚上，几个孩童在田地附近大喊：“娘亲，娘亲。”妇女隐约听见有人呼喊，缓缓睁开双眼，眼前却一片漆黑，她早已忘却了白天中暑之事，心想这是在什么地方。
却说几位孩童叫声越发大了起来，这妇女终于听出是自己孩儿在寻找她，便强撑着身子，跪了起来。她刚稍微恢复了视力，左右观望孩子的去处时，突然听见一声惨叫，她随着惨叫声看去，黑黢黢数个人影，一把掳过她两位孩儿，跑向远方。
母亲的本能让她突然爆发，她惊慌地不住地摇着头，嘴里悄声念叨着：“不要、不要。”突然，他彻底清醒了过来，大喊到：“不要带走我的孩儿！不要啊！”声音撕心裂肺，那拐走两个孩童的山贼，一边跑着，一边得意地笑。
妇女就这样，一夜间失去了自己两个孩子，那个世界留给她的，只剩一亩三分地，和一栋快塌了的破土房。
三国时期的百姓，生存不易，妇女尤其如此。那时的男子通常是一家之主，有的负责种田养家，有的还要参军作战。妇女则操持家务，能干些的，顶多再织些布拿出去卖。
三国后千年，湖南出土的一批竹简中记载的一批女性，堪称特殊。从这些竹简记载中，我们发现，至少在当时荆州长沙郡一带，这批女性为乱世付出的代价，可能比我们认为的还要大。
长沙走马楼简牍
这批竹简中，《吏民田家莂》里一则写到：
┃刘里丘大女郑满，佃田一百一十四町，凡一顷八十一亩，皆二年常限，其十八亩旱败不收布，定收一顷六十三亩，收米一斛二斗，凡为米一百九十五斛六斗；收布二尺，凡为布八匹六尺。
大意是：刘里这个地方有一位成年女子叫郑满，垦田一百一十四町，总计一顷八十一亩，都按照二年常限的标准上税。其中十八亩田是旱田，不收取布作为实物税；（从余下的熟田中）固定收取一顷六十三亩地的税，每亩收取米一斛二斗，共一百九十五斛六斗；（还要从余下的这些熟田里）收取二尺布为实物税，总计八匹六尺布。
类似这样的记载，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这批女性的特殊之处在于：她们是户主。从简牍中可以看出，郑满是作为一家之主，负责向官府上缴实物税的（米和布），而且上缴的税额相当高。从简牍中虽无法得知郑满一家有几口人，但她作为一位女性，能成为户主，说明家中成年男性（至少是壮年男性）非死即残。合理推测，如果家中还有男性，也只能是小孩，其余的则是年轻女性。如上所言，郑满不仅要向官府上缴米作为实物税，还要上缴布，故而，她还要自己织布。一位女性，在战乱年代，既要承担一家之主的责任，又要种地，还要织布，还要养育子女，这个压力，实在比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
为何会有这样一批特殊的女性存在？
主要是因为这些女性的夫君，不在了。他们或因参军战死，或因其它原因身亡，这些女性不得已，才撑起家庭。这些简牍出土的湖南长沙，在东吴嘉禾年间属于荆州长沙郡。长沙郡在当时相当落后，比起扬州（例如建业、吴郡等地）以及益州（成都等地）欠发达，更比不上中原地区。长沙郡地处偏远，人烟稀少，因此这里战事也不多。生长在这里的男子，从军后往往都会去荆州北方这样战事频繁的地方服役。所以，像郑满这样的女子的夫君，离世前很可能就在荆州北部驻防，或者在扬州一带驻扎，后来因为战斗身亡。
中原地区则不同。中原由于战事多，军士虽然参了军，也不会离自己家乡太远。比如曹操，从入驻兖州（191年）到官渡之战（200年）的将近十年间，一直都是在兖州、豫州活动，最多不过到了徐州，这些地方相距都不远。如果曹军将士的家安在这些地方，回家省亲并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