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的葬礼
向往之所是泡沫殿宇，望之绝美，近之既碎。例如月亮，例如死亡，例如在圆月银亮时，守着透析机听氧化钠和脉搏轻轻颤伏，这与浪漫无关。
姑姑依靠在病床上，头歪向一边，脸上挂着虚弱的痛苦，透析机大约每两分钟发出一次嘀嘀的声响，护工坐在对面在打王者荣耀。我放下水果坐到陪护床上，姑姑似乎有所察觉，把头偏过来，发出一声痛苦的哼叫，眼睛微微睁开又缓缓合上，留下一条缝，似睡非睡。
这是姑姑得病的第八年，起初她还可以做点家务活，出门散散步。2014年的冬天，我到她家串门，她坐在椅子上拄着拐，机警地扫视着四周，却是什么都看不见，臃肿的小腿撑着裤管，据说一按一个坑，久久不能复原。我那会儿才意识到，她已经病得这么重了。
姑姑的病是遗传性糖尿病，打了很多年胰岛素，后来得了尿毒症，插了管子，两天透析一次，时间长了，器官衰退，就得各种并发症。她此时的身体渐渐就像一个摇摇晃晃的反应场，在药物和透析机的作用下勉强维持平衡，如果没有这些，她一天都熬不过去。
姑父走进来，跟我打招呼，姑姑听到我们谈话，扭过头试探着叫了我的名字，眼中满是不确定，我让她赶紧休息，不要提劲。姑姑把头扭过去，胸口剧烈地起伏了一阵儿，像是为了缓解说话所付出的气力。我问姑父这次怎么回事，他说刚带着姑姑从郑州回来，本想在郑州治疗，可姑姑做CT时躺不下去，哭闹得厉害，他怎么哄都不行。上午她勉强做了CT，就躺了两分钟姑姑就喘不上气了，直到现在也没缓过来。
“又添了新症状，轻微脑梗。治脑梗的药跟治肾脏的药犯冲啊，她心里烧得慌，又不能多喝水，怕尿不出来。现在就是活受罪，那也没办法，熬吧。”
姑父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化验单，展开了给我看，“这段时间我老感觉尿不干净，也去检查了一下，医生说也得输液。”
那张单子下面写着右前列腺钙化和肝结石。
姑父是农业大学毕业，在乡下开农药铺，酷暑之际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早上五点起来，夜深了才能睡下。姑姑年轻那会儿能吃能干，骑着机动三轮车去濮阳进菜籽，去村子里送农药，早上去，晚上回来，无论货摞得有有高，她总有办法用绳子捆得稳稳当当。他们攒钱在镇子的某职工家属院上买了套三居室，不忙的时候就住在那儿，我也经常过去找表哥玩儿。与干劲所匹配的，是姑姑的脾气，一天能发八次火，但来去都快。
表哥离婚后，姑姑的病情骤然加重，脾气也更糟了，经常为一点小事骂表哥，一骂就收不住。姑姑不能生育，表哥是抱养的，他在结婚时得知此事并没有什么反应，也许早就知道了。表哥在县城里上学，初中没上完，赶上非主流风靡县城，去理发店当了几年学徒，也留了个象征潮流的发型。几年下来，他没学出手艺，理了平头回到家里帮忙。他经常偷钱，被抓住了就挨骂，但不挨打。姑姑私下跟我说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孩子，不能打。
姑姑、姑父用攒下的钱，在县城付了首付，卖了间四居室，一楼，还带个院子。表哥结婚那天来的人都赞叹他们家好看，有人说一辈子要能住上这样的房子，那就太值了。表哥结婚时才20岁，表嫂17岁，小地方的风俗就是如此，早成家，早生子，早离婚。离婚的前奏是争吵。
他们的儿子不满一岁时，我陪他们给孩子打防疫针，他们在路上吵了起来，表哥发脾气，掉头回了家。姑姑骂了他几句，又拿出500块钱给表嫂买衣服。他们在路上又吵了起来，表嫂推开车门把孩子拎出去说：“你不停车我就摔死他。”
我赶紧让表哥停车，表嫂坐上班车不知去了哪儿。我们回到家，姑姑骂了表嫂一下午：“我早就知道她不作到底不算完！”声音一如往常般响亮。
晚上，表嫂打来电话让去她的一位亲戚家接她，她一回到家就收拾东西要走，姑姑端着饭菜进来，我说别端了她不吃，姑姑的声调顿时就高亢起来：“她吃不吃是她的事，我得给她端。”她语气很凶，末了却有些委屈似的哽咽。次日，她领着表嫂买了几件衣服，相谈甚欢。
表哥和表嫂在离婚后还纠结过一段时间，坐下来谈过，也像之前那样吵过，最终结果是孩子留给表哥，两人彻底散了。我听人说表嫂去了外地做皮肉生意，还听说她有意勾引姑父。日后，姑姑魔怔了一样，逢人就骂之前的表嫂，连说带演，语气表情都很形象，骂着骂着就哭，哭完了就重新骂一遍，若旁人不劝她，她能一直哭骂下去。尽管她已愤恨到如此地步，却还是低三下四地求表嫂回来继续过日子。这份理智一直维持到她病入膏肓之际，表现在她发脾气的对象仍限于表哥和姑父，对外人都是客客气气的。
姑姑骂得最多的就是表哥，总能找到骂他的由头，关门声音大、弄倒了水杯、叫他没有及时回应，火气噌地一下就窜起来，倾尽所有词汇和句式攻击他。我观察过表哥挨骂时的表情，他是麻木的。在姑姑的咒骂下，表哥开始离家出走，长则一个月，短则两三天，没钱了就回家挨骂，不出声，找机会拿到钱接着消失。有时姑姑住院，孩子也需要照顾，姑父一人忙不过来就满世界找他，电话打到过我这里。
2016年的冬天，我从北京失意而归，熟人见面就会问怎么回来了，我就说想歇歇，他们就感慨外面不好混，只有表哥不会这么问。他频繁地约我出来，我们在一起不谈交心话，也不喝酒，只是玩儿，打网游、看电影、吃饭，就连路边的飞镖扎气球都能兴致勃勃地玩半个小时。在游戏和香烟的补给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都在逃避。直到他打电话跟我借钱，说是去洗浴中心叫鸡，时间到了也没弄出来，又叫了一个，言语中有自得也有悔意。从那之后我跟他联系得渐渐少了。后来再见到，他总是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该干什么。
那段时间，我对于表哥来说也许是一块石头，不发光，不发热，存在的意义只限于存在，让他在短暂的忘却中能更踏实些；而对我来说，他是一块悬崖边的警示牌，警示不要像他那样陷进去。
在我看望完姑姑的两天后，她去世了。我有些错愕，没有悲痛。当时姑父和表哥看情况不对劲，赶紧回家开车准备往老家送，等回到医院时人已经不行了。表哥哭了，说最后连句话也没说上。姑父的老家距离县城有40分钟的车程，他们家买的那辆五菱面包车已经开了好些年，最初用来给人送农药、化肥，用来往返家于医院之间，最终也是用这辆车送了姑姑最后一程。
灵堂设在一处荒废的院子里，屋里面的积尘有半寸高，两根木头撑着房顶，墙壁上污痕一条条向下凝固成流淌的形状。屋子里没有电，从隔壁扯过来一个插线板架起两个灯泡，一个照死人，一个照活人。
我们打开后备箱，把姑姑抬进屋子，放在床上，她的肚皮露出一小块，姑父伸手探了探温度，他嘴里不停说着回家了回家了，语气像在哄一个懵懂的孩子。换寿衣时，姑父让给他拿一根线，说是要把透析管子扯出来。
冰棺很脏，花纹俗气得渗人，塑料盖子全是划痕，我们把她放进去，用被子盖住头脚。忙完这些，已是深夜，姑父请大家一起去吃饭，没人愿意去，他很执拗地不愿让大家走。全家人都对姑父作出了好评。从姑姑生病至今，他端饭擦屎，寸步不离，面对姑姑的暴躁总能以柔化刚。数不清多少次，他在夜里把犯病的姑姑扛到车上，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其实县医院早已经拒收过姑姑，认为如此下去并没有意义，可姑姑仍去透析，她活着很痛苦，但还是很抗拒死亡，从她身上我看到了人面对死亡时的怯懦，对于那个未知世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坦然接受。
透析是生命的加速带和预告牌。我曾透析室看见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身上插了个管子，睁着水灵灵的眼睛，不哭也不闹。表哥问我知道透析是怎么一回事吗，我摇头，他说：“就是把你的血放出来洗一洗再放回去。”我听了，寒毛倒立。
等表哥的孩子上了幼儿园，他又结婚了，新表嫂也带了个孩子，是个女孩，很可爱。他不再玩失踪，看起来比以前稳重了些。有人调侃说你现在压力可大呀，他就嘿嘿地笑。偶尔，碰上姑姑身体无大恙时，一家人看起来还挺好的。表哥现在的工作是当搬运工，什么时候有活什么时候走，一箱货两毛钱，现干现结。他花两万块钱从上海进了一批饮料，县城的人都没见过这个牌子，一下子砸手里了，堆得满屋子都是。这成了姑姑持续发脾气的由头。我帮忙帮他卖一些，有次去姑姑家里拉货，家里只有她和小侄子在家，姑姑走路都费劲，就让还在上幼儿园的小侄子一箱箱往外面推，让人看了心酸。
表哥再婚后不久，姑姑的身体接近崩溃，尽管医保能报销大部分，可长时间透析也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新表嫂家里拿出了十几万给她动手术。听说新表嫂闹过一次离婚，带着女儿回了娘家，因为姑姑一直病着，新儿子也不听话，觉得日子熬不到头。她娘家人骂了她一顿，她又回来了。或许是儿媳对她厌弃，或许是姑姑自己迫于死亡的压力，脾气更大了，发誓说要在饭里下老鼠药，全家人一起死，吓得新表嫂不敢在家住。在姑姑的家庭里，奈何透析损耗的不只是个人的生命，还有家庭的生命。所以在姑姑死后，不少人都觉得解脱了，为自己，也为姑姑。
在那件脏旧的破屋里，姑父跟他的兄弟们商议后决定，停棺三天，一切从简。停棺第二天，灵堂的房顶安置了喇叭，两个低矮破旧的气柱焉巴巴地立着，供桌上立着张褪色的彩色照片，盘子里摆着焉巴巴的水果。冰棺前面放了几块青砖，夹着一根白蜡烛当长明灯，火盆焦黑，冒着呛人的白烟，两旁是叫不上名字的亲戚。我们之间已极少来往，红白事是我们见面的唯一理由。
灵堂周边人来人往，成了暂时的人群聚集体，男人们坐在后院抽烟忙活，女人们站在街边说笑。等到她们说累了，就走到遗像前，收住闲谈的笑容，蹲下来捂脸假装哭嚎，抬起脸时又一副开心的模样。棺材两边的孝子也是如此，一听见外面的鞭炮响，就在焦黑的火盆里面烧几张纸，众人一起跪伏下身子，一起哭嚎两声。
双方都在被一种既定的礼节所驱使，敷衍的态度使葬礼成了拙劣的闹剧，好像大家聚在一起只为演一场戏，而观众只有一位，就是躺在冰棺里的死人。傍晚，大家在街上搭了桌子和条凳，一瓶瓶啤酒和劣质白酒被打开，从食堂打包过来的肉菜到了，都是凉菜和熟食，帮忙的妇女扯开塑料袋，下手把菜抓到盘子里，再由人一盘盘端到桌上，喧闹声和酒肉的气味一混合，人群更自在了。
一些乡亲们用过酒肉，走了一半，剩下的仍围在周边聊天抽烟，不多时，一个个地渐渐都走光了，哀乐停了，路灯也灭了。灵堂里只剩下自家的人，在互相劝慰下也纷纷走了。表哥睡在冰棺旁的被子上，嫂子和侄女睡在躺椅上，姑父带着侄子睡在床上，姑父的兄弟跟一个同族弟兄在后院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两人吵了起来。
表嫂把表哥叫醒，让他去后院劝架，姑父也醒了，众人一劝，那喝醉的人吵得更凶了，几乎要动起手来。酒精是村子里的男人们得到快乐的最便利的途径，代价是失去理智。葬礼上的酒是我另一个表哥负责买的，他对我说：“现在村儿里人喝的都是68°的，根本不用买什么好酒，七十块钱一箱的沱牌，可得劲了！”
凌晨三点左右，姑父的两个侄子方才赶到，他们在新疆做小生意，中途遇到了延误。众人围坐到一起长吁短叹一番，话题回到了与那位同宗叔父吵架的事情上。两家人似乎积怨已久，你一言我一语，把曾经的鸡毛蒜皮翻了个遍。
时已入秋，姑父从医院直接过来筹办丧事，还穿着一条短裤，此时他觉得冷，批了一件姑姑的红色外套，他听了一会儿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这样吧，你们的事都是大事，现在就去解决，”他指了指棺材，“这的事都是小事，都不用管了。”
大家自觉掐灭了这个话题。凌晨五点，天色幽兰。
早上，棺材运到了，大家把姑姑从冰棺里挪过去，脚头留着一道小口，冰棺杯撤到了胡同口，里面积着一层水。一有人来吊唁，吹响的就奏起来，孝子们哭得也更响了。唢呐声给我们局促而平凡的行为蒙上了一层悲怆。
午后，表哥掰开姑姑的嘴里，往里面放了一点糁，旁边的人不停叮嘱他千万不要把眼泪滴进去。合上棺盖，把榫木揳进去，又钉了铁钉，男人们将其合力抬到了外面，披孝衣的就开始哭了，围着棺材跪倒一片。表哥和昨晚来的侄子哭得最悲痛，四肢撑地，眼泪鼻涕一块往下流。管事的拿着礼单喊上面的名字，被喊到的人就走出人群朝着棺材磕头，喊了一会儿，人群中发出抗议，管事的直接让没喊到名一起过来磕。一辆吊车倒过来，装上棺材，众人朝坟地走去。表哥被人搀扶着，他哭得腹部蜷缩，走路打颤。
我忽然想起在奶奶去世后不久，姑姑坐在奶奶旧居客厅里，没有开灯，四周很暗，我问她怎么哭了，她搂住我轻轻说：你知道吗？姑姑没有妈妈了。
人间情爱是风中飞絮，飘兮荡兮，触之若无。生命易碎，相守易老，所谓至亲一场，也不过是用余光助你把血液放出来，洗干净，再装回去。此时心中的悲恸，与死者无关。
姑姑死后半个月是八月十六，我到她家里吃饭，席间我想问姑姑去哪儿了，这个念头一跑出来，迟来的伤感就涌堵了心间。我灌了几口酒，滋味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