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

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


张爱玲讲过:出名要趁早。但在肖复兴看来,更要趁早的事,是读书。

《读书知味》这本书里,肖复兴讲了很多读书的方法,不过,他不仅是在告诉我们如何读书,也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写作。同样的,它不仅适合孩子阅读,也值得大人细细品味。

读书怎么才能读出“味道”呢?第一重要的事,就是需要思想。不管是给孩子选书,还是给自己选书,都应该首选带有思想性的。说到这个,鲁迅先生的作品自然不能错过。

《风筝》《五猖会》是鲁迅先生叙写童年的重要作品,它们的关系很紧密,写的都是孩子们喜爱的游戏,但其中的思想性却十分珍贵。我们先来读读《风筝》。

在《风筝》里,鲁迅先生说:“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鲁迅先生的弟弟是很喜欢风筝的,每当放风筝的时候,弟弟都会欢呼雀跃。

可是鲁迅先生不喜欢。他认为“这是没出息所做的玩意儿”,是“笑柄”,是“可鄙”。所以,他在弟弟做风筝的时候,伸手就把风筝折断,掷在地上,然后踏扁了。

多年以后,鲁迅先生回顾往事时,心中总会隐隐作痛,他希望得到弟弟的宽恕,但弟弟呢,却全然忘记了这件事。文章的思想性,正体现在这里。

长大后的鲁迅先生,对自己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说自己毁掉风筝的行为,是“对于精神的虐杀”,只要一想起这件事,鲁迅先生就说:“我的心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其实,《风筝》里所表达的思想性,在鲁迅先生的另一篇文章——《五猖会》里早有苗头。所谓五猖会,是当时孩子们喜爱的另一种游戏——迎神赛会,有点儿像今天的庙会。

看一场五猖会是很不容易的,要坐船走六十多里的水路。鲁迅先生跟其他孩子一样,对此十分着迷,他巴巴儿地希望自己生一场重病,好让母亲也去庙里许一下心愿。

一次,正当鲁迅先生要坐船去看五猖会时,父亲出现了,他坚决要鲁迅先生背书,背不出来,就不许去。鲁迅先生便开始背,最后终于像做梦一般地背完了,大家伙儿都为他高兴,他说“工人将我高高举过头,仿佛在庆祝我的成功一般。”可是,他却再也没有了看五猖会的兴致。

读到这里,我们可以合上书本想一想,《风筝》里的鲁迅先生,和《五猖会》里的鲁迅先生的父亲,是不是非常相似?他们都是以家长的姿态,企图压抑孩子爱玩的天性。

不同的是,弟弟的风筝被毁时,老实的弟弟没有和哥哥起冲突,只是“绝望地站在小屋里。”而鲁迅先生面对父亲的干扰,却是有些“怀恨在心”的,否则他不会说,“到了东关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他甚至有些怨恨地说:“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个时候叫我来背书。”

这就是两篇文章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发现了这个,我们就更能读懂鲁迅先生文字中的思想性。我们甚至还会发现,我们平时的言谈举止,时常也会跟鲁迅先生一样,带有父辈的影子。

在读一本有趣的书时,我们往往很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然后迫不及待地读下去。不过,要想更好地体验读书的乐趣,我们却要学会停一停,带着问号去阅读。

带什么问号?怎么带问号呢?咱们来读读汪曾祺先生的小说,《黄油烙饼》,它讲的是一个叫萧胜的八岁小男孩思念奶奶的故事。

这个叫萧胜的小男孩,三岁就被送到了乡下奶奶家,因为他的爸爸在野外的马铃薯工作站工作,不方便照顾他。看小说的名字我们就知道,“黄油烙饼”,肯定和萧胜的奶奶有关系。但小说从开始到快结束,黄油烙饼都没有出现过,出现的只是两瓶黄油。

这两瓶黄油很低调,一共只出现了两次,而且都只有一句话。第一次,是爸爸来奶奶家看萧胜——“爸爸带回来半麻袋土豆,一串口蘑,还有两瓶黄油。”

第二次,是奶奶在饥荒年饿死了,爸爸来办丧事,并把萧胜带回他工作的地方。临走时,爸爸把奶奶为萧胜做的两双新鞋,装在了一个大网篮里,还“把两瓶动都没有动过的黄油也装进网篮里。”

两瓶黄油的两次现身都很简单,一笔带过,读者一不小心就忽略掉了。

当我们读到这里时,是可以对自己提一些问题的。比如,奶奶把爸爸带来的土豆和口蘑都做菜吃了,为什么独独没有吃黄油呢?是不爱吃,还是舍不得吃?在那样饥荒的年代,奶奶都饿得浑身浮肿了,怎么不吃黄油?

如果我们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可以倒回去看看,就会发现,爸爸把黄油给奶奶的时候,奶奶是不愿意接受的,她说:“你们吃吧。这么贵重的东西。”可是爸爸不肯拿回去。于是,“奶奶把两瓶黄油放在躺柜上,时不时拿抹布擦擦。”

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奶奶是舍不得吃,奶奶看到黄油,就会想起她的儿子——萧胜的爸爸,这是奶奶内心最柔软的寄托。

一直以来,小小的萧胜都很想尝尝黄油烙饼的味道,但他一直没有吃到。最后,在小说的结尾,黄油烙饼终于出现了。妈妈拿出其中的一瓶黄油,给萧胜烙了两张黄油烙饼。

读到这里,我们会想,这下子,萧胜总该高兴啦?不要着急,再给自己提一下问题:小说已经快结尾了,这跟奶奶有什么关系?小男孩萧胜会怎么表达对奶奶的思念呢?

来看看汪曾祺先生是怎么写的:

萧胜吃了两口,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妈妈的眼睛里全是泪。爸爸说:“别哭了,吃吧。”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写得真好,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萧胜对奶奶的思念,全都化在了那一口一口的黄油烙饼里。不需要多余的话。

所以我们读书时,不用紧赶慢赶,有时候停一停,想想人物的心情,问自己几个问题,就会让自己变得更主动一些,和作者产生有趣的互动。

我们知道,读书是有方法的,快速阅读能让阅读更有效率,它是一种能力。那么细读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细读的妙处。

来看汪曾祺的一个短篇小说,《鉴赏家》。

小说的主角叫叶三,是个卖水果的小贩。他经常给一位叫季陶民的画家送水果。一来二去,俩人就熟了。一天,叶三给画家送水果的时候,正碰见画家在画一幅画。画的是紫藤,开了满满一纸紫色的花。

画家对叶三说,我刚画完,你过来看看怎么样。叶三看了,说:画得好。画家就问:怎么个好法儿呢?

这就要说说什么是细了。如果画家问的是您,您会怎么形容?画得真漂亮,五彩缤纷,艳丽动人,栩栩如生?这些词,都不能形容什么叫好,更不叫细。这只是形容词,说得不客气一点儿,叫陈词滥调。我们以为形容词越多,就越生动。其实错了,还不如叶三说的呢!

接着,叶三又说了:您画的这幅紫藤里有风。画家问:你怎么看出来有风?叶三便回答:您画的紫藤花是乱的。画家立刻点头称是了。还有比这更好的回答吗?没有了。风穿花而过,让紫藤动了,乱了。

这是叶三的细,也是作者的细。没有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他们说不出这样的话。

这个叶三是很妙的,隔了一些日子,他又语出惊人了。

画家那天画的是传统题材,老鼠上灯台。正赶上叶三送水果。画家问:你看看我这个老鼠上灯台怎么样?叶三只说:您画的这只耗子是小耗子。

画家纳闷儿了:你怎么分出来是大耗子还是小耗子呢?叶三就说:您看您这小耗子上灯台,它的尾巴绕在灯台上好几圈,说明它顽皮,老耗子哪儿有这个劲头,能够爬到灯台上就不错了,早没有劲头绕了。

这就叫细。谁都能看到灯台,谁都能看到耗子,但是,人家叶三还看到了耗子尾巴绕了灯台好几圈。这就有了粗细之分。

交流了两次,画家认为,这个叶三是我的知音了。这天,他画了一幅墨荷,又请叶三来看看。这回叶三一瞧,不夸画家了,只说:您呀,这次画错啦!画家觉得奇怪,我一辈子都是这么画墨荷的呀,哪儿错了?

叶三说我们农村有一句谚语:红花莲子白花藕,您画的这是白荷,白荷结着莲子,这就不对了,应该是红花才对呀!

画家心下佩服,一天到晚跟田间地头打交道的叶三,果然比他这个艺术家更有生活常识啊!当下他就在画上抹了一笔胭脂红,白莲花变成了红莲花。

看来,没有生活的积累,只靠漂亮的词语,是写不出好文章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讲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做了生活中的叶三,才能捕捉到文字背后的细微和乐趣。

读书除了会思考,会提问,会观察,还需要什么呢?我们还要注意文章悬念设置的方式。尤其在小说里,悬念是个很重要东西,它像一把克制的枪,平时默默无闻不声不响,等到了关键时刻,啪地一声就打响了,让人回味无穷。

当然,悬念的方式有很多种,怎么设置,还得看作者的意愿和情节的需要。我们来读一篇沈从文先生的短篇小说,《生》。

小说讲的是夏天的什刹海边一位老艺人的故事。这位老艺人六十多岁,失去了双腿,戴着假肢。老艺人谋生的工具是一对大木偶,他把木偶绑在身上,通过跟它们对话,来吸引过往的人。

老艺人给这对木偶取了名字,白脸的叫王九,黑脸的叫赵四。只是,老艺人的亲热话,总是只说给王九听,表演摔跤的时候,总是让赵四先占上风,最后胜利的却是王九。

没有人来看表演的时候,老艺人就对王九说:“王九,不要着急,慢慢的会有人来的。”就像父亲在安慰儿子一样。过了一会儿,真的来了第一个人,是个大学生,他看着老艺人的表演,听着他说的话,“忧郁地笑了”。

慢慢的,来的人多了起来,收地摊捐的麻脸巡警也来了,巡警走后,老艺人又安慰王九,巡警收的钱不多的,“王九你说是不是?你不热,不出汗!巡警各处跑,汗流得多啦!”

有的人看老艺人的表演看得津津有味,有的人却又被旁边的新鲜事给吸引去了。最后,等一个人不剩的时候,老艺人便“同傀儡一个样子坐在地下,计数身边的铜子,一面向白脸王九笑着......”

看到这儿,我们可能以为,这个小说写的就是老艺人心酸的谋生过程,但到了小说最后,悬念出现了:

他不让人知道他死去的儿子就是王九。儿子的死,乃由于和赵四相拼,也不说明。他决不提这些事。他只让人眼见傀儡王九与傀儡赵四相殴相扑时,虽场面上王九常常不大顺手,上风皆由赵四占去,但每次最后的胜利,总仍然归那王九。

王九已经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那个真的赵四,则五年前在保定府早就害黄疸病死掉了。

看完这个悬念,我们才忽然醒悟了,原来,王九是老艺人的儿子,赵四是那个打死了王九的人。但赵四“恶有恶报”,有一年,他也害病死掉了。

而老艺人呢,儿子死了多少年,他就表演了这个节目多少年。这个悬念一出来,所有的问题便迎刃而解,没有激烈的语言,但带给我们的震动是剧烈的。

“文似看山不喜平”。读书、写作都是这样,能有点跌宕起伏总是好的,就像白雪之巅的一抹红,萧瑟深秋的一片绿,能给人带来深刻的悸动。

那么,没有悬念就一定是不好的吗?当然不是。有一些作家,能把最平常的事物写得不平常。一切便源于它们不曾枯竭的童心。说到这里,汪曾祺老先生又要出场了。

读过汪曾祺的人都知道,他的文字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像唠家常似的。时不时还会来几句幽默或孩子气的语言,让人忍俊不禁。我们这就来读一篇他的散文,《葡萄月令》

葡萄月令讲的是葡萄从发芽、长叶,到成熟和入窖的过程。二月,葡萄吐芽长叶了,他是怎么写的呢?他说——

“......有的梢头已经绽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它已经等不及了。”其实长叶的是葡萄,等不及的是人。但汪曾祺这么一写,就好像葡萄跟我们人一样,也有了急切的心情,一下子就生动了。

三月,葡萄要上架了。上架是个麻烦事儿,要刨坑、立柱、搭架子,繁琐极了。汪曾祺先生也写了这些过程,但最后,他把重心放在了葡萄在架子上的样子——

“......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麻筋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

他用了三个“伸开”,让人觉得葡萄真是伸开得舒服了。但这还不够,他又用了两个叠声词,“舒舒展展”“凉凉快快”,把葡萄舒服的感觉又强化开来。

葡萄上架后,到了四月,要浇水了。怎么浇?这一段很有意思——

“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哎!......浇了水,不大一会,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嗒嗒地往下滴水了。”

瞧,多么具体细致!说葡萄喝水像小孩嘬奶,已经够生动了,后面再来个“嗒嗒地往下滴水”,就更加让人有了画面感。真是要为汪老先生那双发现美的眼睛叫好了!

到了五月,葡萄要打枝了。一般人打下来也就丢了,但汪曾祺先生还观察了一会儿那打下来的卷须,他看着那卷须便想:“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不难吃。”一下子,“吃货”的本质便暴露了。

六月、七月过去了,八月来了,葡萄成熟了,人人期待的丰收场景来啦!丰收的场景有多好看呢?汪曾祺先生说——

“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墨玉。一串一串,饱满、磁棒、挺括,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

文字如心情,汪曾祺先生快乐的心情跟那葡萄一样,饱满得要溢出来了!

著名画家毕加索曾说过一句话:“我花了四年时间画得像拉斐尔一样,但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像孩子一样画画。”这句话放在写作上,也再合适不过了。

想想看,平时,如果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细细观察身边的小花小草、小猫小狗,还怕没有趣味吗?有了童心,一切寻常在我们眼睛里,在我们笔下,也就不寻常了。

刚才说的都是中国的文字,其实,外国的文字也同样妙趣横生,现在我们就去看看外国作家是怎么写文章的。

法国作家于·列那尔在他的小说《胡萝卜须》里,是这样写喜鹊的:“老穿着那件燕尾服,真叫人吃不消,这真是我们最有法国气派的禽类。”这个拟人很有趣,有点儿幽默,有点儿揶揄,还有点儿另类的夸赞。

他写蝴蝶:“这一张对折的情书小笺,正寻觅着花的住处。”翅膀像情书,还要对折,亏他想得出来!

他写孔雀开屏,就说人家“肯定今天要结婚。”也对,若是一个孩子,也会这样想,不结婚,开那么漂亮的屏干啥呢?

他写萤火虫:“有什么事情呢?晚上九点钟了,他屋里还点着灯。”萤火虫点灯,这很正常,可是他还关心地多问了一句,“有什么事情呢?”就不是谁都能想得到的了。

他写驴,很短,就五个字:“耳朵太长了。”

他写蛇,更短,就三个字:“太长了。”

这几个字真是让人看了想乐。你说,他写蛇的时候,为什么不写“身子太长了”呢?因为“身子”两个字太多余了,难道蛇的身上还有别的地方是太长了吗?

这就是语言的妙处,看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能让你心中一动,哈哈大笑。

现在,在这个被“全民阅读”炒得火热的时代,你还在细细品味文字中的味道吗?“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和书做朋友久了,便再也丢不开了,因为它是你的铠甲,也是你的港湾,它充斥了你的回忆,还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滋润你的灵魂。

希望当我们老了,再回首时,不会什么都想不起,希望我们会记得,书啊,是我们最重要的朋友,那些和它相伴的日子,一切恍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