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到底为什么退还“庚子赔款”？
１９００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奥地利、意大利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次年９月７日，“八国同盟”协同比利时、西班牙与荷兰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和约》。条约规定：中国须向各国赔偿战争损失共计４．５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为担保，分３９年还清，年息４厘，本息共达９．８亿两，即史上所称的“庚子赔款”。庚子赔款各国分配率为：俄２８．９７％、德２０．０２％、法１５．７５％、英１１．２５％、日７．７３％、美７．３２％、意５．９１％、比１．８９％，其余各国均不足１％。其中，美国分得３２９３．９０５５万两白银，合２４４４．７７８８１万美元，占庚子赔款总数的７．３％。
在《辛丑和约》漫长而复杂谈判过程中，德法日俄等国都希望从清政府那里捞取更多的赔款，而美国的态度和行为却与之不同：主张将赔款数额尽量控制在清政府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不要给清政府的财政造成巨大压力。美国这么做，并不是想真心帮助中国，而是认为一个稳定的完整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美国刚刚确立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一旦清政府因为财政压力过大而失去生存或改革的能力，造成中国社会的动荡甚至革命，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和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都要受到影响。
首先要明确的是，美国从没有主动提出要求退还“庚子赔款”，且也不是退还全部。而竭力促成此事的，是时任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梁诚原名丕旭，字义哀，号震东，广东黄埔人。１８７５年，未满１２岁的梁诚，考取了第四批留美学生。１８８１年，尚未毕业的梁诚即与其他留学生一起被召回国，初在总理衙门任职，不久随张萌桓公使赴美，后任使馆参赞。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０８年初，以三品卿衔出使美国、秘鲁、古巴等国。
初步交涉，退款用于资学
１９０４年１２月，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原来，《辛丑和约》签订时，在和约并没有规定中国赔款到底是用黄金支付，还是用白银支付。１９０４年之前，清政府每年都用白银支付各国的赔偿。之后由于金贵银贱，一些国家提出必须用黄金支付赔偿，而美国独倡白银支付。在会面中，梁诚表示：“用金用银出入虽属不多，然现今中国为赔款罗掘俱穷，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难于负担，仇洋之念将日益高涨，大局很可能受到动摇，祸患何堪设想”。于是，海约翰慨叹道：“庚子赔案实属过多——”实际上，海约翰作为一名老练的外交家，我们可以根据逻辑推定，这一透漏是有意的而不是无意的。
而梁诚也确实敏锐地察觉到海约翰话里的关键信息，分析：“这句话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如果是这样，该如何纠正呢？”此后，他不再与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了，而是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美国“应退还那些多出部分”。
１９０５年５月１３日，梁诚清政府外务部递交了一封《驻公使梁诚致外交部函》。
其中，他首先告知退款交涉“似可图成”，并透露在交涉过程中，美方曾问询，“一旦把款退还给中国，中国方面将作何种用途？”可见，索回赔款有了一丝希望。
之后，在与美交涉中，梁诚虽然满心欢喜，但仍正色道：“减免之项如何用法，则是我国内政，不能预先宣告。”而美方人员提醒梁诚：“一旦交涉成功，巨额款项退回给中国，朝内有人可能乘机巧立名目，中饱私囊者肯定大有人在。所以，你应忠告你的政府，应在钱到手之前就明确宣告此种退还之款的用途。”并具体建议退还款项只能用于“设学游学”。
于是，梁诚随即电告清政府，应该这样回复美国政府：“此项赔款一旦归回，将作为广设学堂、遣派留学生之用。美国政府既喜得归款之好名声，又乐见中国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人表示异议，而这种做法一旦实行，必受全国欢迎，此二千二百万金元断不致竟归他人掌握。”“在我国，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害损益已适相反……再说，按年赔款，各省摊定此二千二百万元者，合则见多，分则见少，即使如数归还民间，未必获益，与其让人中饱私囊，起交涉之责言，何如用来满足紧迫需要，定树人之至计也。”
果然，位居北洋大臣（分管外交）要职的袁世凯看到梁诚的呈函后，马上提出利用退款“整饬路矿”。清政府外务部似乎看清了袁氏的真实目的，只是不好发作驳回其建议，于是在同年６月１日，分别给袁世凯及梁诚各发了内容差不多的复函：袁的意见尽管有道理，但限于种种原因，不能贸然地向美方提出此问题，以免“因疑生阻”。
迭生波折
不过，１９０５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对美国政府做出退还部分庚款的决定有很大的影响。
第一，美国的排华运动。期间，中国民众对美国的信用降到冰点，美国对华贸易急剧下降。据李守郡《试论美国第一次退还庚子赔款》载：１９０６年美国对华出口量比１９０５年下降４２．２％，纺织品对华出口下降１／２，石油下降１／３。又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描绘：上海的国产布之前连年亏损，而在１９０５年“生意之佳，为往年所未有，实因各处相戒不用美货，是以本布销场，顿形畅旺”。此外，也影响了美国在华传教事业。
总之，自１９０４年秋，中国的商界、学界和教育舆论界就开始酝酿抵制美货，至１９０５年已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抵制美货运动。在美国国内，“抵制美货运动”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政治家将其视为“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挑战，是对美国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和意志的考验”（王立新《试论美国对中国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动的反应和政策》）。
第二，中国粤汉铁路租让权的收回。
美国合兴公司获得粤汉铁路的租让权时，曾许诺三年内全线通车。但直到１９０３年秋才修成广州至三水一段支线，广州以北的干线工程几乎看不到开工的迹象，且它还违背合同把股票出售给比利时人。这不但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而且也引起湘、鄂、粤三省人民的极大公愤。三省人民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废约自办运动。据朱卫斌《西奥多·罗斯福与中美粤汉铁路租让权较交涉》描写道：清政府对此也不敢做出过激行为，生怕“此路不能收回自办，必致酿成事变”。而梁诚与美国政府进行严正交涉，照会国务卿约翰海，告以合兴公司违约，中国政府决定收回粤汉铁路租让权，请美国政府不要干涉；但美国政府，特别是总统罗斯福却对此横加干涉，屡次向梁诚和清政府施压，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正义要求。
第三，中国广州发生连州教案。
在此次事件里，五个美国人被杀害。尽管清政府表示会严惩凶手与赔偿损失，但很多美国民众对中国表现出不满情绪。再加上主张退款的国务卿海约翰于１９０５年５月２９日逝世，新任国务卿正是之前代表合兴公司和梁诚交涉的鲁特，其态度可想而知。据王树槐《庚子赔款·转引》描述：１１月１６日罗斯福总统在接见丁韪良时就明言“抵制美货及杀害传教士之事，使退还庚款之事不可能，至少目前无法向国会提出”。
这三件大事，使得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严重打击，罗斯福对此十分不满，对退款问题进行冷处理。加上之后中国可能发生第二次义和团运动的传言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西奥多·罗斯福甚至准备动用军队对中国进行威胁。
就这样，美国“庚子退款”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
再次交涉，使命完成
１９０６年初，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稍有缓解，清政府随即颁布保护外国人的诏书“所有外国人命财产及各教堂，均应一体切实保护……倘或防护不力，定将该地方官从重惩处。（崔志海《关于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几个问题》）”美国政府这才打消疑虑。
不久，罗斯福公开表示，只要不出现重大特殊情况，他会努力争取国会通过“退款议案”。而梁诚也积极游说美国有关官员，如内务部大臣加尔菲尔德、国务卿鲁特、工商部大臣斯特劳斯等支持该议案。
１９０７年春，美国单方面核定所谓应收赔款数目１１００多万美元。很快，鲁特就有关“庚子退款”事宜照会梁诚。同年１２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向国会提出咨文：
美国政府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１１６５万元（此处指美元）之外，所余１２００万余元，实为浮数，受之有惭德，应以之退还中国，以全友谊。中国已支付超过１１６５万元的部分（９６４万余元），分期于中国每年分付赔款内减还。美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次年５月２５日，美国国会通过总统咨文及“退还部分庚款案”，并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并将这笔钱用于中国办学，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同年１２月３１日，国务卿鲁特正式通知其驻华公使柔克义：“总统于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８日的实施法令中指示赔款之退款从１９０９年１月１日开始。”同时还给梁诚一份函件，告诉他退款办学的交涉，其实已获得最后成功。
据《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记载：按照中美两国就“庚款退还”达成的相关规定：美国庚款退还余额从１９０９年起到１９４０年截止，按年分３２次退还，合计２８９２多万美元，供清华学校办学及派遣留美生的经费。退款具体分三个阶段执行：第一阶段１９０９－－１９１４年，每年退款５４万余美元；第二阶段１９１５－－１９３１年，每年退款７９万余美元；第三阶段１９３２－－１９４０年，每年退款１３８万余美元。
但这与实际操作退款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如１９３２年３月至１９３３年２月，因当时国民政府停付庚子赔款，美方也无款可退。
退还“庚子赔款”办学目的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１９０６年３月６日，美国传教士阿瑟·斯密斯（明恩博）在白宫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用清朝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与此同时，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也给罗斯福一份备忘录，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罗斯福总统采纳了两人关于“造就亲美人才，控制中国发展”的建议，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遣派学生赴美留学。
罗斯福这样做，还是有原因的。
自甲午一战后，中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开始增多，并模仿日本教育制度。在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异军崛起，在远东特别是中国，成为美国最强劲的对手，日美汽车成互竞雄长之势。文教方面，自１８９８年张之洞鼓励留学日本起，到１９０７年猛增至５万人，而前往美国留学的仅１３０人（韩德《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一１９１４年前的美国与中国》）。其实，当时中国已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据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描述：“日本人和中国人同文字，习俗又近；而且西方文化已经原样传入日本，因此也不必费事到西方去了。”
这与当时想把西方民主制度及思想带到亚洲各国的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正如杨生茂、陆镜生在《美国史新编》里描述的一样：（时任驻上海领事的田夏里认为）“要么中国学生在日本的影响下成为充满‘政治欲望’者，要么在美国的赞助下成为主张‘实行审慎及时但却不是革命的变革的鼓吹者’。”
可见，美国“庚款兴学”政策的目的就是力图实现了其对华文化的扩张。
而这个“目的”效果确实不错。据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在接受有关釆访时指出：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庚款兴学”中的留美生成了当时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重要领导人物，形成一股亲美的力量。
当然，大多数庚款留美生都将自己在美国学到的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服务于祖国各项事业，成为中西文化沟通沟通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事业的发展，这是美国政府提出“庚款兴学”政策时所没有预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