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曾是中共最锋利的匕首和盾牌，中央特科后期的活动碎片
中共情报史上无数的先烈与前贤，以其信仰、执着、机智，更是以大无畏的精神化飞出了一只只在暴风雨中飞翔的海燕。
中央特科，一个迄今为止中共情报与政治保卫系统的鼻祖；一个说不清，很神秘的神秘传奇。有关于它的故事累累见诸各种文体和影视作品之中。很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今天只能见到的是冰山一角，且故事往往雷同。
实事求是的说，从护送鲍罗廷那三十位护卫进入契卡学习，从顾顺章、陈赓，陆留特意前往苏联契卡学习情报与政治保卫技术起。中共早期的谍报与保卫组织不可避免的就打上契卡的烙印。捷尔任斯基雕像碑座上那句话，也正是那个时期最好的写照：无情便是最好的忠诚。中央特科更是在血泊中诞生，又是在血泊中远去。
经过了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上海的全国指挥中枢包括情报中心几近瘫痪。中国近代史上无可争议的伟大者周恩来义无反顾的担负起了重建之责，在同样是三个传奇色彩的助手赵容（康生）、陈云，潘汉年的协力下，中央特科从瘫痪到生机勃发，只用了短短半年有余的时间。
只是，在看不见的战场上，那种厮杀往往更加残酷，每一个人的注意力稍有疏忽，意志力稍有衰退，便会产生一系列连锁的破坏效应。终于，到了一九三五年，叛徒！尤其是高级叛徒的量化涌现！中共上海中央终于失去了他们在城市中的立锥之地。而中央特科担负着善后的任务，也将消失在1935年那个深秋之中。
但特科的火种默默的隐藏并延续了下来。此后无论是上海，还是全国的中共谍报系统中，无不闪现着特科成员的身影。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周恩来是特科创建人，共和国元帅中有特科领导人的身影，共和国大将中，有特科指挥者的英姿，共和国经济决策人中，由特科重建者的光辉。诚然，特更内疚和痛苦的看到，共和国的冤狱中，由特科人的冤魂；共和国被掩盖的一些历史中，更有特科人的血泪，斑斑。
中央特科末期，实际上已经改制成为上海中央局军委情报科，属于中央军委情报系统，主要负责情报工作及秘密任务。
上海中央局军委情报部
1933年2月，上海中央执行局成立，同时建立军事委员会，书记武胡景。王世英任军委委员，代理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情报工作。1934年后，王世英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主持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
1935年春节前，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空前规模的大破坏，三十六名中共党员被捕。3月，刘仲华从原上海中央局军委系统干部组建“上海临时中央局”，任书记，王世英负责军委系统的工作。
上海中央局军委与上海中央局保持横向关系，而不是隶属关系。极少参加社会街头活动，人员精悍，因此，没有遭受重大破坏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初期，转交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领导的秘密情报系统。
刘仲华
军委情报部由原中央特科第二科人员组成，负责人刘仲华（刘子华）、谢甫生，主要情报人员卢志英、谢兹山（谢华）、宣侠父、孟非等。
谢甫生，1927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河南、陕西、湖北、天津、上海从事兵运、情报联络工作，有三次是很有贡献的。第一次是将情报转给上海中央局，对红25军胜利进行长征，起了重大作用。第二次是在1936年，通过电台将情报发陕北，沟通了中共北方局和中共中央的联系。第三次是提供了日军情报，为台儿庄大捷做出了贡献。他还及时准确地向党中央提供重要军事情报，为保卫第三国际驻远东代表的安全做出了贡献。建国后，任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海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宣侠父烈士
宣侠父（烈士），化名杨永清，1934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曾为特科负责人之一。公开身份是上海申报的记者。不久被人盯梢。他是中共历史上最著名的烈士之一，抗战中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其事迹最近编成电视剧《密查》
王超北，1925年加入共产党，主要从事秘密战线的情报工作，解放前任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建国后，历任西安警备区副司令、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中国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对外贸易部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顾问等职。
1933年，王世英负责情报工作后。找到张庆炎作助手。张庆炎是湖北秭归县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组织，此时已打入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成为华籍探员。不久，地下党员刘秉林作助手。
张庆炎，又名张晓峰，湖北省宜昌秭归香溪乔家坝人。1928年8月，由白海潜、刘子和介绍加入共产党。1929年4月，中共巴归兴联合县委决定，由工运委员张庆炎到香溪开设茶馆和利安客栈，建立鄂西香溪联络站。后因叛徒告密，转移至宜昌，被特委推荐到上海参加中央特二科，打入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成为科长王世英的助手。
1934年9月份开始，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王世英加紧了对包围江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他首先布置张庆炎在法租界八仙桥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秘密通信联络点。一天，王世英领着张庆炎去马霍路中德医院传达室，找到一位叫小王的同志（化名王世杰），说以后就由老张来取信。从此，每隔两天，张庆炎就去马霍路中德医院取一次信。信封上写的全都是王世杰的名字，发信地址也多是南昌、武汉、南京。不久，张庆炎在老闸、四马路、虹口、提篮桥等捕房建立了通信处。为了慎重起见，王世英还同意张庆炎在苏州河边乌镇路派出所、他的拜把子二哥李风林处建立了一个通信处，用于最机密通信。这一时期，王世英提供给江西中央苏区的情报内容，主要是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计划、进攻路线、兵力分布、部队番号、指挥官姓名、武器装备、战斗力、口令、灯号、电台呼号、波长密码等。
在加紧收集敌人情报的同时，王世英还和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和政府要员建立联系。当时，驻扎在武汉的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有意和共产党联系。王世英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夫人李果毅（湖南浏阳人）只身去武汉联络。建立联络后，改由打入国民党武汉行营当科长的谢甫生（解放后，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负责经常联系。王世英还派张庆炎每星期一去法租界一位南京政府高级要员的家去取情报。
王世英还介绍许多著名人士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其中之一。1934年春，王世英介绍吉鸿昌恢复了党的关系，并代表上海中央局给吉鸿昌布置了任务，派他返回天津，组织反帝同盟。
1934年10月，胡风辞去左联行政书记职务，由左翼作家转入特科工作的吴奚如委派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机要交通员”。
促成红军长征的“铁桶”计划
卢志英（烈士），中共情报战线上的多面手，最著名的莫过于和莫雄合作，取得了国民党军的“铁桶计划”，可以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王学文，1895年生，1927年6月的中共党员。
王学文
1933年后，调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工作，是传奇女谍沈安娜进“中央特科”的介绍人及单线负责人。他还启蒙并发展了中西功（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中共，日共党员）等日籍情报人员。
沈安娜，1935年至1949年，以速记员身份潜伏国民党军政最高中枢长达14年，真正的‘深海’。其中11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最高机关。
上海军委行动科（红队-部分人员名单）
龚昌荣，化名邝惠安、邝福安，人称“邝哥子”。1933年6月，担任上海中央局保卫部部长，负责红队行动。1934年11月被捕。1935年2月被处以绞刑，壮烈牺牲。（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杨立青调回上海担任红队领导情节便是出自其原型。）
邝惠安
孟华庭，曾任红队副队长。1934年12月6日被捕，1935年2月被杀害。
赵德兴，红队队员，参与击毙中统特务黄永华的行动，1933年11月6日被捕。
赵兴才，红队队员，1933年11月6日被捕。
王子玉，红队队员，1933年11月6日被捕。
赵轩，红队组长，1934年12月6日被捕，1935年2月被杀害。
祝锦明，红队组长，1934年12月6日被捕。
胡陵武，红队组长，1934年12月6日被捕。
陈杰明，红队后期骨干成员，1934年12月6日被捕，1935年2月被杀害。
陈玉明，红队后期骨干队员，1934年12月6日被捕。
汤万选，红队后期骨干队员，1934年12月6日被捕。
刘锦茔，红队后期骨干队员，1934年12月6日被捕。
据“中统”高级官员王思诚回忆，在1930年到1934年期间，有100多名叛徒与特务骨干倒毙在“红队”的枪下。
1934年10月，由于叛徒张阿四出卖，中统掌握了邝惠安的行踪，得悉新闸路的鸿祥旅馆和北京路的老凤祥银楼是“红队”的秘密联络点。
12月6日上午，中统干将韩达指挥特务，抓获邝惠安为首的“红队”大部分成员，共37人。孟华庭、赵轩、陈玉明、陈杰明等人均遭到逮捕。下午，其余“红队”队员也全部在马路上被捕，并集中被押往戈登路巡捕房。邝惠安等被引渡后，遭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审判。最后判决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为死刑，邝惠安之妻有期徒刑六年、赵轩之妻有期徒刑三年，其他“红队”队员均被判处无期徒刑或三年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1935年春节（2月4日）前夕，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
几年前，影星孙红雷曾出演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杨立青一角。其中，立青在上海红队的片段便是取自邝惠安事例，无独有偶，中统大特务史济美部分事例，则由黄志忠饰演的杨立仁一角表现。
这里要说一句，因为当时中央对敌斗争的政策处在盲目暴动时期，甚至连中枢指挥机关都改名为行动委员会，试图以城市夺取政权，这是导致中央特科被重创的主要原因。
1934年11月，邝惠安等人被捕后，上海中央局命武胡景负责中央特科，王世英重组“红队”。
武胡景
武胡景，兼任上海中央局保卫部部长。1932年1月，任上海 “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1933年1月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1934年春任中央保卫部部长。在苏联，受到诬陷迫害去世，时年37岁。
孟用潜，上海中央局保卫部副部长。建国后，历任政务院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华全国供销社总社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外交部党委委员、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兼中国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1985年病逝。
王世英，行动科负责人，代理上海中央局军委书记。建国后，历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山西省委常务委员兼统战部部长及政治委员会主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兼山西省省长等职。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1968年3月26日在北京不幸逝世。
左三朱军少将
朱军，原名朱大鹏，中共上海中央局保卫队（红队）队长。1955年授少将（海军）。
红队曾成功地在被特务们包围的剧场中，击毙带着特务搜查的叛徒，营救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又曾策划过营救方志敏的行动。
中央特科警报站
孟非，1914年，生在江苏邳州市邹庄镇南孟村一户农家。1928年，到上海一家袜厂当学工，跟着 “三姐”程邵贞（共），多次参加我党组织的游行集会活动。1932年春天，加入共青团。12月加入共产党。1933年春，调入中共特科，化名张静（对外）、莫非（特科上层领导掌握的名字），与三哥孟星野夫妇在上海八仙桥开了一家炒货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直接领导人叫徐强，接头人齐建（朱嘉明，后在北京某部离休）、邱吉夫（后牺牲）以及后期的徐汉光。
1935年9月，被派往中央特科下属的一个警报站工作。警报站设在现延安东路75弄3号楼（已拆除）的一亭子间，警报站领导人是徐强，孟的上线领导是丘吉夫，秘密联系人是情报科交通员老丁（上海市公安局离休干部）。
由孟非送警报营救脱险的隐蔽战线成员有：齐建（原名朱嘉明，北京某部离休干部），吴竞（原大连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克寒（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金树望（原国家计委主任），施月琴（原江苏省纺织厅副厅长），孟星野（孟非三哥，1946年牺牲时任泗洪地区公安局局长），李辛（孟非嫂嫂，原南京农业大学组织部部长）等。
上海军委秘密电台
1934年底，毛齐华重建秘密电台，刘仲华派来了两个报务员，一个陕西人，外号老陕；一个河南人，外号老豫。为了掩护又把聂荣臻的妻子张瑞华和女儿聂力调来，与老陕组成一个“家”，张瑞华也学起报务。毛齐华在助手们帮助下，夜以继日地干了近十天，终于装配成一套收发报机，经试验性能良好。电台工作是流水作业的．毛齐华将收发报机和电台呼号由刘仲华转给上海党组织领导。上海党组织费了多时呼叫，一直没有和中共中央联系上。
毛齐华接管的中共上海秘密电台设备。一直坚持到1935年9月，因组织上要他们撤到天津，移交给从中央苏区来的梁广。
另外，梁广领导的电台工作在1935年12月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上海电台与中央电台中断，直至抗战时期恢复。
当关押在南昌百花洲监狱中的红十军团长方志敏的一封密信。方志敏在信中说，经过他的宣传教育，百花洲监狱看守愿意配合他越狱，方志敏建议党组织搞一艘汽艇，带上武装去劫狱。王世英急忙找到张庆炎共商对策，决定派出四名队员前往南昌营救方志敏。但“红队”尚未来得及组织实施劫狱计划，蒋介石即下令南昌行营于8月6日枪杀了方志敏。
上海军委转移到天津
1935年7月，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此后，王世英领导的军委特科系统暂时代理上海临时中央局工作。8月初，根据莫斯科中共代表团指示，决定结束上海临时中央局，转移天津。
1935年9月起，王世英开始率领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向天津转移。为了安全，王世英决定分批转移。9月初，他先带了一批人去天津联络工作，成立华北联络局。王世英任华北联络局书记。1937年春，彭雪枫继任。
10月2日，张庆炎带领第二批人赴天津。中秋节过后不久，原上海临时中央局破坏部部长毛齐华和张瑞华（聂荣臻爱人）也离开上海，转移到天津。
上海临时中央局所属党员干部共有五百余人，陆续转入北方局系统。其中有毛齐华、王学文、南汉宸、刘道衡、陈雷、王超北、刘贯一、金城、杨松青、陈克寒、肖明、张友渔等。
中央特科上海办事处
1935年9月初，王世英率中央特科转移到天津的同时，设立特科上海办事处（或称交通站），丘吉夫（邱吉夫，化名小张）为负责人，继续保持同南京、浙江、福建、香港等地的工作点的联系。徐强负责情报，徐强之妻李云（李秋云）负责与中央的联系的秘密电台。11月18日晚8时，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进行大抓捕，丘吉夫等10人被捕。至此，在上海的中央局、江苏省委及所属区委、互济会党团等外围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
但是，当时在上海的中央各系统党组织尚有中央文委、中央军委、中央交通局、赤色工联、团中央上海临委、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中共中央印刷发行部门等基层组织。党员200人左右，共青团员300人左右，仍然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坚持斗争。
丘吉夫被捕后，徐强成为中央军委在上海的领导人，与其爱人李云坚持工作。1936年3月，冯雪峰从延安到上海，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徐强直接受冯的领导，仍然负责情报工作，原中央特科在上海的情报工作系统全部移交给办事处。
特科老战士，徐强，李云夫妇
徐强，原名徐乙威，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1月到上海。1931年12月中央特科派赴河南从事兵运和军事情报工作，1932年2月，获取国民党河南省全套军用地图和伪80军用密码上交我中央军委。后又通过策反对象伪80师少将副旅长兼学兵营营长惠东升从蒋介石总司令部总参议杨永泰处获取国民党进攻我江西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计划和“围剿”行动密码，中央曾与表扬。后由于叛徒出卖，惠东升被何应钦电令处决，徐强等人潜身回上海，先后担任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警报工作。
1936年，冯雪峰来上海，指定徐强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直接领导沈伊娜夫妻。抗战前后，徐强通过党内两位日本同志利用在日本情报机关内的合法身份，收集了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的御前会议记录、日本大本营决议、对华作战计划，进攻方向和各战场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1937年之后又收集了长江以南敌伪顽三方各派军事组织的指挥官名称、兵力与武器装备、占据区域与活动规律等军事情报交到陈毅处，得到高度赞扬。
1939年，徐强被康生以开会为名叫到延安，旋即被无理关押，直到1944年获释。解放后，进入上海，历任华东贸易部党委书记兼政治室主任，上海市第一、第三商业局办公室主任、市人民委员会视察委员等职。1959年，周恩来指示中央调查部对徐强受审查的事件复查，作出关于撤销中央社会部对徐强同志审查结论的决定。1985年，徐强受审查的问题得到国家安全部党组的彻底平反。1989年，徐强逝世，享年90岁。徐强妻李云，曾是宋庆龄秘书，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
1935年的秋天，阴冷的秋风抽打着簌簌的梧桐叶。
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烬。
中共上海中央特科，这个威震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组织，就此告别舞台。其后，它的星星之火在黑暗中隐匿，在风过后再度熊熊燃烧，直将国民党政府烧得仓皇南渡。
中央特科所有的烈士，前辈们永垂不朽。
借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那段碑文：黑暗里，你坚定地守望心中的太阳；长夜里，你默默地催生黎明的曙光；虎穴中，你忍辱负重，周旋待机；搏杀中，你悄然而起，毙敌无形。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你们，在烈火中永生。很形象的概括了那段不朽的传奇，以及血雨腥风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