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粮店老照片，回忆有粮店的年代
民以食为天，哪朝哪代老百姓都得吃饭。在乡村，人们把粮食存在空房里，随时取用，城里人不种粮，吃粮得去粮店。据说宋代时奸相蔡京以为不能忘记农事为国本，故问他的孩子们粮食是从那里来的。这些养尊处优的少爷不仅没人能答出来，遭到训斥后还都挺委屈，其实他们是真委屈，要不是我小时候赶上了学农劳动，恐怕也和现在大多数孩子们一样以为粮食是在超市买来的。可见凡事有利有弊，我从上学一直到高中，每学期不是去工厂就是去农村，小学初中高中从没落空。现在的学生们倒是不用去工厂农村了，可也都五谷不分了，不过您要扳杠说知道那有什么用，我也没辙。
不管当年还是现今，居民吃的粮食确是从商店里来的，要不怎么叫“商品粮”呢？我没见过旧时的粮店，只能叙述一下改革开放之前北京的粮店。不过，据老人和资料介绍说，解放前的粮店大都是自带磨房的，前店后厂。解放后实行粮油统购统销，自主采购改为统一供货，自备的磨房被国营的粮食加工厂代替，统一的面口袋上有“北京市第某面粉厂”的字样，时常能看见带挂斗的卡车给粮店送粮食，搬运工和粮店售货员一起往店里扛，那时候挺羡慕这些人——五十斤一袋的面粉少的扛两袋，多的扛四袋。
计划经济的年代，城镇居民吃粮油要凭票证，粮油票按月发，都是粮店的人下到胡同里，找一家住房比较宽敞的“现场办公”，附近居民都到这里来领取，发粮票的一般是俩人，提个木箱子，里面是一个个牛皮纸口袋，预先装好了各家的粮、油票，各家来人，带着粮本和戳子。过期不候，赶不上的就要自己到粮店取。小时候大人不允许串门，小孩的好奇心使然，特盼着发粮票以名正言顺去看看别人家是什么样子，还能看到些平时难得一见的人。
小时候还认不全粮票上的大写数字，每次领了粮票便如数拿回家来，从来不会错，也没听说过谁家发的粮票出了错。想起那时候的好多事，和现在都不一样，比如说出错，现在弄点什么事似乎不出点错就不正常，最典型的是书报上的错别字，当年书上出个错字，会非常认真地发个道歉，错字稍多还要发个勘误表，不象现在，随便就能找到一堆错字，编辑懒得纠正，读者也懒得较真儿了。还有电视播音员读错了字，自己都不觉得了。
为确防购粮时的纰漏，除粮票外每户后有个购粮本，是个巴掌大的硬壳本子，第一页上有所有家庭成员的姓名、年龄、职业（工种）和月粮食定量，之后每页为一个月购粮情况记录。有了粮本和粮票双保险，你只能按规定购粮，否则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多余的粮食，不过粮店对超过定量的面和米监督较严，买棒子面则睁一眼闭一眼。有人总喜欢批评解放后的三十年，喜欢拿那个年代人们缺吃少穿说事，似乎前三十年水深火热，后三十年咸鱼翻身才过上了人的日子。实际上，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到初步解决翻了番的人口吃饭问题，同时还要拿出相当的钱在农业国底子上建立最初的工业体系，这是多了不起的事业啊，再说，没有前三十年工业化，哪来得以后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变化？何况为解决多少亿人的吃饭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少下力气，引进国外的化肥生产线，组织农业科研人员培育良种（包括袁隆平），这些到了八十年代出现了效果，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每个人的粮食定量中粗粮细粮是有定额的，好象是百分之五十白面和百分之十五大米，剩下的是粗粮。那时的人都能吃，一顿仨馒头两大张烙饼的不新鲜（那时无论馒头还是大饼都非现在的个头可比），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更象“火化食”，吃完了就饿，放了学回家先找吃的，而孩子多的家庭，不到饭点找吃的会遭到家长的叱骂，甚至有的人家把剩余的干粮藏起来以防不到吃饭的时候被吃掉。我有一街坊，他们家的干粮换着地方藏，他奶奶天天和俩孙子斗智斗勇，经常是吃饭时才变戏法似的变出干粮，有一次被另外一老太太看见，幽默地引用了《红灯记》里鸠山的一句台词：“一个共产党藏的东西是一万个人也找不到的！”
其实那时人们能吃的原因很简单，副食跟不上，肚子里没油水；除了吃饭零食少，肚子里没东西，只能拿粮食充数，不象现在的人，零食随时吃，吃饭时副食为主，粮食为辅，主副食掉个儿了。我姥姥也不爱吃粗粮，所以我家的大部分粗粮票都用来买火烧吃了，真以窝头做主食的时候不多。我自小有龋齿，吃棒子面牙就不舒服，至今不爱吃窝头。
粮店和副食店一样，按居民的分布覆盖在大街小巷里，据说北京最多时有八百多家，足以方便购粮。我印象里的有三处，一在银锭桥东路北，与前海之间有一小块空地。一在三座桥，一在前海北沿老会贤堂饭庄旁边，银锭桥那家间壁儿就是烤肉季，店最大，临河沿的一面满是大玻璃窗，总给人十分敞亮的感觉。大约一九七几年，烤肉季着火，比邻的粮店一同烧毁，重建后依然宽敞。
粮店和其他商店的门面比并没什么不同，也没自己的特点，只是门或窗上有醒目的“粮店”字样，一紧密就能闻见一股粮食味。店里的布置大致相同。一拉溜一米多高的粮食柜子，里面分别放着面粉、大米和玉米面（棒子面），这是常年有的大宗货，粮食口袋堆在柜台里，随时往柜里倒。还有一两个柜子放临时供应的品种，如春节的富强粉和好大米、夏天的绿豆、阴历五月的江米红小豆。粮柜是个大木箱，箱顶一半封死一半敞开，敞开部分有的有合叶连着的盖板，下班时盖上。粮柜上面镶着台秤，每个柜子外面都有个固定的铁皮漏斗。粮店里都有一个收费的柜台。粮店都预备着大秤，主要用途是每年卖定量的白薯。大秤有时候放在柜台外面，于是就有上去称自己体重的，因此售货员大多将秤砣取下收起来。稍大些的粮店会有货架子，上面放着干挂面之类，不过这种东西不多。有的粮店还自轧切面，放在大号的柳条笸箩里卖。
那时候，很少有人家将一个月的粮食一次买齐，大概是没地儿放或钱的问题，大多是一次买个几十斤，有的人家甚至三斤五斤的买，很相电影里描写的旧社会，就差当天挣钱买当天的粮食，多一大子儿也没有，加上粮食消耗快，因此粮店的生意从来都不错，经常排着小队。逢年过节供应好大米富强粉还要排长队，至于来了年节的“特供”和每年秋天卖白薯，更是粮店最忙碌最热闹的时候，用人山人海形容并不过分。
粮店里需要的售货员不过两、三个人，其中一位坐在柜台里，负责查验粮本、记录购买情况、收钱和粮票，多是年轻点的女性，可能是因为力气小。另外一、两位售粮。售粮的过程是，根据买的数量用用带提梁的铁皮簸箕将粮食从粮柜里撮起放在秤上约好。这时顾客要把口袋套在漏斗上，售货员通常会问：“套好了没有？”得到肯定回答后才把粮食倒在漏斗里，有时他觉得口袋不够大还要分几次倒，颇为负责。并非后来人们说的文革期间服务态度都很恶劣，我所接触过的大多数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店服务的态度都是老派的，不单态度和蔼，而且绝无缺斤短两、以坏充好的事情。
买粮者接漏斗漏出的粮食，看起来简单，其实也需注意。一是一定要攥紧口袋，否则粮食从漏斗里出来时的冲力会使粮食和口袋一起掉落。二是捏袋口不能过松，而要卡住漏斗，否则粮食特别是面粉会从漏斗和袋口之间喷出来。三是如果买的较多，需要不断轻轻晃动口袋，使袋子里的粮食墩瓷实，不至于溢出来。我看过好几次粮食洒出来的，甚至几十斤粮食一大半折在外面，失手的有老人有小孩也有不应该出现纰漏的中年人。一旦粮食洒在地上，售货员会把柜台里的笤帚簸箕递给顾客。我也洒过一回，不多，看着地下的米和泥土混在一起觉得恶心，就没要。
现在人们都是直接到超市买粮食，从米面到各种杂粮都直接包装好了，拎起来就走，散装粮食也有，多是照顾老头儿老太太。那时候买粮食很多是老人，当时没工作的老人多，他们在家帮助子女照料家务带孩子。半大孩子也是买粮食的主力军，尤其是双职工家庭，你下班了粮店也上板儿了，要不就礼拜天买，要不就差个孩子。孩子们买粮，少的或扛或抱或提溜着，多了就要借助车，比如推小孩的竹车，但半大孩子一般不愿意使，一是用这种车买几十斤粮食不值当，二是推个小孩车跌份儿——这车应该是老太太推的，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是不用的。孩子们乐意使自行车，连干活带玩，还能练练车技，一举两得。所以，对北京孩子们来说，自行车后架上驮百八十斤不新鲜。我驮过三袋面，从白塔寺到团结湖。
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粮食供应改革了，所谓改革和几乎所有改革一样都是涨价，但不说涨价，而说调价，当年都这么说。同时对买粮需同时带粮本交粮票规定得不那么严格了。这本来是粮食增产带来的好事，可还是出现了抢购，因为人们担心粮食大涨价。到了九三年大概六七月份，正式取消了粮票。在这之前已传出将取消粮票的消息，因此人们开始用粮票到自由市场换东西，包括各种杂粮、日用品等等，这种交换大约在八十年代就出现了，官方不允许，但装看不见，我家当时用粮票换的高压锅和一大堆盘子碗至今仍用着。
说到底取消粮票是件好事，它表明粮食多了。粮食为什么多呢？一种公认的说法是取消了人民公社改行承包制度，这种说法到底是否站得住，我想，站得住也站不住，承包确实在一定时间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仅仅凭小农经济的生产，恐怕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十多亿人吃饭的问题，毛泽东时代为解决粮食产量而下的力气，终于见效了。
（文章来自“潘家园旧货市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