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武汉大学是如何从无到有的？
1915年秋天，一位名叫Frederick Gardner Clapp的美国人，带着几位随从，在扬子江畔古老的武昌城墙上走动顾盼。四年前的这个季节，正是在这座古城里，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华帝国的漫长历史。
与那个年代许多来华的外国人一样，这位美国人也取了一个更接地气的中文名字——马栋臣。这个听上去沾着些西北风沙味道的中文名，或许与此前他的经历有关：作为美孚石油公司的勘探技师和地质工程师，他和他的伙伴们稍早前刚刚完成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的地质考察。这次历时半年的石油勘探活动，没有获得任何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发现，进而形成了后来著名的“中国贫油论”——这当然是后话。与此前在大漠孤烟之地的艰辛勘探相比，此时的马栋臣，正在享受一次轻松愉悦的南中国之旅。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一套没有颜色但明暗对比鲜明的老照片里，感受到当日骄媚的秋阳。
早在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汉口开埠，就已经陆续不断有来自西洋各国的商人、传教士和旅行者，携带照相设备来到武汉三镇，为这座华中名城留下火棉胶或鸡蛋清上的影像。民国初年出现在武昌的这位马栋臣，似乎已是姗姗来迟了。不过，他为这座城市留下的影像，多少还是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对于城市街区的繁华嚣攘，他似乎有些意兴阑珊——至少这些景致没有激发他按下快门的冲动。从马栋臣在武昌拍下的全部照片里，我们几乎可以完整还原出这天这一武昌一日游线路：他爬上武昌明城墙转了转，随后便由宾阳门（大东门）出城向东，坐上一辆黄包车，直奔稍远处的洪山而去了。在这个阳光和煦的秋日午后，爬上武昌东郊洪山山顶的马栋臣，将他的照相机镜头对准了东面延绵的丘陵，和更远处一片模糊的水域。
通过这帧历史镜头，我们不难感受到作为地质学家的马栋臣，对武昌郊外丘陵大泽的好奇与兴趣。当时他绝对不会想到，后来立志要推翻“中国贫油论”的另一位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在这张照片拍摄后十数年，也同样把关注的目光锁定在了照片里的山山水水之间。而这片童山濯濯、几无人烟的荒郊野岭将要发生的巨大改变，在民国初年刚刚经历兵燹而残破衰败的武昌，也同样无人能够预知。
在过去的百年时间里，“改变”一词对不同代际的中国人而言，有着相差过于悬殊的不同尺度。1908年，当一座40米高的红色水塔，在一马平川的汉口市区拔地而起时，那刺破天穹般的视觉冲击力，曾代表了20世纪初这座中国内陆城市在“改变”一词的直观意义上能够演绎的极限。而如今，在这座以“每天不一样”为口号的城市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仅对于日日刷新的城区面积和建筑高度已然无感，即使是面对山川地貌的沧海桑田，也似乎已然不以为奇了。当年马栋臣所见城墙之外的那个山岚起伏、大泽渺渺的武昌郊野，早已被连片的摩天大楼和纵横交错的城市快速路覆盖其上了。以今天的记忆和经验为基础，想要确切体悟“改变”的历史意涵，似乎显得难以令人信服（图1）。
图1 城市高楼群包围中的今日武大校园，稍远处的洪山（照片左上角）已几乎被高楼遮挡隐没。作者摄于2018年5月
如果可以回到90年前的时空之中，我们或许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时将要在这片荒山野泽之间发生的“改变”所具有的真正意义。1926年起被陆续拆除的武昌明城墙，在此后相当长时间里依然无形地存在，并框定着这座城市的范围和边界。在1928年秋天，当李四光等一众要人来到这片远离城区的荒野之地时，胸中所怀却已然不再是十几年前美国人马栋臣的好奇与赏玩之心，而是要改变中国的壮志雄图。多年之后，曾参与其事的王世杰在台北的家中回忆起当年的想法，仍壮心不已：“在我心目中，认为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等于是中国的芝加哥大都市，应当办一所……规模宏大的大学，希望十年以后，学生数目可达万人。”
任职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时的王世杰。来源：《国立武汉大学民二五级毕业纪念刊》，1936。
于是，“落驾山”变成了“珞珈山”，一座日后被誉为近代中国“最美大学”的校园，开始了它的营建之路。
然而，平心而论，这片将要承载如此雄心壮志的土地，在当时看来，并没有多么山灵水秀、耀眼夺目。正如王世杰1938年10月离开武汉前夕在日记中写到的那样：“余首至此地，辟建此校之时，珞珈湖山，原为荒凉冷僻之境，不意今日又复旧态。所不同者，今尚有伟丽之建筑，以慰湖山之寂寥耳。”
显然，“伟丽之建筑”才是使得这里从“荒凉冷僻之境”变成学府黉宫，乃至如画风景的关键。而这些建筑——或者说这座大学——所将要改变的，也不仅是其所在的一山一水，更是这座城市的历史进程。
在有关近代中国大学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日益丰硕，题如“民国大学那些事儿”的书籍亦已有些泛滥，关于建筑文化或老房子导览一类的图文读本更是不乏其数的今天，相信本书仍有其自身的价值。这一方面是因为武汉大学的特殊性：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座从零开始选址、规划、设计并基本建成的国立大学新校园之一，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建筑史上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与既往的研究成果之间仍有着不小的落差。而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建筑史”范式下的建筑分析，本书在建筑本身之外，更意在关注“建筑”作为一种活动的过程。在这里，珞珈山不是一件待评价的建筑作品，而是一个从无到有，从荒野湖山到黉宫胜地的动态进程。它并不只是一个由砖瓦水泥组成的冰冷躯壳，而是一个由建筑、风景、人三者共同融合而成的有机体。在国民政府时期的武昌城郊，耸立于乡野之中的这个有机体，带给世人的观感，以及对城市和国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绝不只是如同今日俗论中的“最美校园”而已。
在本书的讲述中，我们或将发现，这个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宏伟校园，更同数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度的连结和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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