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登月50周年：当亿万富翁用财富来延续人类冒险梦想时，普罗大众却与他们望向了相反的方向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
因为他们的话语没有迸发出闪电，
他们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善良的人，当最后一浪过去，高呼他们脆弱的善行
可能曾会多么光辉地在绿色的海湾里舞蹈，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狄兰·托马斯
我们还关心登月和外太空吗？仰望这个动作在这个时代已成为了一种奢侈（通常得进健身房才有机会），低头才是普遍的。注意，是近距离的低头；远距离俯瞰已被互联网民主以反精英名义从我们的方向感中抹掉了。拜硅谷所赐。
这让我想起2016年初采访一位叫做彼得·蒂尔的硅谷来的人。他投资了Facebook和埃隆·马斯克的SpaceX公司，是位亿万富翁。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登上月球半个多世纪后，我们的科技进步仅仅造出来140个字符的社交网络，却没能造出会飞的车？好像是个明知故问的问题。不过，他投资这两个公司的行动已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彼得·蒂尔
2012年，我们去写斯坦福大学的报道。这是我们对硅谷的第一次认识。每一个学生津津乐道地谈论创业梦想，谈论改变世界与“创造性破坏”。然而，“企业家精神”，听起来不构成任何时空向度。
20世纪60年代，西方从文化形态上进入了后现代社会。1969年，“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也是在这个时候，全球掀起了反文化运动，西方摧毁了其自身文化内部终极性价值规范的倾向，消费主义替换了工业社会的宏大命题。
“人类的一大步”| NASA供图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里写道：“工业化的世纪之交，或美国所经历的怀旧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都已经完全没有其必要性，被简化为对众多虚浮景象的托词。这种以后现代形式出现的怀旧感对历史感的替代，这种曾经处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关头的民族的过去的消失，与今天的消费社会中历史性的消失，与昨天和前天的事件和明星人物在媒体上的快速失效，显然是一致的。”未来失去了方向。
恰恰也是在这个时候，硅谷诞生了。如果要有一个硅谷“创世纪”的时间，那就是1968年。脱胎于肖克利实验室的“八叛逆”创建的仙童半导体公司里，诞生出很多创新型半导体公司，其中包括戈登·摩尔、罗伯特·诺伊斯和安迪·葛洛夫创建的英特尔。
硅谷开始发展它自己的历史。英特尔前总裁、董事会主席克雷格·巴雷特曾在2012年的那次探访中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冷战”和“星际争霸”使美国海军和航空航天局在湾区孕育出一定数量的科技公司和航天企业。围绕斯坦福，存在着两股力量。“斯坦福大学研究院附属于斯坦福，研究院进行了很多政府秘密级别的研究，特别是军事研究。那个时候，很多学生反对秘密研究，但没有人反对过工业研究。斯坦福选择了它的历史方向：把秘密的政府研究驱逐出校园，成为一条开放的路径。”
在《硅谷的秘密历史》一书中，硅谷的“尤达大师”史蒂夫·布兰克写道。“二战”期间，斯坦福和伯克利都是美军的秘密武器实验室，斯坦福负责研究的是导弹和监视卫星，而伯克利是核武器。因此，斯坦福可以开放地创办公司，伯克利则处于封闭状态。戈登·摩尔发现了伟大的“摩尔定律”，工程师开创的硅谷史，开始有了自己的自然法则。
继比尔·盖茨与他的微软之后，硅谷最热的名字无疑是：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创立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以及创立Google的拉里·佩奇与谢尔盖·布林。他们不再以革命性的技术创造来推动变革，而是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交方式，成为消费社会企业。
乔布斯在世时，每一款苹果产品发布都成为一场全球性膜拜的宗教盛典。他代表经典意义上的新一代极客精神，赋予消费者体验的欢愉和快感，使互联网、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具有了触及人情感的灵韵，也开拓了全新的商业机遇。
图 | 摄图网
而社交网络，则变革了人们的社交与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空间的关系，硅谷出现了一种革命性的改变力量——风险投资。今天的硅谷每天都在产生巨额的现金流，仅仅是Google一家公司的账户上，每年就能增加数百亿美元的现金流。如此体量的资本在硅谷高密度地聚集，激励着硅谷人的冒险主义与乐观主义。不过，看起来，硅谷最后还是走入了信息时代的消费主义，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精神史。
也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独特的人物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他就是埃隆·马斯克。创立和卖掉PayPal后，他成为亿万富翁。他做太空技术探索公司SpaceX，发射火箭，谈论移民火星，又做电动汽车特斯拉，他身上工业时代的英雄主义气质让人感到一种与消费社会根本不同的气质（当然也不乏有人指责他为狂人、骗子）。硅谷失去了历史的时候，马斯克提供了一种原子工业时代的未来感。
但与消费社会的消极颓废和虚无主义不同的是，这时的硅谷，其乐观程度已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这种极端乐观主义，使得硅谷出现了一大批技术乌托邦经典著作：彼得·迪曼蒂斯（Peter Diamandis）的《未来比你想象的更美好》、雷·库兹维尔（Ray Kurzweil）的《精神机器的时代》、伊多尔·高克兰尼（Indur Goklany）的《世界的改良状态：为什么我们正在一个更清洁的星球上变得更长寿，更健康，更舒适》，还有拜伦·里斯（Byron Reese）的《无尽的进步：为什么互联网和技术将终结无知、疾病、贫困和战争》。
而在这些技术乌托邦思想的背后，像马斯克这样的硅谷亿万富翁形成了一个俱乐部，被称为“太空极客”和“新太空资本家”。他们童年都热爱科幻和太空探索，少年时目睹过阿波罗登月，财富级别让他们可以玩卫星和火箭。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包括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与比尔·盖茨共同创立微软的保罗·艾伦、《毁灭战士》游戏的制作者约翰·卡尔玛克、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探索太空的努力已经成了硅谷新贵的地位象征，成为一种“新贵族精神”。这股力量的崛起，吸收了曾经环绕在政府资助的太空探索周围的能量与热情，也让私人资本进入太空从想象开始变得可能。
2018年9月17日，埃隆·马斯克宣布，SpaceX将使用BFR大型猎鹰火箭，送日本亿万富豪前泽友作前往太空，完成七日环月之旅。
然而，难以被人察觉的是：当这些亿万富翁开始用从互联网获得的财富来延续人类冒险梦想时，栖居于互联网的普罗大众们却与他们望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成了两个互相看不见的、背靠背的世界。
硅谷乌托邦式的进步主义精神复活了：“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会增加一倍，性能也随之提升一倍；每1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也会每隔18个月翻两倍以上——以此信息技术进步速度，开始有了超出消费主义范畴、开拓空间和推进时间的可能性。一些未被验证的“预言”也横空出世，也许有些可能是痴人梦话，比如著名的“奇点”：随着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呈几何级数加速发展，人类正在接近一个人工智能超越人脑的时刻，届时人类（身体、头脑、文明）将发生彻底且不可逆转的改变。
除了这些科学家和空想家，硅谷还有“意识形态家”，比如彼得﹒蒂尔这样的人。彼得·蒂尔有一套完整的世界秩序构想，加之有亿万美元资本，这让他在构想未来时，思想比过去的思想家还要宏大和有野心。他喜欢用宏大词语来谈论事物：“宇宙最强大的力量”、“本质”、“结构虚弱”、“底层平台”，都是他爱用的词语。他的那本同时也被商业解读的《从0到1》，在我看来，是一整套按照个人道德价值观与意志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他以论断式语句纲领性描述的未来，其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叙述重构的“未来主义者”野心，使一些神经过于敏感的左派欧洲哲学家甚至想起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的复活。他推翻了自由资本主义赖以建立的自由竞争法则，取而代之的，是重新以垄断定义资本主义。
如果要以“颠覆”来定义，也许就走错了方向。他让我想起勒·柯布西耶，这位在“一战”的精神废墟上以建筑的空间形式建构明日的城市建筑师。彼得·蒂尔说：“所谓人生的终结感不过是现代社会的迷思罢了”。他设想了一种听起来像是说梦话的新时间秩序，这个时间秩序，可能指向永恒——一个嫁接在计算机科学比特世界和生物学涉及的原子世界之间的世界。他相信，现在互联网的技术进步，还不够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如果没有更根本性的技术进步，将无法解决生命所存在的物质空间的真实问题。对他的采访让我感到，硅谷开始望向地平线上隐现的未来，一个比过去工业社会更加宏大的、宇宙级别的未来，且以工业资本所力不能及的更大规模资本，为之付出行动。
2017年年底，硅谷亿万富翁俱乐部中的另一位，俄罗斯投资人尤里.米尔纳来到北京。这位粒子物理学家出身的投资人说，他在2016年与史蒂芬.霍金联合宣布启动了一个探索半人马座的计划，开始开发“星际飞船”，还利用世界上最好的射电望远镜，对可能存在文明的恒星系统发送文明信号。
全面击溃工业社会后，硅谷再次望向了星空，望向比月球遥远得多的深空，做着一个更宏伟的史诗之梦。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所创造出的消费和娱乐社会，却让成为他们财富来源的社交网络使用者们，不再愿意抬起头来，仰望哪怕是工业时代雄心的冒险目的地——月球。
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阶级鸿沟也许超越了任何可见的财富和物质形式，而取决于你望向哪个方向，以及望得多远多深。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