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散文：怀念孙大伯
文/邢占双
得知孙大伯去世的消息，心里有些不舒服，这么好的一个人，离开得有些早。孙大伯是年前29去世的，享年六十七岁，家人没有通知家乡亲友，怕大家过不好年，将大伯的骨灰从县城运回乡下安葬，我没能参加他的葬礼，没能在他病重时去看望他，真是有些遗憾。
孙大伯是父亲这一生唯一的一位好朋友，和父亲是炒菜最合手的搭档。那时候，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都找他俩做菜，忙活完，孙大伯时常到我家喝茶，抽烟，闲聊天。孙大伯稳重地坐在炕沿边，一边喝茶，一边说话。
我时常趴在炕沿边写作业，孙大伯拿过我的作业本看看，说双子这字写得好，然后摸摸我的脑瓜，说，好好念书，将来会有出息的。
父亲的一生跟谁都好发脾气，唯独跟孙大伯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孙大伯说话，似乎总能说到父亲心理。父亲最愿意整两个小菜，一盘花生米，一盆鸡蛋羹，然后两个人坐在小炕桌边慢慢喝，慢慢聊。
孙大伯说话慢声细语，他和风细语地劝说父亲脾气要改一改，劝说父亲要少喝些酒，两口人过日子不能吵架，让外人笑话。父亲对孙大伯的话总是言听计从，从来不反驳，但是听完之后他还是没有彻底改变。
有一年过年之前，我去孙大伯家取豆腐。一进仓房，就见孙大伯在一团雾气中忙碌，穿着围裙，他的头发湿漉漉的，他的额头上挂着汗水，孙大伯对孙娘说，快给双子盛一大碗豆腐脑，放在辣椒酱，让孩子趁热乎吃了。那一次，我吃到了人间最热乎最美味的豆腐脑。
我多么盼望父亲也能像孙大伯一样开个豆腐坊，那样的话，就可以天天喝豆腐脑，喝豆浆了。可是父亲答应得好好的，却从来没有实现。
如果父亲和母亲吵架了，来劝架的，常常是孙大伯。经过他的一番劝说，父亲不再犟嘴了，母亲也不再治气了。家里的气氛就能缓和几天。
孙大伯说话从来都是不急不躁的，不温不火的，让你听起来舒服。他像一个智慧的老者，在村里非常受人尊敬，大家都评价他是一个有正事的人。他识文断字，早年当过几年队长。如果要是评乡贤，我想孙大伯绝对算一个，人家在屯里住半辈子，从来没听说过人家跟谁家红过脸，从来没听孙大伯骂出过一个脏家，大家都尊敬地称呼他为老孙大哥。
孙大伯和孙娘说话总是和和气气的，孙娘常说，你大伯从来不跟我一样的，没动过我一个手指头，能吃能装，结婚以来，我们没有吵过架。
我和大伯家的春子是同学，最要好的伙伴，我常到大伯家去，虽然大伯家离离我家很远。我家住在屯子东北角，他家住在屯子西南角，走过几趟街，躲过很多劫道的狗，过了一个低洼地段，他家就住在高岗边上。
我熟悉他家宽敞的院子，一面坡，南低北高，好大的菜园，院里的水泥管井，用胶皮柳罐往上摇水。那年月，家里能打得起井的家，都是日子过得好的家庭。仓房里的豆腐坊，屋内的每一样摆设，酱红色的老式座钟，洪亮的钟声，明亮的大镜子，一对朱红色的带条纹的木柜。
孙娘带诚人及其热情，用老乡的话说，不吃饭也能给你送出二里地，让你心满意足。她总是很热心地听你把话说完，打听你家的情况，叮嘱我和春子，你们哥俩儿好好学习，比赛学，将来出息人。想起来，我们屯那个班级，四十多个学生，考上学的还就是我和春子两个人。
孙大伯三个儿子，可以说个个优秀。大儿子一表人材，一天庄稼地都没下，出了学校门，就到县城发展，在木匠铺上班，娶了本村杨家漂亮姑娘，后来又学炸麻花，开学生食堂，开小卖部，后来变成超市，再后来又上市里开装潢商店，卖推拉门。
二儿子，虽然个小，但心眼挺多，一说一笑，一笑两个眼睛一条缝。和孙大伯学做豆腐，卖过多年豆腐，学过木匠，母亲做媒，他娶了我二姨家的二姐，成了我的二姐夫，两口子恩恩爱爱，非常能抓钱。炸过麻花，开过学生食堂，开过商店，干过瓦匠活。在县城里有楼房，有门市房。后来又从祖国最北端跑到最南端三亚去蒸馒头，听说收入极其可观。现在又回到县城，二姐经营一家早餐店，二姐夫去北京打工。
春子于我晚了一年，考进中专，毕业于哈尔滨畜牧兽医学校，在南方当技术员，每年年薪五六万元。
三十多年前，孙大伯家搬到县城，在学校对过经营一家学生食堂，生意非常红火。有一年春天，孙大伯到我家来，和父亲在桌上喝酒，劝说父亲到县里开个学生食堂，比在家种地强百倍。结果，头天晚上说得好好的，第二天，父亲说什么也不去了。结果，那个房子被孙大伯家的一个亲戚租去了，二十年后，人家在县里扎了根，挣了个盆满钵足，住上了楼房。而父亲还呆在农村，一点儿起色也没有。
孙大伯可以说是个智者，把三个孩子老早带到城里，过上了好生活。他能喝酒绝不贪杯，他说出的话永远中听，永远有道理，不张狂，不傲慢，平易近人，和气可亲，是我所接触到的乡村里最令人敬佩的人。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想表达对一个好人的怀念，愿孙大伯在地下的灵魂安息。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