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从树上摔下来，母亲骂够之后，给我端来两个荷包蛋……
文：郑水新
那年我7岁，一个闷热的夏天。
午后的阵雨还没有完全停歇，西边天空仍不时滚来轰隆隆的声响，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拉起我的手，急匆匆往邻居荷花婶婶家里赶。母亲和我都光着脚，泥泞的小道上留下了两串脚印，一大一小、一深一浅，比钢丝车的车轱辘印好看多了。
去干吗？母亲没说，我也懒得问。
荷花婶婶家门口，已经站着一伙人，男男女女，老老小小，有几个是我相识的小伙伴。
堂前端坐着一位陌生的老爷爷，白白长长的胡须，像我家羊圈里的羊尾巴，半闭着眼睛，叽里咕噜说着。小伙伴招法与他母亲坐在凳子上，招法的母亲脸色有些紧张，时不时站起来把头凑过去说些什么，还不停地弯腰点头。
不一会儿，招法与他母亲从屋里出来，招法还是平时那副不痛不痒的表情，他母亲抿着嘴，嘴角挂着一丝微笑，边走边自言自语，那就好、那就好，好像得到什么宝贝的样子。
我和母亲也坐在刚才招法母子坐过的长条凳子上，那老爷爷把旁边的人喊走后开始问话了。叫什么？几岁了？什么时辰出生的？兄妹几个？……母亲也略微慌张，嘴唇有些哆嗦、一开一闭，有些话我也听不懂，只顾自己东张西望，一只小花猫在灶台边拨弄个什么东西，跳来跳去的。
1968年，送小伯伯志法参军留念，那年我4岁。
最后，那老爷爷把我拉到身边，先看看我的手，又摸摸我的脸，把我的头来回转了好几下。在母亲掏钱时，我听懂了一句，不错，不错，是块当兵的料，长大了肯定能当兵。
当兵，我愿意。我小伯伯志法已经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当兵了。说起当兵，奶奶的眼睛就会发光：志法这下好了，国家养了，不愁吃，不愁穿，还有零钱花。家中门楣上也多了块红铁皮，上面有几个字我也不认识，反正看到红铁皮，奶奶就想起小伯伯了，奶奶有时坐在门槛上说些什么，我知道，奶奶又在与小伯伯聊天了。
妈妈，我长大了也不用你养了，国家会养我的，我把零花钱寄给你，回家的路上，我高兴地跟妈妈说，母亲平时就是话多，喜欢唠叨，这时反而一声不吭，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把我的小手攥得死死的，我有些疼了。
我要当兵喽，我要当兵喽，那阵子我兴奋啊，怀里像揣着小兔子，扑棱扑棱跳着，从村头走到村尾，又从村尾走到村头，来来回回，小喇叭似地不停播放。没过几天，村里人都知道我长大要去当兵了，有几个爷爷和奶奶，还朝我点点头——有出息。
没过多久，我就高兴不起来了。每当我与小伙伴提起长大要当兵，话还没说完，他们就告诉我，他们长大了也去当兵，说是大胡子爷爷算出来的，语气比我还肯定。我也糊涂了，一个小村庄哪有那么多当兵的，往后庄稼谁来种啊？想到最后，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反正只要我能当兵就好，管那么多干嘛呢？
从此以后，我就有了当兵的梦，时常梦见自己穿着军装，戴着大红花，还挎着军包呢。
1970年，家门口的油菜花田里，那年我6岁。
两年以后，我九岁，开始上学了，知道当兵分三种，有陆军、海军和空军，衣服都不一样。陆军是草绿色的，海军是蓝色的，空军穿厚厚的皮夹克，手上还拎一本子。
那我长大当什么兵呢？一会儿想当海军，一会儿又变成陆军，换来换去，烦死我了。
反反复复了好长时间，我终于有眉目了。我家附近有个笕桥机场，有一次，我割完羊草，坐在河边休息，一大片芦苇在风中摇来晃去，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向西，晃得我迷迷糊糊想睡觉了。忽然，飞机从高空飞下来，越来越低，都快撞到远处那片村庄了，然后就不见了，过一会儿，有个银色的小白点往上移动，耳朵里传来一阵突突突的机炮声，一架接着一架。
对了，当空军，我要当空军，在空中飞来飞去，还可以看见我的村庄，看见父母及乡亲们耕田播种，父母及乡亲们知道我在他们头顶上飞行，都抬起头朝天上看我，多么神气啊！
后来听大人们说，飞行员可是百里挑一，身体要特别结实，尤其是眼睛要好，身上没有伤疤。大人们还说，要眼睛好必须多望望绿色。
从此，我割草的节奏明显慢了，平时一小时割完一篮子草，现在要二小时了，我怕割破手脚，留下疤痕，还有事没事常常站在田埂上，望望远处绿色的田野，特别盼望春天早些来临，那样，我一睁开眼睛，满眼都是绿色，都快被绿色包围了，伸手都可以触到“飞行的梦”，晚上做梦也都是绿油油一片。我盼望着快快长大。
小时候，我特别顽皮，很小就会爬树，玩水。我家旁边的河边有棵歪脖子枣树，枣子还没有泛红，趁大人去农田干活，我早就偷偷爬上去好几回了。有一次，树枝断了，我摔了下来，右侧下巴磕在树枝上，我唯一的小白背心都染成红色了。
我光着身子躺在圆匾上，圆匾平时是用来晒谷子或养蚕宝宝的，妈妈在边上骂骂咧咧，还是奶奶好，把我脸上和身上的血用毛巾擦干净了，奶奶的眼睛湿湿的，有几颗眼泪掉在我脸上，热乎乎的。
母亲骂够以后，给我端来两个荷包蛋，我有些吃惊，家里的蛋是用来换急需的东西，平时也难得有像豆腐汤似的水蒸蛋。我害怕母亲再骂我，一个劲地打滚喊痛，母亲过来抱起我，我知道不会再骂我了。母亲说，快趁热吃了，没放酱油，这样以后伤疤不会发红，这几天酱油也不要吃了。我平时喝稀饭最喜欢放些酱油。
说到伤疤，我开始紧张了，飞行员可不能有疤痕，完了，完了。我后悔极了，眼泪刷刷地掉下来，匾也湿了一块。
飞行员当不成了，也就没有再往心里去，割草也比平时勤快了，绿色也不主动看了。
水到山前必有路。当兵好多年的有福伯伯回家探亲来了，我也跑过去看热闹。有福伯伯家房子小，屋里挤满了人，站着的、坐着的，吃糖的、聊天的。他家有一把电风扇，全村就他家有，电风扇噼里啪啦有节奏地旋转，正前方摆放着半脸盆水，扇出来的风凉快多了，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脑蛋瓜子就是不一样。
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有福伯伯的老婆喊我进去吃糖。我进去接过递给我的糖，塞进嘴里——真香、真甜，比田里的甘蔗更甜。我刚想摸摸那把电风扇，大人喊话了，不要碰，小心手指卷进去。
糖也吃了，话也说了，有些人陆续离开了。我把有福伯伯拉到墙角边，有福伯伯，你帮我看看，我这疤要不要紧，还能不能当飞行员了。有福伯伯叫我把头转过去，仔仔细细看了一番，疤不大，我看没有问题。真的？我很惊喜，确信这是真的。有福伯伯的军装是四个口袋的，说没问题，肯定没有问题。
割草的节奏又放慢了，绿色又跑进我眼睛里去了。
有时候，事情真的不能高兴过早。又一个夏天来临，酷热难耐，地面白茫茫一片，像扑撒上了一层面粉。我与往常一样，午饭一过，早早地跳入河中，毒辣辣的太阳稍一收敛，我就在水中沿边走，准备上岸去割草。突然，脚被什么刺了一下，疼痛从脚底往上爬，一阵比一阵剧烈，都快钻到心里了。我知道出事了，缓缓地爬上岸，右脚底豁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两侧皮肉被彻底撕开了，像张大的嘴巴。
父亲闻讯后，气喘吁吁地跑来，背上我就往十里开外的公社卫生院跑，父亲紧一阵慢一阵地跑着，豆大的汗珠直往我脖子里灌，头顶戴着的草帽一颠一颠，掉下来几次后，父亲干脆不戴了。
到了医院门口，父亲就大声喊上了，医生，快快快！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走过来，叫我父亲把我平放在病床上，病床就是一块门板，我躺下后，医生把消毒水往我脚上倒，脚像浸在泡沫之中，我痛得哇哇乱喊。医生边擦边说，运气运气，筋没有断，要不就翘脚了。
医生用线开始缝合起来，父亲使劲按住我的大腿，我又痛得嗷嗷直叫，像杀猪似的。 不要乱动，要向解放军叔叔学习，勇敢点。医生劝道。医生一说解放军，我哭得更伤心了。我躺在木板床上，床吱吱嘎嘎地晃动，好像整个房屋都在颤抖，我彻底绝望了。
父亲默不作声地走了出去。病床外面的电杆上有一只喇叭，喇叭里传来了悲切而洪亮的声音，号召全国人民要紧密团结起来，夺取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听到“团结起来”，疼痛缓解了一点，心却更紧张了，国家又摊上大事了。那年，广播里已经第三次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了，那天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那天唐山大地震。
父亲进来时手中捧着一只菜瓜，往床边一放，低头到门脚边抽烟去了。这是父亲第一次为我买瓜。我瞅着绿色生嫩的菜瓜，像一片绿色的田野，慢慢放大，渐渐模糊。我明白，那片绿色我再也抓不住了。
在家中竹席上躺了一周以后，父亲用钢丝车拉我去卫生院，把线拆了。这时，我仔细看清了那道长长地口子，像老太太紧抿的嘴巴。
妈妈抚摸着我的脚，轻轻地揉着，都是我不好，没有管住你，妈妈唉声叹气地自责。
大伯伯志林，拿了三角渔网，把我划破脚的地方淘了又淘，生怕以后再有人受伤，淘到最后，捞了上来几片灯泡碎片。不知道哪个乌龟王八蛋扔的，我真想把他家的灯泡全打碎了。
村头到村尾的道路上，很长时间人们看不到我的身影，仿佛一下子失踪了。那段时间，我像躲债似走僻静的小路，害怕遇到别人，匆匆出去，又匆匆回家，草比平时割得更多，羊半夜里也不叫了。最奇怪的是课堂上老师经常表扬我，考试成绩也像水草似的疯涨，都快赶上第一名的女班长了。父亲、母亲和奶奶都开始露出笑脸了。
后来呢？我真的太感激邓小平爷爷，七八年恢复考试，我们农家子女又多了一条道路选择。邓爷爷还把“砸烂的公检法”又恢复了。八二年，我也有幸考入杭州市人民警察学校，成为“第一批黄埔学员”，在钱塘江边的警营里开始了半军事化的学习训练。
我又想起那位算命的长须老人了，如果当初他算出了会恢复考试，肯定会说，不错不错，是块当兵的料，不是去当兵就是当警察。
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