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桂林︱谈谈曾在故城的“武强贺氏”

胡桂林︱谈谈曾在故城的“武强贺氏”

在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科举世家,为人所熟知的,如南方的苏州潘家,北方的武强贺氏也是这样。河北武强贺氏,世居北代村。传至九世祖贺锡璜,同治甲子科举人,任故城县训导。因为“久官故城,与官绅、诸生商民感情极好,遂移居郑家口”。从贺锡璜开始,到贺培新兄弟辈,武强贺氏有四代人曾生活在故城,死后也大都葬在故城“新茔地”,他们已经是故城人了。故城是我的祖籍之地,因为这点乡土因缘,我对在故城的“武强贺氏”几代人,多少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民国武强贺氏刊本《韩翰林集》

贺培新在《固安贾氏世系图序》中说:“儒生名业无闻,老死者多矣,彼非不知拓业显亲为贵也,特必有所籍。其尤者,籍于旷世一遇之立言者焉。得其所籍,不独传于今,且传于后也,皆必大其家而闳其业也。故子孙之于先业,不徒以守为高,以创为先也。”武强贺氏就是这样的家族。虽然从乾隆年贺云鸿开始,贺家代有科第,却长期“名业无闻”,官做的也不大。直到贺家移居故城郑家口后,才出现“旷世一遇之立言者”贺涛。从此,“武强贺氏”才引起世人关注,在清末民国时期,享有很高的声誉。贺涛(1849-1902)光绪十二年进士,晚清桐城派古文大家。被誉为“厉时独出,崒然跻宋明作者,而上淩驾汉唐,直与古之遗文接謦欬”(贺先生行状),师友门生,桃李天下,俨然北方文坛盟主。贺涛的弟子赵衡在“贺先生行状”中说,“先生生于北代,卒于郑家口,即葬焉,故今为故城人”。贺涛可谓是故城的一代大儒。

贺涛文集

据《贺葆真日记》,1902年,“次妹殇,葬于尹里村南三数里,吾家新购之地”。贺涛1912年病逝于郑家口,即葬于故城尹里贺家新茔地。次年,贺涛之父贺锡璜八十九岁高龄去世,贺葆真把原葬于武强祖茔的祖母、叔母和他早逝的哥哥,也都一并移灵尹里,与祖父合葬,家乡人谓之圆坟。贺锡璜是武强贺氏第一代故城人,吴闿生挽之曰:“胸中无一事萦怀,膺兹上寿;有子为大儒名世,已足千秋。”尹里村距我的老家前土营村仅三四里地,同属于故城三朗乡。几年前,我回乡上坟(家乡话,即扫墓),曾专门到尹里探寻过贺家遗迹。荒草凄凄,麦垄弥望,已无人知晓矣。国家图书馆藏目:“墓志,4208,吴闿生撰,徐世昌书,徐坊篆盖 贺锡璜。”后面注:“河北故城县出土。”看来贺家的墓早已无存,经过这些年的土改、运动,墓被平毁盗挖是不意外的。

贺涛有《贺先生文集》传世,我曾先后买到过原刊本和近年新印本。贺涛之后,其子贺葆真,其孙贺培新,都能承其余绪,使“武强贺氏”的声望,不但“传于今,且传于后也”。近年来,贺氏祖孙的著作都已重新出版,我当然也一一购存。过去逛旧书市场时,也曾留意他们的遗著遗物,虽限于财力机遇,所得无几,仍自珍重,也算是一点乡曲之见吧。贺涛有三个儿子,长子贺葆初早亡,小儿子贺葆良有精神疾病,但贺葆良却生有两个聪明的儿子,即贺翊新、贺培新。贺葆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是他把两个侄子贺翊新、贺培新带到北京,念中学,上大学,使这兄弟俩成为故城贺家第四代中最杰出者。

贺先生文集原刊本

贺葆真(1878-1949),字性存。近年整理出版有《贺葆真日记》,又称《收愚斋日记》,存四十一卷,记叙了他从十七岁至五十四岁的生活(光绪十六年正月至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阙民国九年至十八年)。贺葆真是当作著述来认真记述的,日记有意保存了其所见所闻,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记多记旧人旧事,旧日风土见闻,文字浅显,最为我喜欢,读来饶有趣味。如1918年9月27日,他和朋友游西山下苇店,探访石印石矿生产情况。这不单是一百年前京西风光的再现,更记录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近代北京印刷工业史料。清末民初,正值我国石印出版的鼎盛时期,石印石是石印印刷工艺最主要的材料,贺葆真无意中留下了一段珍贵史料:

(民国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闻善夫言石印石矿而悦之,邀余同往观,余久欲漫游京外,遂欣然从之。午前十一钟由西直门乘门头沟火车(京门铁路)西行,小站三,曰黄村,曰北辛安,曰广陵坟(广宁村);大站二,曰三家店,曰门头沟,至火车尽头(当年京门铁路尚未西延),实则此站距门头沟尚有数里,此乃城子村也 。下车西北行五里,至琉璃渠旁,烧琉璃砖瓦之官窑,供都中营建宫殿之用,不得自由营业,清亡,此窑亦废(今尚有遗址可寻)。自此上岭,曰丑儿岭,出釉料,以供琉璃窑用。再西北曰西河涧村,过浑河曰冷家庄(陇驾庄),西北为肃王坟,坟前有康熙御制碑文,曰和硕显亲王,碑文有碑楼,后为飨堂,墓周以白石雕有花纹,其顶乃土,共高丈余。(今此墓以毁,无迹可寻)自此山势森林,风景颇佳。再近为但礼村口,自此沿永定河北行,俩岸高山中为巨流,王德榜凿山修道利便其大,傍山有碑,即王德榜纪功碑也(今尚存)。北行数百步有摩崖石刻,上有石刻佛像,下有碑记(此石刻尚存)。再行数百步为鳌峪沟,即石印石出产地,张善夫开办此石,名庆亚公司。转而西北傍山数里至下苇店,宿庆亚公司。

括号里的内容是我加的,可以今昔对照。詹天佑设计的京门铁路,现在已近于荒废矣。贺葆真当年在门头沟走的京西古道,尚有部分存留,取而代之是109国道。当年的石印石矿,在今门头沟石古岩村一带,我曾亲自进山探访,沧海桑田,早已无存,连知道的人都没有了。

贺葆真日记

贺葆真没有继承古文家的衣钵,一生主要从事实业兴家。他最大的文化贡献是刻书藏书,有人写过《武强贺氏藏书刻书述略》,有兴趣者可以找来看看,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刻书藏书,贺葆真与同时代藏书家都有来往。刘承干在《嘉业堂藏书日记抄》,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嘱刚甫写信复贺性存,谢惠《苗氏说文》两部”。刘承干寄给贺葆真的实寄封,因缘际会已被我收藏,留下了那个沧桑岁月的见证。

藏书家刘承干致贺葆真实寄封

贺葆真是贺氏家族“大其家,闳其业”的关键人物,从其日记可知,贺家在故城和北京的创业置产,都是贺葆真亲力亲为。《贺葆真日记》1904年,“福昌号估衣铺开市,即在居家之左”,同年,“于郑家口吾家之北购小宅一所”,仅隔数天,“又购宅一所于本街,在上月所购宅之南,接壤其地,五亩余,价六百七十千”。1905年年底,“于郑家口连购地宅三所”,1909年“购二蹚街李氏铺,价八百余千”。郑家口,乡人简称郑口,是卫运河水陆码头,当年乘船可直达天津,是故城县经济繁盛的大镇。我外祖家世居郑家口,母亲还记得头蹚街的“贺家大院”。贺家迁居郑家口后,买房置地,亦官亦商,是故城县首富大户。新政权成立后,这样的地主阶级成分,当然要被斗争清算,田地、店铺、房产被没收充公。故城县政府就设在 “贺家大院”里,可见其当年规模之大。七十年代,这里盖起了办公大楼,“武强贺氏”在郑家口的遗迹彻底消失了。

河北省故城县郑家口民国实寄封

民国河北省公署致贺葆真实寄封

很长时间以来,在我们的观念中,桐城派古文代表守旧,甚至反动,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是也。其实在民国时期文化兼容并包,古文和古文作者并没有那么不堪。白话文虽然是现代文学的主流,文言文仍然并行不悖。政府的重要公文还大都使用文言文。现在的台湾地区仍然是这样,中华邮政发行邮票的说明书,都还在使用典雅的文言文。贺培新少从吴北江先生游,能克绍其祖遗绪,是桐城派古文最后一抹夕阳,是民国时期享誉很高的古文家。1946年抗战胜利后,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领衔,北平各界恭颂“国民政府主席蒋公六十寿序”,就是出自贺培新的手笔,可见其当年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贺培新(1903-1951)字孔才,号天游、潭西居士。因为有“新中国捐献第一人”之称,也是如今贺氏家族中,最为人所熟悉的。过去逛旧书店时,尝见《天游室集》木刻原刊本,白纸精印,很是喜欢。惜悬价过高,一时犹豫,遂失之交臂。虽然买到了近年新版的《贺培新集》上下二册,收录更为详备。但想起那部木刻线装《天游室集》来,仍然心有戚戚焉。贺培新是古文家、篆刻家、书法家和诗人,他还有一顶集邮家的帽子,却少有人知。他用白话文写的“泳斋说邮”,收录在新版《贺培新集》中,也可见古文家写白话文一样好。

后排右一贺培新

贺培新“天游室”印

贺培新天游室诗稿

贺培新生在故城,长在故城,是贺家在故城的最后一代。《贺培新集》里有不少和故城有关的诗文,如“故城诗”六首,咏故乡旧日风貌,“卫水飞帆”,“窦堡晴烟”,“南埠商舻”,“烟笼池柳”,“西岑春晓”,“佛井燃灯”,读来就感觉很亲切。还有,诗题为“宣统初年王考既辞文学馆,畿辅学者议建存古学堂,请王考主其事。于是公推北江先生赴郑家口道意,时培新年才六岁侍先生及伯父散步运河沿岸,登其文昌楼,事在目前,弹指鼎革十余年矣。思之慨然。追思成诗十一叠”。诗曰:“一水盈盈郑家口,岸南岸北楼插斗。忆从夫子登层颠,倏忽鼎革十年还。短发儿童笑前后,盛事陈迹留胸间。王考骑鲸脱尘网,群空冀北无人赏。——一窗风雨守青灯,远绍旁搜聊慰情。忝列贤门愧强颜,筝琶俗耳听琴弹。”不但可见百年前的故乡风貌,还记录了清末一段文坛逸话。王考者,其祖父贺涛也。北江先生,即贺涛的老师吴挚甫之子吴闿生,吴闿生是贺涛的弟子,又是贺培新的老师。

贺培新玉照

贺培新集

1949年可谓天翻地覆之年。易代之际,劳燕分飞,胞兄贺翊新,随旧政权渡海东南行。贺翊新曾任北平大同中学校长,到了台湾,重拾旧业,两度掌台北建国中学校长。桃李满天下,马英九先生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曾在网上见有出售贺翊新签批的公文旧物,索价无多,亟汇款买到,聊作纪念耳。人各有志,留在北平的胞弟贺培新,这位“浊世风流出旧家”的昔日名士。脱下长袍,换上人民装,高唱“工农今作邦家主,马列真为世界师”的新诗句。在解放军进入北平不久,先捐献,后南下,积极参加革命。邓之诚当年在日记中,给予其“不自安”三字评语,颇耐人寻味。贺培新虽然极尽表现,终于没有躲过“镇反”这一关,1951年投北海自尽,享寿仅四十八岁。留下的遗书上仍在三呼万岁。人往风微,不免令人唏嘘。1991年,经过贺氏后人的不懈努力,贺培新终于得到了一纸“平反决定书”,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平反的最后一人,距“捐献第一人”已经四十年过去了,历史常要带泪看。

建国中学贺翊新签批公文

经过这四十年风风雨雨,“武强贺氏”已经完全隔膜了。不要说我这样的门外汉,就是一些专业人士也是语焉不详。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近代史资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刊物。在1988年刊发“徐世昌年谱”时,都不知道作者贺培新是何许人,“河北武强贺培新,此人简历及其与徐之关系不详,待考”,历史又是这样的健忘。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贺氏家族从故城移居北京,先赁居厂桥前铁匠营徐世襄旧宅。后于积水潭西岸,购得王照旧寓,茸而新之,遂移家焉。曰“海西草堂”,门对烟波,窗含西岭,虽在城市而有江湖之趣。如果没有大时代的大变革,“武强贺氏”还会在这里延续下去吧,可惜历史没有如果。积水潭相对什刹海又称西海,西岸呈南北走向,过去称“西海西河沿”。昔日这里环境优美,素有城市山林之称。著名的梁巨川、梁漱溟父子,画家周怀民,报人彭翼仲等,都曾在此居住过。画家刘凌沧题海西草堂雪景图中说:“草堂院落不深,而诗意独厚。门前老柳婆娑,庭院则松竹交丛,修竹映雪,倍增新绿。得此息游之所,夫复何求。”如今,海西草堂和草堂主人,早已化为云烟。正是,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

贺培新“海西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