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接手山东抗日，骑自行车骑出“夹缝中道道”
作者：德衡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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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初的一个夜晚，在冀南平原到沂蒙山区的道路上跑着一车一马。车是当时很稀罕的德国造自行车，马是体型健硕的骏马。
骑车的是一个略显清瘦的中年人，面容饱经风霜，却很有精神。骑马的是一个年轻的后生，正一脸羡慕地看着中年人悠哉悠哉地蹬着自行车。
许是年轻人心痒难当，他双脚一夹马腹赶上自行车，央求中年人换着骑。中年人爽快地答应，并把自行车停下，交到年轻人手里。年轻人依葫芦画瓢，跨上自行车开始蹬，车倒是跑了起来，可是车头却像喝多酒醉汉开始左摇右晃。没跑多远，只听咣当一声，车带着年轻人摔到了路边。
年轻人赶忙爬起来，拍去身上的泥土，扶起车，推到中年人面前，摇摇头感叹自行车比马难骑多了。中年人笑着告诉年轻人：征服它不难，关键是要掌握它的规律。
这中年人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带领129师东进纵队在冀南平原开创抗日根据地的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年轻的后生则是他的警卫排长。此时，徐向前遵照上级指示，带着一个警卫小分队，准备前往山东，接手当地的抗日斗争。
略显清瘦的徐向前
1937年10月，日军的魔爪伸到山东后，齐鲁大地上的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特别是在延安多次派遣得力干部前往山东指导抗日游击战争之后，截止到1939年夏天，我党在山东建立的游击纵队人数已达4万之多。
但是从1938年底起，一方面日军眼见正面战场在武汉会战后短时间难以推进，将较多的兵力投入占领区，对抗日武装实施疯狂“扫荡”；另一方面蒋氏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破坏合作抗日的政策，山东的抗日斗争形势日趋严峻。再加上山东纵队下辖的8个支队，虽然经过整编在编制称谓上已经统一，但是上下级指挥关系不顺畅，相互配合协作比较差，于是原本发展势头很好的山东抗日游击战争变得举步维艰。延安决定把资历深、能力强的徐向前指派到山东，领导山东纵队抗日斗争，并建立和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
正如徐向前教警卫排长骑车时所说的道理一样，他到了山东之后，没有盲目动作，而是先摸清山东的形势，掌握其中的规律。
当时的山东盘踞着不少势力。有日寇，有蒋军，还有响马。日寇，是坚决要打击的；响马，是要积极争取的，这对于徐向前来说都很好处理，关键是与蒋军的关系。
徐向前细致分析了蒋军在山东的势力：山东属于鲁苏战区管辖，战区司令是于学忠，副司令是沈鸿烈，保安司令是秦启荣。于学忠掌握着山东境内正规军——51军和57军，沈鸿烈是山东省主席掌握着实力不强的新四师，秦启荣作为山东保安司令，掌握着山东的所有地方武装。
于学忠坚决抗日，率领的51军、57军有不少党员和爱国将领
这三人各有特点：于学忠是东北军的“老人”，51军、57军是东北军的底子，经历了“西安事变”，于学忠和51军、57军是抗日的。所以对同样坚决抗日的八路军，于学忠不至于为难。沈鸿烈和秦启荣则是蒋军中的顽固派，奉行消极抗日的原则。两人的区别在于沈鸿烈是个政客，手底下只有新四师。他的手段主要是找理由扣发停发八路军军饷补给，颁发法令限制八路军活动范围，禁止建立抗日根据地。明面上支持合作，暗地里“使绊子”。秦启荣手里有兵，明目张胆指挥部队杀害抗日军民，破坏根据地。有人评价：死在秦启荣手上的抗日军民比日本军队要多得多。
【1939年3月，秦启荣指使王尚志在太河镇伏击山东纵队第三支队通讯营，残杀百余人，制造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图为“太河”惨案纪念碑】
针对这三个人的特点，徐向前制定了拉拢于学忠，孤立沈鸿烈，打击秦启荣的策略。
他到了山东之后，就亲自去找于学忠。一见面把八路军在山东抗日的被动局面扔到于学忠面前：让八路军联合抗日，却不发军饷，还不让八路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自筹军饷，这怎么行？于学忠作为东北军剩下的“独苗”，在处理和八路军的关系上很矛盾，最后只能答应保持中立。
至于对付沈鸿烈，则是在表面上不管不问，在军事上分化孤立。沈鸿烈卡着部队的军饷和补给，徐向前就不管沈鸿烈的反派政策，一如既往的发展抗日根据地，任凭沈鸿烈说三道四。沈鸿烈因为手上兵少，想招揽在聊城的地方武装范筑先部。徐向前就捷足先登，先邀请范筑先到威县南关订下抗日同盟。没有兵的沈鸿烈虽然有心搞事，但是翻不起大浪。有一次沈鸿烈想在鲁村搞点小动作，佯装不知打八路军一下，结果被八路军打退，事后他只能找老蒋诉苦。
对于秦启荣，徐向前就没有那么好说话。在1939年7月粉碎了日军对山东发动的“大扫荡”之后，徐向前立马在8月底亲自部署了反顽战役。他指挥山东纵队的第一、二、三支队在鲁中淄河流域将秦启荣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收编抗日武装，并在淄川、朱崖等地重新建立抗日根据地，让秦启荣不敢也没有能力再威胁到抗日武装。
徐向前正是凭借着凡事讲规律的思维方式，扭转了山东抗日斗争形势，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1940年底，我党在山东领导的县有90多个，区有250多个，连于学忠也直呼“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