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江湖30年：长路奉献给远方
方泉
1991年7月一个酷热的日子，我穿上90元订做的准备结婚用的西服，到北京崇文门饭店西小楼一个叫“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的单位应试。
联办二当家章知方接着电话示意我坐下来，他冲电话随便说到的“市盈率”、“复利”，“回转交易”等词让我发懵，让我进门前鼓足的自信心荡然无存。我高考数学才得48分，除了还有把子贩烟扛箱的力气，唯一得到证明的技能是写过些酸诗和爱情小说。好在是刚刚经历了近一年秦城监狱的“教育”，和半年多丧家犬般四处贩烟倒服装谋生的“练砺”，好在不断地受挫，不断地体味世态炎凉和求助无门，在我已是惯以为常——最伤自尊的是上月在西单帮朋友打理服装店，出来买一张大饼一瓶啤酒坐马路牙子上吞吃时，被大学里一崇拜我的女生遇见，人家打招呼我吞咽一半的大饼塞在嘴里“喔喔”说不出话……哦靠！啥民主人权啊，一份能换来夹上香肠的大饼的活计就足以击溃全部倔强。
“教过大学语文，写过小说诗歌，去综合计划部作文字秘书吧，但要很快熟悉证券。”就这么两句话，待他点着香烟，我领了两盘录音带去隔壁房间整理。
记得是联办与财政部官员商讨国债承购包销试点的谈话，你一言我一语，听得实在不得要领。尤其是高坚副司长语音低且细，反复重听，仍如坠雾中。又不敢去问知方（联办上下一概直呼其名或姓后的名）——后来知道他是很平易很善解人意的，2008年5月我决定离职联办前他曾找我，很实事求是地分析联办在当下中国证券界的“风光不再”，邀我加盟他主管的和讯网。但1991年的那个下午，他简捷的言语和纵横脸颊的凸凹只让人感到冷峻威严。
下班前交上录音稿，知方看过又只说两句话：“基本不能用！慢慢来吧。”
以一个废物的姿态离开联办后，我的牙关咬得很紧。当晚即直截来到刘纪鹏家找相关专业书，刘纪鹏送我他编辑的《股份制知识小词典》——在四十来平米四人挤住的家里，我咬着牙读到几乎破晓。
1992年2月19日，经过近半年的筹备，《证券市场周刊》（当时叫《证券投资周刊》）第一期试刊2000册印制完成。正当大家兴奋地捧着散发油墨清香的周刊分装信封准备寄给潜在订户时，兼做总编的大当家王波明虎着脸出现，宣布：“都放下！开会！”
行情表里将某只股票的每股税后利润搞错，波明竟决定2000册全部销毁。并且扣罚主要责任人一个月或半个月的工资。小题大作，不就是错个数吗？十几人熬了两天一宿搞出来的成果，没功劳也有苦劳呀。大家心里不服，但波明的话却留在了记忆里：“错的是一个数吗？不是！是多少股民钱袋子的损失，是对股民的误导。证券传媒非同一般，每一个数字必须准确，每一个员工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面对读者。”
越往后越觉出这话的份量，无论编杂志还是外出演讲，乃至自己炒股决策都越来越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敬畏和忐忑。
又一周后第一期试刊号面市，波明把我叫去：“背1000本周刊飞上海，卖出去了就买机票回来，卖不出去就就地解散。”这老板就是这么“残酷”，但那时年轻倔强的我还就吃这套，你“残酷”我就亢奋，我就焕发拼劲。我至今记得那个阴雨连绵的上海的春天，我几乎跑遍了万国、申银、海通三大证券公司的所有营业部，在吴侬软语和机敏过人的上海人中间推销杂志，进而闯出迈向证券市场的新的生路。一个走投无路的“失足青年”，一个酸弱又自尊的三流诗人没有回旋余地的生路。以致许多年间偶或听到赵传的《小小鸟》，听到那句“生命的尊严与生活的压力哪一个更重要”这句不甚合语法的歌词时，我会怦然心动。
1992年7月5日，周刊正式获准国内外正式发行。老波明逼着我搞出一个幽默性的栏目，对股票只知一二，对股票操作浑然没有感觉的我，挖空心思硬是下不了笔。即将发排的当晚，波明得知我仍未写就，劈头盖脸一顿训斥——那种自尊心遭到极度伤害的感受无以言表，我想拔腿就走，可屋外是沉沉的黑夜和天明后重又开始的流浪生活。我咬咬牙，躲进角落，这时主编戴小京走过来，说：“男人要打掉牙和血吞，就算明天你放弃这份工作，但今天也要努力证明自己。”半个小时后，一篇幽默的小文《选股若选妾》跃然纸上，并开创了一种风格独特的股评文体。
坚守住最难熬的一刻，便也坚守住了自尊。因为弱者在职场是没有自尊的。
1992年7月中旬，打点行囊，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伴我沉浮伴我流浪伴我饱尝人情冷暖的妻子只嘱咐我：“少喝酒，别赚违法的钱。”我再赴上海滩，只身开始了两年的外派记者生涯。
进驻上海大厦是周刊形象使然，每晚钻进弄堂裹在民工堆里吃一碗一块九的大排面，或是成箱地扛回方便面才是简朴生活的真相和常态。这些年去上海都驻四星级以上的酒店，即使有免费早餐我也得空就钻弄堂去找大排面。有次驻浦东假日酒店早起跑出几里路也没找到那种一面无墙的排档铺，只好在一家连锁快餐店吃一碗十二块的大排面，还是那种涕溜吞吃的饿鬼相，还是那种可口最好不过的感觉。对面老相识说：“哪天你有多少亿，骨子里还是个北京糙爷儿们，瞧瞧——又挽起裤腿了，这可是人家给你买的杰尼亚呀。”
由于吃不惯上海的水，我很快就肠炎不断，这当然不算什么，比起在号子里寂寞地细算归期，狼吞虎咽地一顿吃七个窝头好过多了。最使我困惑的是打不开工作局面，尤其是打入旁若无人一概只讲上海话的上海人圈子难上加难。于是我选择了最难实现也最可能一鸣惊人的突破口——采访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
那时的上海证券界，尉文渊是第一举足轻重的人物，曾经在股市大跌时他在场内嘟囔一句：“没什么嘛！”。上海股指竟变盘反涨10%。因为举足轻重，他绝少接受媒体采访。六次约见他，均被拒绝。于是某个让人慵懒的黄昏，瞅准尉总的车还停在交易所门口，我跟中信上证的王艺借来红马甲冒充交易员进了浦江饭店大门。推开尉总办公室的门，见他正与人谈话，只说：“我是方泉，我会在门外死等。”
尉总没让我等很久，他神情疲惫地挥手示意我坐下，说：“你也看到我这么忙，你也知道这行的规矩，我是不能随便讲话的。”几句这些日子很少听到的不带上海腔的普通话，首先让我产生亲近感。我抱定不谈“风云”只谈“风月”的原则，首先问起他初中毕业便去当兵的经历。谈到他退伍返城后第一个作电影院引导员的工作，谈到他大学毕业论文写证券市场，谈他妻子执意要他返沪工作和淘气的儿子……谈的是“风月”，可尉总不由自主地谈到创办交易所的艰辛和巧缘，谈到“风云”变幻的市场。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下来，我反倒不好意思占用尉总的时间了。便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作为总经理，这几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总感到一股不可抗力，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无边的市场，我们第一代证券人，注定会成为铺路的石子。”说完这句话，他转目窗外。飘雨的黄浦江畔的夜空漆黑一片。沉默中我体味着他所说的“不可抗力”……离开尉总房间时，我注意到他办公桌下有一枚硕大的海龟标本。由此开始了与尉文渊并不频繁却非常坦诚有效地交往。
也是因为他所言的那股“不可抗力”，1995年上海发生了“327国债风波”，尉总也因此卸任。他赋闲在家时我去拜望。听他讲“327国债风波”的幕后，讲“辽国发”的三驾马车，讲管金生，讲证监会与上海市政府的博弈……在尉文渊被免职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大会上，现在早不知去向的武汉证券总经理李永宽感叹：“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李永宽的话说在1995年，现在是2019年，资本市场江山显然已更加“多娇”壮丽，而那些一茬茬证券猛人呢？有几个不是黯然离场？记者职业有个特点，永远不在第一线，却总远能够在各个时期的第一线人物间上蹿下跳，见证历史，记录历史，亦可能相对理性地旁观历史。从1991年7月进入联办参与创办《证券市场周刊》，作记者，作主任，作主编，作副社长到2008年，应该说我是近距离旁观了中国证券市场近二十年的风雷激荡，或尘雾迷津。2008年5月离开《证券市场周刊》，去一家专事股权投资研究的杂志《融资中国》作总编，但兴趣和精力主要还是在二级市场。
现在，联办老领导，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邀我以一个记者的视角梳理股市三十年，明确要求：“不要冠冕堂皇，四平八稳；要有现场感和自己的观感。”我想，搞“冠冕堂皇”的正史，咱本就无能为力，讲个人亲历——所见所闻，所识所感，即便仅是江湖野史，应该也能成为正史“四平八稳”的补充和调剂罢。
于是，我拟题“股票江湖三十年”，以一个证券记者旁观的视角，回顾梳理。抚今追昔，益发觉得：这真是一条站在任何嬗变的节点，都预知不了前途崎岖或平坦的拓荒之路，一条靠“不可抗力”拓展出的越来越开阔的长路。
一个文弱书生，一个浪迹街头的“失足青年”，因为撞进证券市场，便走上了一条悲欢交集的无悔长路。
长路奉献给远方。远方还远，我们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