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武帝打击豪强说起，聊聊豪强如何演变成了庞然大物
引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中大夫主父偃上了这么一道奏疏：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主父偃建议武帝将地方豪强迁徙到茂陵（武帝为自己营造的陵墓）地区，此举既可以充实京师，又能抑制地方豪族势力，可谓一举两便。
汉武帝深以为然，听从了主父偃的建议，下令“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这便是西汉时期著名的《迁茂陵令》。
这道软性剥夺豪强权势、财富的政令一出，果不其然遭到了举国抵制，名动一方的大侠郭解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员。
郭解为了逃过汉政府的强制迁徙令，自称家财不足三百万，并通过关节请托，找到了皇后之弟、长平侯卫青代为说情。
卫青对武帝道：郭解家贫，不中徙。
《迁茂陵令》对抑制豪强有重大意义，武帝怎么可能自坏法令？他提点卫青道：解，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
一个平头百姓手眼通天，能是一般人吗？国家打击的就是此类人。
于是郭解被强令迁徙茂陵，在郭解被迁当日，仅送行之人赠予的钱财就高达千余万，其势力之强可见一斑。
大汉建国以来，除了刘邦曾“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外，并无大规模的迁豪政策。为何在经历了文景治世之后，到了国力强盛的武帝时期，大汉的统治者反倒要打压这些地方豪强？其中到底有怎样的历史缘由呢？
豪强的兴起与地主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是密不可分的。
战国以前土地都归分封制下的贵族所有，这些个封建领主世卿世禄，永世享有爵位与土地。《礼记 礼运》就明确道：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
所以战国以前，或者说西周与春秋时期，主流的社会阶层就是这一级一级的贵族，称他们为豪强当然不恰当，只能说他们是在宗法分封制下的贵势。
从李俚、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变法改制以来，以军功地主为主体的新兴地主阶级开始崛起，旧有的分封制下世卿世禄特权被废黜，贵族宗室也开始向宗法地主转变。
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央集权制度形成，而六国旧贵族所代表的宗法地主势力，也就成为了地方上的隐患，最早的豪强势力便出现在朝廷的视野之内。
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在秦始皇兼并天下后，徙天下豪杰于咸阳十二万户。
这是我国正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迁徙豪强的记载，始皇帝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保障秦帝国统治稳定。六国贵族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对地方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将他们迁徙到关中秦帝国的统治中心，便能极大削弱旧贵势力的根基。
秦朝灭亡后，本就在亡秦过程中出过大力的六国旧族后裔们，又重新形成庞大的地方势力。刘邦建汉称帝后，娄敬便建议：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民，东有六国之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六国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
娄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加强中央的实力，削弱地方，达到“强本弱末”的目的。
但西汉中期，尤其从武帝开始，汉政府着重打击的豪强，却并不是这些六国贵旧后裔，更不是军功集团，而是大商贾。之所以如此，正是于汉初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的头一年，为了恢复生产，当年五月，刘邦令兵皆罢归家。并下诏：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军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已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汉初人口凋敝，田园荒芜，刘邦遣散兵员，以军功授予相应爵位，赐予土地，而公大夫以上的还有封邑，占有大量耕地，如此一来等级分明的军功集团就成了汉初的地主阶级主体。
但这些军功集团的主体地位非常短暂，因为商人阶层也在汉初施行的放任经济政策下，得到空前的发展。
《史记 货殖列传》中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我们都知道，汉朝建立后，因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百业凋敝。物资匮乏到连皇帝的车驾都凑不齐毛色统一的马匹，民间就更不用多说。
基于穷困的现实情况，汉朝政府也只能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一系列的宽松政策，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尽管刘邦曾为了限制商人囤货居奇，不仅对他们课以重税，还剥夺了商人的政治权利，令“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官为吏”。但这显然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商人在百废待兴的经济环境下，依靠宽松的政策，必然能获取高额的财富，如此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的错位，必然不能长久。而征收商人重税的结果，最终也只会将成本转移到军功阶层、宗室贵族和普通百姓身上，显然不是统治阶级所愿意看到的。
从惠帝和吕后执政时期，便开始“驰商贾之律”，文景之治时期，文帝和景帝两代帝王都进一步放开了对商人经济和政治权利限制。商民不仅有“冶铸煮盐”之利，汉政府还废除了盗铸钱令，允许民间铸钱，此举更是刺激了经济的空前发展，大商贾们快速积累财富，富比王侯。
商贾的经济地位空前提高，自然会交通诸侯权贵，谋求对等的政治地位。从文帝开始，汉政府推行“输粟拜爵”政策，鼓励百姓向朝廷上缴粮食获得相应爵位，进而享受政治、经济特权。当然，能拿出多余且大批粮食的必然是大地主和富商大贾，因此商人不得为官的禁令名存实亡。景帝后二年，汉景帝正是鉴于当时实情，便正式取消了“市籍不得宦”的禁令。
汉初宽松的经济政策，令商人阶级迅猛发展，面对商品经济的冲击，在文景之后，军功地主以及小民百姓所拥有的土地，在土地私有买卖之下，不可避免的被富商大贾兼并。这样一来到了汉朝中期，大商贾地主们就成了在地方影响力巨大的“豪强”。
豪强的危害司马迁在《史记 平准书》中记载：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
豪强大行兼并，在地方作威作福，他们不仅“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就连一郡长官都不敢轻易招惹，以至于有“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的说法盛传。
豪强们以他们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囤积居奇，施行区域垄断，“乘上之急，所卖必倍”，严重扰乱经济秩序，造成汉政府的财政困难。
除此之外，豪强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所带来的危害更是剧烈。董仲舒就曾对此种现象做过深刻总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豪强通过强取豪夺，逼迫自耕农“卖田宅，鬻子孙”，使得多数土地流转到豪强手中。自耕农的破产，或卖身为奴，或成为流民。这样不仅导致国家赋税流失，徭役无人征发，甚至尖锐的社会矛盾，还令失去土地农民们揭竿而起，严重危及汉朝的统治秩序。
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 平准书》
在武帝统治时期，随着功臣集团和诸侯王国势力的相继消亡，地方豪强势大已然成为帝国必须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
汉武帝对豪强的打压为了打压豪强，汉武帝主要采用三种手段对豪强进行削弱，首当其冲的便是文章开头的迁豪政策。
迁豪政策毕竟具有局限性，它能打压的豪强非常有限，且手段温和，对豪强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那些被迁到茂陵的豪强，依靠本身经济实力又重新形成新的地方势力，西汉中后期赫赫有名的“茂陵子弟”便是对此类豪富之家的专称。
第二种就是任用酷吏，特置刺史官巡视地方，办理豪强欺压地方，横行不法的案件，虽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豪强的气焰，但效果并不明显。豪强之家广置庄园，拥有一定的护卫武装，在武帝用酷吏、刺史打压豪强的同时，这些豪强势力便给予地方无业游民武力支持，致使群盗蜂起。
第三种便是在经济政策上进行根本遏制。
武帝废止了汉初以来的宽松、放任的经济制度，将盐、铁、铸钱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暴利行业收归官营，并在商品流通领域实行平准、均输政策，以平定物价，打破豪强的垄断。
除此之外武帝发布一些抑制豪强富商的法令，元狩四年(前119)颁布了算缗令。这道法令规定，商人必须缴纳高额的财产税，大商贾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一百二十文），小商贩四缗抽取一算。
这样法令自然遭到举国抵制，豪强隐匿财产成风。为此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颁布了告缗令，严厉打击呈报不实及隐匿不报的豪强，一经发现戌边一年，并罚没财产，有敢于告发者奖励没收财产的一半。
效果显而易见，《史记 平准书》上记载：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汉武帝的铁腕打击，使得豪强势力一度衰落，而国家财政因“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这就让连年对外用兵、大兴水利、土木工程造成的国库空的财政危机得到缓解，并有效缓和了土地兼并的趋势，维护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
但是大商贾们遭到致命打击，便开始寻求阶级立场的转变，官僚、地主与大商贾所代表的豪强阶层开始合流。
这种趋势其实在武帝执政的早期就有苗头，比如武帝的舅舅田蚡，依靠权势强取豪夺，广置庄园田土，极尽奢侈，官僚贵族已经开始向新的豪强势力转变。而大商贾所代表的豪民，也通过纳钱、纳粟等方式积极转变为新官僚阶层。
武帝末期的豪强之家出身的黄霸，就是靠捐官入仕，最终官居丞相。因而武帝后期那些豪民，不管是捐官，还是通过察举制，很多都开始进入汉政府官僚阶层，进而和原有的贵族官僚一道，形成了新的官僚豪强势力。
他们享有政治、经济双重特权，汉朝政府也就不可能对他们做到有效打压，所以武帝之后，抑制豪强的政策法令逐渐废弛，豪强势力反倒愈发强大。
而西汉灭亡后，东汉王朝本就是在豪强大族的支持下所建立，打击豪强势力更是沦为空谈，豪族根深蒂固，不断膨胀，最终在魏晋时期演变成了庞然大物的门阀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