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盛世只是假象？被英国使团无情揭露的乾隆盛世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的第一个正式访问使团到达了中国。这个使团是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在当时，未出使中国之前，中国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一个“富的流油”的形象。许多欧洲人都是铁杆“中国迷”，如伏尔泰甚至在他的小礼堂中供奉上了孔子画像。元朝时《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描述，也为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加分不少。然而，当英国这个使团怀着一腔热血正式跨入当时的中国后，他们失望了。
马戛尔尼像使团成员之一的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
“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两岸的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这段儿描述的真的是那段儿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其实，1500年以后，英国经济就表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而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使团出使中国的这个时间已经是乾隆在位的末期。就在乾隆退位当太上皇的时候，清朝还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就是白莲教大起义（1796年—1804年）。农民的想法很简单，起义的原因大多是因为过得不好，吃不饱，受压迫。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所谓的乾隆盛世就已经很值得再被审视了。
残酷的真相，古代盛世与人口的关系乾隆统治下的中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的。乾隆六年时人口数是14341万人，到了乾隆五十九年，民族数达到了31328万人。人口数翻了一倍多。难怪英国使团在刚刚到达天津（英国使团到达的中国的第一个城镇）时就形容“居民之多不可言喻。”在进城时夹道围观的就有近10万人左右。在古代，生产力低下，在太平无事少战乱的时候，人口的增长很容易就变成人口压力。
纵观中国可以称得上盛世的时期，在这些盛世之前都有人口的明显减少。如西汉时期有“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要知道，秦汉更替之际，人口折损了近三到五成。著名的“贞观之治”的盛世背景也是如此，贞观十一年时，形容当时的人口“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清朝的盛世背景也是经过了朝代更替中的大规模人口折损。盛世的前提之一是人口的急剧减少，同样的，人口的急剧增加，也会拖累社会发展。这和古代的生产水平地下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乾隆时期人口的急剧增长，到了后期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民生问题。
上层社会肆意挥霍，普通百姓生活艰苦客观来说，乾隆时期整体国力是最盛的。在世界范围内，乾隆时期的社会财富也是超前的。从乾隆当政的60年来看，乾隆六次南巡，排场很大，花费很多。乾隆个人的生活也是收藏、鉴宝、盖章、写诗、作画，号称“十全武功”、“十全老人”，他手下以和珅为首的大臣，各个富得流油。“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这是英使团对中国官员的印象。乾隆时期的官员贪腐现象是很普遍的，比如和珅，富可敌国。难道乾隆是未察觉吗？未必。可见乾隆时期的政治管理也是大有问题的。
接待马戛尔尼等使臣时也是大把的银子往外花。马戛尔尼一行人，自身的花费是8万磅白银，然而，清政府接待使团的花费在50万两白银，即17.3万磅白银。这其中还不包括乾隆给他们的赏赐。清政府的赏赐包括见面礼、8月13日乾隆生日当天的赏赐、生日后一天的赏赐、以及最后一次正式赏赐，前后共计4次，其中，见面礼与最后一次的赏赐最为丰富。
见面礼清单然而，与此相对的。据统计，在当时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同时，根据使团们的记述，当时所见的纤夫们的生活是“这些穷苦劳力吃的主要是米饭，在他们看来，如果能加上一点油炒的青菜，已经是很奢侈的饭菜了。”弃婴现象也十分普遍。“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可见，在清朝时，很多家庭已经养不起小孩，不过，鉴于中国古代重男轻女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些弃婴也有可能是女婴，可惜的是英使团并未明确这一点。但不论怎么说，这样的社会，怎么也不能称之为盛世。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华丽的废墟，上层生活和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差距简直太大，社会已经开始有了些许动荡，而这一切也正是由于平民们已经快无法维持自己的正常生活。所谓的盛世，无非是给外界的一个假象罢了。”
什么是盛世？难道盛世就只是统治阶级的盛世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几乎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都可以称得上是盛世了。
英国使团描绘的清人一家五口同时，在盛世的假象下，乾隆时期还有个特别严重的潜在隐患：鸦片。
被鸦片侵蚀的乾隆盛世很多人都知道1839年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也知道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也给人一个错觉，仿佛鸦片是在这个时期才在中国泛滥的，其实，早在乾隆时期，鸦片就已经侵蚀了人民的生活。据统计，1775—1797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鸦片1814箱。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都在递增，到了1800年，已经达到了4570箱。占到当时贸易的一半。乾隆当政的晚期，鸦片在中国上流社会已经成了一种公害。虽然，乾隆屡次禁烟，但是实际上鸦片交易仍在进行。
英国使团成员到了中国不久就发现了这一点。使团成员之一的巴罗在书中这样描述鸦片在当时社会的流行程度：
“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鸦片。尽管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进口，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这种毒品被走私进入这个国家……。”
不单上流社会，普通百姓中吸食鸦片的也很多。吸烟者更是扩大到了孩童，在这样的情况下，只会让整个社会的经济每况愈下，无事生产。
人口压力，统治不当造成的显著的贫富差距，鸦片的侵蚀，农民起义军的反抗，在这样危机重重的背景下，清政府还一味的“摆派头”，难怪，在英使团出使之后，欧洲范围内出现了贬清倾向。可见，整体来说，清朝给外来者的印象是负面的。所谓的乾隆盛世，不过是统治阶级，小范围内的盛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