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护城河挖出明朝重炮,佐证清朝一段隐晦历史,专家:明朝独创

大同护城河挖出明朝重炮,佐证清朝一段隐晦历史,专家:明朝独创

大同古称云中、平城,自古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因而历朝历代的中原政权都十分重视大同城防建设。明朝末年时,作为九边之一的大同,更是成为同时抵挡清军南下和李自成进犯的京师门户。

所以,大同在考古过程中,出土明朝城砖、火炮在当地已是司空见惯。2014年在整修南城护城河时,施工队工人挖出一尊通长2.4米,重约1800公斤的明朝重炮。

炮身所刻铭文多达257个字,除了一系列监造、铸造者名字和官职外,“密镇捐造天字四号西洋炮”11个字显得十分特别,这条铭文至少向我们透露出了3点关键信息。

1、这门火炮原置地点为密云蓟镇(今天津蓟州区),与大同相距千里之遥。

2、火炮的铸造资金来源为捐造。明朝末年国库空虚,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一些边关重镇为防敌人入寇,采取了地方官吏和富户自行捐款出资铸造大炮的方式。所以,采取这种方式铸造的火炮,属于私炮,通常只能用于本地城防,不允许随意调往他处。

3、火炮类型为明朝改进型西洋炮,又叫“红夷大炮”。西洋炮原本是对英制前装重型滑膛炮的称呼,因为最先由荷兰人(“红夷”)传入,因而明朝称为“红夷大炮”。崇祯皇帝继位后,寄希望于通过装备先进火炮来扭转明军不利的战局。所以,仅崇祯三年,明朝就一次性仿造了400门红夷大炮(官炮)。

火炮本由我国发明,16世纪以前我国的火炮铸造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但随后,欧洲因为数学和理化知识的大量运用,在火炮设计方面逐渐超越了我国。所以,明朝末年时在徐光启力主下,开启了对西洋炮的逆向仿造。

当然,明朝并没有停留在仿制的初级阶段,而是充分发挥了我国冶铸技术见长的优势。大同出土的这尊天字四号炮经过测定,炮身采用了双层材质,即内层炮管为柔韧性强的熟铁,外层为硬度高的白口铁,这种“复合金属”炮相比铜炮和铁炮来说,兼具了抗压能力和轻便度,大同文管所的专家就称这种技术为明朝独创。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密云一带的城防重炮,会在千里之外的大同护城河中被挖出呢?

其实,这跟清朝一段隐晦的历史有关。清军入关后,李自成一路败退,此前投靠了李自成的原明朝将领们,又纷纷向清朝献上降表,大同总兵姜瓖就是其中一位。不过,清朝统治者对曾经拥立明朝枣强王后裔朱鼎珊的姜瓖猜忌很深,加上圈地、剃法等政策的推行,直接导致了姜瓖的复叛。

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姜瓖自称大将军,复穿明朝服饰,尊奉永历正朔,公开反清复明。清摄政王多尔衮闻讯大为惊骇,调集重兵围攻。不过,由于大同城防坚固,清军轮番攻打了9个月也未能攻下城池,多尔衮不得不2次亲临督战,4次征调红夷大炮。

“天字四号西洋炮”就是在这背景下被多尔衮征调到大同城下的,从炮口外包层炸裂程度可知四号炮发射之频繁,战争之惨烈。

当然,装备了红夷大炮的清军还是没能攻下大同,最终还是靠着姜瓖部将杨振威的叛变,清军才进入大同。对于大同的降而复叛,清朝在记述这段历史时十分隐晦,只强调“复征大同,瓖将杨振威斩瓖降”、“兵民饥饿,死亡殆尽”。

但实际上,多尔衮破城后,残忍的下达了“屠城斩墙”令,清军进行了野蛮屠城,同时还将大同城墙拆去5尺,毁坏一切防御工事,规定:大同周边地区的民众,三年不致仕不录官,有学者曾做过粗略统计,被杀者多达八九万人。

天字四号炮的意外出土,成为“大同之屠”这段隐晦历史的重要佐证。

秦皇汉武后记:明朝在末路之时的这项独创铸炮技术,也为清朝所继承,不过到康熙晚年时,清朝对火器持禁锢严控态度,强调了骑射乃满州之根本,严控火器研制,规定各省绿营只能使用陈旧低劣的火器。道光皇帝甚至特意下旨:“每岁操演时,只须装填寻常炮子,无庸装用炸裂炮子,以归简易而藏妙用”。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清朝的火器发展趋于停滞,中西方差距再次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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