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中国商帮

明清时期的中国商帮

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雏形,涌现出大量的商会形式的雏形,就是商帮。

晋商

晋商是商帮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商人团体。晋商顾名思义,就是指山西商人。晋商的崛起大概是在明清时期的五百年间。晋商主要经营的是盐业,要知道,在我国古代,盐业一直是由朝廷所把控的,普通的民间商人根本无法接触到这个行业的生意,所以从此也可以看出,晋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算的上是皇商。还有晋商的票号业也上相当著名的。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

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徽商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扣和茶叶。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法,改为商入在产盐地区呐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一一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形成了盐、典、茶、木四大行业。除此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徽菜,以及山杂南北货、京片百货等多种多样行业。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潮商

潮汕商帮也称潮州商帮,发源地广东潮汕,是一支具有世界性的商业群落。上个世纪初便被泰国国王誉为“东方犹太人”。潮商是具有海洋性格、海洋文化的华人商帮,被誉为红头船商帮。潮汕商帮文化已千年,茶文化漂洋过海。到了清朝这一历史阶段,潮汕人以敢拼敢闯、勤劳、聪明、善于经营闻名于世,《清稗类钞》有一则《潮人善经商》的记述:“潮人善经商,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

秦商

秦商的活动范围很广,覆盖了长江以南地区、宁夏、甘肃、新疆、河南等东西部地区,有的甚至还做起了国外的生意。当时陕南是全国茶叶的主产地之一,质优价好。由于陕南之外的有些地区的茶叶不好,影响了茶马交易,所以,明政府严格管制贩茶,其中最繁华的茶马交易市场在康定,秦商经“秦蜀古道”到达康定,康定商人主要来自陕西、四川、云南等省,秦商进入最早,经济实力最雄厚,秦商踩出了茶马古道,称为蹚古道,“蹚古道”是当时可以在国内跨区贩茶的茶马古道,亦称为西南丝绸之路。

秦商主要有三大历史贡献,一是“丝绸之路”,与中外商人开辟通往世界的商业大道,其中西北丝绸之路国内部分被称为“拓北庭”;二是陕康藏茶马古道(以康定为中心)茶马交易,民间称为“蹚古道”;三是走西口,陕北民歌《走西口》家喻户晓。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民族间的融合,对稳定边疆、开发边疆意义重大。除此之外,秦商还去长江以南地区、宁夏、甘肃、新疆、河南等东西部地区做生意,有的甚止走向国外,在河南做生意的陕西商人以党姓最为有名。

江右商帮

江右商帮,亦称赣商,也就是江西商人。古人之所以将江西称为江右,是因为站在长江北面,向南审视,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故江西亦称江右。江西境内人口稠密,人均占有土地资源不足,江西百姓不得不靠经商来维持生计。以至于当时民间就有“无江(西)不成市”、“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等说法。

龙游商帮

实际上是包括常山、江山、开化等衢属各县的衢州府商人集团。衢州地接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四省,号称四省通衢,水陆交通便利,是毗邻地区各种物资的集散地。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具有战略眼光的龙游商人则适时地将手头资金投入手工业生产和矿产开发等实业,使商业资本及时转化为产业资本,在全国各地发展了自己的事业。所以当时民间有“钻天洞庭商,遍地龙游帮”之说。

武安商帮

河南的武安商帮同其他中国商帮一样,兴起的时间都在明代中期,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几乎同步。这一历史现象绝非巧合,说明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从武安商帮资料中可以看出店员和店主之间是一种雇佣劳动关系,店员的工资(当时叫劳金)、待遇,头三年学徒,店主管吃穿并有少量零用钱。学徒期满,店员可入钱股或人股,年终按股分红。店员去留自由,已没有那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其店铺和人数都具有一定的规模,据记载,民国初年,武安商铺共计1950家,约25000多人。分为关东帮、河南帮、冀鲁帮、苏皖帮、热察绥帮、山陕甘帮等六大分支。因此,武安商帮并非是中国封建社会早中期的小商品经营群体,而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伴生物,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域表现形态,是带有中国资本萌芽性质的群体。

山东商帮

在山东商帮中,主要是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鲁商大部分可以说是封建性的商人。历史上的“鲁商”虽不如晋商、徽商那般辉煌,但兴盛时也曾控制了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特别在东北地区,鲁商有着地缘、人缘的便利,曾在那片“商场”上纵横驰骋,名重一方。

山东商帮经营总体看有两种方式:一是独资经营;二是合伙经营。在独资经营中,一般情况是本人或本家族是大商人,资本很雄厚,当然也包括不少资本较少的小商小贩。

他们规范商业行为主要表现在与生意对象间的信义约束,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办事;在合伙经营中,山东商帮的规范行为有点像现在的股份公司的做法,合伙人之间先立合伙合同,据史料,往往邀同亲好友作见证,以示恪守信用。

洞庭商帮

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

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

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

广东商帮

粤商文化水平往往不高,自有资金不多,技术力量也不雄厚,但他们会“借”。一是借钱发挥;二是借才发挥。粤商文化信奉“开放包容不排外”,“不揾独食、有钱大家赚”。

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

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福建商帮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

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宁波商帮

宁波商帮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之一,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做出了贡献。宁波商帮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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