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湮灭无闻的战车,为何会在明朝重现生机?土木堡之变是其契机

曾湮灭无闻的战车,为何会在明朝重现生机?土木堡之变是其契机

引言:我国战车之术的兴衰

战车是古代军队作战中较为重要的一股军事力量,在公元前三千年的两河流域,战车就已经成为当时的苏美尔人征战沙场的利器,随着战争这种另类的文化交流方式,这种军事装备开始在亚欧大陆之间流行开来。埃及、罗马、亚述、波斯,都是善使战车的军事强国。

而我国自夏代,就已经开始有使用战车的记载,《尚书·甘誓》中有载“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所谓的“左不攻于左”、“ 右不攻于右”皆是车战中的技术用语。由此可见,夏朝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将战车当做一种重要的兵种使用

相比夏朝,春秋时期我国的车战规模和战术运用都到达了历代巅峰,战车之多寡成了各国衡量国力的重要手段,比如晋之叔向曾几乎赤裸裸的威胁鲁国“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车驰卒奔”的春秋战争中,战车几乎成了决定会战胜负的关键。这种兼顾了冲击力和作战半径的战略武器,几乎是所有步兵的梦魇,在平坦的中原地带,一队列阵以待的战车部队,足以击溃数倍于它的纯步兵军队。

然而随着骑兵的兴起,车战战术在全世界范围内均开始走向落寞。这是因为骑兵的机动性几乎是以碾压的态势击败了战车,在战阵当中,侧翼和背部没有保护的战车根本无法防御骑兵的冲锋。

因此,战国时期的将领们,不得不改换战阵布局,以迎接这些骤然出现的游牧骑兵。然而,即使是这样,战车不够灵活的弱点却因此被游牧骑兵放大,即使当时人中仍有不少固执的将骑兵看做“军之伺候,所以踵敌军,绝粮道,击便寇”。但是作为一种武器,战车已经不再适应有骑兵出现的战场了。

到得战国末年,廪丘之战的结果更是让战车几乎成为了历史,韩赵魏三国攻齐,装备了铁器强弩的三国,几乎是以碾压之势击败了执着于车战的齐军,史书记载联军“得车二千,得尸三万”。这一战,最终让诸国意识到战车时代已经结束。此后,战车虽然仍然偶然出现在战车之上,但是却已经不复往日的风光。

然而,到了明朝,战车作为一种军事装备却再次进入明人眼中,甚至成为他们制寇御虏的重要凭借。这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明朝的战车又与战国战车有何区别?

一、明代战车重新兴起的原因

(一)明代火器的兴起

火药本身就是我国的发明,宋代就已研发的黑火药由于比例调配的问题,其威力较为有限,以至于在宋、元两朝,火器并未真正得到发展。而到了明朝,在前人的基础上,火药的制作工艺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明朝也就成为我国首个大规模应有火器的朝代。此时,距离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火枪出现,还有一个多世纪。

《明太祖实录》中对于明朝军队的配比有着详尽的记录: “凡军一百户,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可以看出,此时的明朝就已经将火铳作为一种制式装备列装军队。而明朝的神机营更是世界上最早全面配备火炮的部队,“神铳、斩马铳、手把铜铳……军炮、二将军炮、盏口炮、大小样神机炮……佛郎机炮、虎蹲炮”,这些造型各异,种类繁多的火器成了这支军队最为常规的配置,在土木堡之变后的京城保卫战中,这些神机营的士兵也的确发挥奇效,成了制止蒙古入寇的重要。

但是,作为刚刚应用于军队的武器,火器的使用仍然有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这些初级火器不仅射程较近,而且一旦遇到阴雨天气,就变成了明军的负累,不仅不能使用,还要防止因为敌人的火攻而自燃。

事实上,即使没有这些缺点,这一时期的火器仍然无法以密集的火力阻挡蒙古骑兵的突入,大多数情况下,明朝士兵仍然需要准备近战装备以应对这些冲阵骑兵。像梨花枪之类可以近战的火器之所以没有被淘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为此,在土木堡之变后,不得不正视鞑靼与瓦剌威胁的明朝也开始了对于装备的革新之路,景泰朝吏部郎中李贤据此上表,要求景泰帝同意兵部研发火器战车:

这种构想中的战车有着三点好处,一来,士兵们可以利用周围的箱板作为掩体,防御弓箭的远射,同时,也可以在战车内部预留射击孔,在敌人临近时开枪射击,最重要的是,这种战车可以成规模的围拢成一座军城,这样一来“马不得冲阵,箭不得伤人”,明军自然再也无须顾虑蒙古骑兵的威胁。

这样的建议,虽然看似简单,但却受到了士大夫们广泛的支持,后人对此也有着较为积极地肯定。相比于原先明军火枪手不得不暴露在蒙古骑兵射界之外的野战状况,以车阵为凭依,建立阻遏战马、弓箭肆虐的防护带,不仅可以减少明军的伤亡,同时也能使士兵们得以专心装填火药,不复之前面对威胁时“手足失措,虽能发枪,不暇取中”的窘境。

明代兵书《阵纪》的《车战》卷中,就对此有着极高的评价,称“欲挡戎马之冲,非车壁不可;欲挫戎马之锐,非车击不可;欲逐套卫之众,非车攻不可;欲弥隙塞罅,而却戎马之不入,非车守不可;欲出塞开边,以建不世之业,非车行不可。”这种支持和赞颂,正是明朝对于车战战术最普遍的态度。

(二)北方的威胁及马政的衰弱

事实上,对于发展战车一事,明朝上下的态度之所以如此一致,其实也与当时明朝所面临的窘境有关。有明一代,“北虏南寇”的威胁贯穿始终,相较于“北虏”而言,南面的倭患给予统治者的印象并不深刻,除了嘉靖朝期间曾经险些被倭寇袭击南京之外,统治者们对这些远在千里之外的倭寇并无太多的直观印象。

然而相比之下,“北虏”却是明朝至少在万历“萨尔浒之战”失败前最为险恶的敌人,土木堡之变中,明英宗被俘,明代随驾勋贵几乎被屠戮殆尽,之后明朝的历代皇帝对于这一老对手的态度可想而知。

然而,相比之下,精通于“避实就虚”一道的游牧骑兵素来是所有步兵的天敌,在两军交战之时,可以迅速机动的骑兵们以短弓袭扰步兵军阵,一旦对手发生混乱,便伺机冲阵,只要击溃敌阵便可展开肆意杀戮,而若是敌阵严阵以待,便“一击不中,远遁千里”。

大多数时刻,中原王朝的部队与游牧民族的战斗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展开的,为此,汉、唐两代,皆是通过训练同等规模的精骑予以反制。

然而,这样的政策在明朝却再也无法施行。这是因为,明朝的马政自仁宗、宣宗之后就开始衰落:用于饲养马匹的草场被勋贵们屡屡侵占,“庄田日增,草场日削,军民皆困于孳养”,官方养马的能力几乎完全清零;而民间养马之政更是如此,起先,如霸州等北地马场尚可以供明朝军队选取合适马匹,养马之户也得以借此赚取利益,然而随着官府和勋贵对养马户的盘剥日益加剧,致使“编户养马之害,甚于熙宁保马之法”。

而更为严重的打击则是河套一地实际控制权的失去,蒙古鞑靼部的牧民自景泰之后,几乎是不受控制的占据了这一地区,对于这样的边患,明朝更是无力解决,“人马俱处其中,伺间乘隙出没不常,固尝出兵剿之,然我兵方集,而彼已退去,兵散未久,而彼又复来,如此不惟劳师费财,而边民亦不得按堵矣”。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可以依靠牧马地供马的明朝,陷入了战马来源逐渐减少的死循环中。

战马的缺失,使得明朝自景泰之后再无力组建大规模的精锐骑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英主想要重现明初成祖五征漠北的壮举,也只能徒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步车混编的战术才成为明朝代替骑兵或步兵抵抗蒙古入侵的方法。

二、明朝战车的特点

在《双槐岁钞》等明代兵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战车的样式绝非简单的一种或几种,相反,明朝人将战车按照不同的形制分为轻重两种,每一类之下按照功能还有着更细微的分类。而所谓的“轻重”虽然没有明显的界定,但因为重量多寡直接关系到运输的难易程度,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轻型战车多用于进攻,重型则长于防守。

下面,我们就以《武备志》《明英宗实录》为基础,对明朝战车的功能进行介绍。

(一)重型战车(防御战车)

以战车作为防御工具,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曾经出现,公元前541年,晋国为抵抗狄人骑兵,曾在太原与之交战。然而与狄人遭遇之处“地势险峻”,战车难以呈纵列展开,不得已之下, 晋军只得“毁车以为行”,事实上,这些被损毁的战车在此次大战中同样成为了晋人抵挡狄人骑兵冲锋的重要凭依。

到了汉朝,大将军卫青在定襄之战中以“武刚车自环为营”的方式,结阵自卫,大破匈奴骑兵;飞将军李广长孙李陵,在其出塞的最后一战中,同样采用过“以大车为营”的战法,多次击退匈奴的进攻。时至南北朝,宋武帝刘裕在与北魏交战时,为阻遏北魏突骑,曾以“却月阵”大破之,而同一时期,梁朝将领陈庆之(《琅琊榜》中梅长苏原型)不善骑射,力难张弩,却指挥七千士兵连下北魏三十二城,在这其中偏厢车车兵同样立下汗马功劳。

《琅琊榜》梅长苏

而明朝军队所用的重型战车大多可以归为此类防御战车。这些战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共有十数种之多:骡车、鹧鸪车、先锋车、霹雳车、偏厢车、正厢车、万全车、飞天虎贲车、塞门架器车等。

其中,塞门架器车是一种仅仅被用作城防使用的战车,《武备志》中称其“辕长六尺,轮高二尺,横阔二尺五寸,箱高三尺,前柱高五尺,架四层锋刀。”如此庞大的车身,自然无法在野外作战中使用,但是若遇到敌人使用攻城锤攻城,那么明军就可以将之移动到城门后,待敌人破门而入之际以内藏的火器杀伤敌人。

偏厢车与正厢车

曾经在南北朝的河阴之变后,帮助陈庆之接连破敌的偏厢车,其结构与和它名字相近的正厢车相仿,只不过它只在一面装有防御箭矢的屏风,与后者相比,由于没有第二面屏风的阻碍,可以很轻易的摆成数百车并排的车阵,北魏骑兵既无法以箭矢突破屏障,又难以绕过车厢冲阵。《文献通考》的《兵十·车战》卷,称其“地广则为鹿角车营,地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转战而前行数千里,杀伤甚重”。

虽然偏厢车曾经在对抗骑兵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但由于结构简单,一般不装备火器。与之相对应的,是内置各种火器的霹雳车。这种战车的结构较厢车更为复杂,但同时能装备“霹雳炮十八杆,火箭二百枝,手铳十支、盏口将军炮四门”。其火力之凶猛,可想而知。

(二)轻型战车(进攻战车)

进攻战车在明朝之前,出现的次数并不算多,尤其是利用火铳、火枪为远程武器的战车,更是稀少。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轻型战车,并非是一种定制,相反,像偏厢车和正厢车,虽然被一些文献归位防御战车,但这种分类其实是基于其庞大的数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偏厢车、正厢车均以上百结阵,因此常被归为防御战车。但事实上,由于其本身的轻便性,在一些战役中,这些厢车也被用于进攻。与厢车类似,大部分轻型战车也可结阵作战甚至排成防御车阵。

这些战车中,有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凭一人之力推动的独马小车和军队小车,也有专门用于山地战的独轮小车,更有名称与万全车类似的全胜车,但真正在明代大放异彩的,其实是一种被称之为架火战车的轻型战车。

这种战车的首次出现,其实是在抗倭战场上,明书记载,戚继光所创车营中的架火战车“备百子铳三门,百虎齐奔及长蛇神机箭三百余枝……下架五杆尖枪,上有火箭一百支。”虽然列装的火器极多,但由于结构简单,在平日里仅需两人就可以推动,这样的轻装战车,可以配合步卒的进攻态势,并强化其远程火力。

戚继光车营中的架火战车

三、结语

《明史》的编纂者,对于明代战车有着几乎刻薄的评价,称之为“未尝一当敌”,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从景泰朝初立之际开始,战车就已经成为明朝军队抵抗蒙古入侵的重要军事装备。此时,明朝对战车的研制和制造尚未大成,仅以骡车为偏厢车的代替品,但这些制作仓促、结构简单的骡车,却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庚骑数千复自西南突至战场……登造偏厢车四百辆……为营卫军民便之,结果胜”。

从这一点上看,清人过分苛责明人对战车的偏爱和追求,其实是有些罔顾事实。事实上,战车这一古老兵种再次在明朝兴起,并非偶然,事实上,这是外部局势以及明朝内部军政萎靡不振的合力所造成的结果。当然,我们也不必对战车这一武器的复兴进行过多的赞誉,因为真实的情况是:战车作为一种战术武器,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让缺乏战马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战斗劣势有所减少,并使前者在国力未衰时重振兵事。但是,战车这种武器装备,想要发挥威力所需的不仅仅是将士用命,同样也需要各个环节的配合,然而在万历朝之后,随着国力的衰弱,明朝军队所配发的火器和战车,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大幅下降,“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这极大的限制了明朝军队战力的发挥。

这样的态势并未因为某次战争的胜利或某种武器的革新而有所改变,至崇祯朝,文武失协,朝纲紊乱的明朝早已积重难返,其灭亡也只是这一系列事件最后的余音罢了。

参考文献:

1、《武备志》

2、《明史》

3、《战国策》

4、《明英宗实录》

5、《双槐岁钞》

6、《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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