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世纪前期至8 世纪中期，远东伟大的唐帝国进入了最辉煌时期。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这个时代被世界史公认为中华帝国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华历史上最具备开拓、探索与包容精神的时代。“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样浪漫地描述西域，同时又富有尚武豪气的诗句只能出现在唐帝国时期。上一个如此关注、探索西域的时期则要追溯至另一个伟大的时代——西汉，而在数百年之后，唐帝国将继续这条西行之路，并将其推进得更加深远。
壁画中唐军骑兵部队
唐帝国无论是军事制度还是技术，都延续了南北朝时期至隋王朝的成果，而这个时代大部分重要的军事进步都与骑兵有关，因此在唐帝国的军事系统中，骑兵之重要性毋庸置疑，某些时候，甚至代表了王朝的兴衰与成败。唐代骑兵是这个外向的、兼容并蓄的、多文化王朝最坚实的军事支柱，并在不断的对外作战中担任当之无愧的主力。而由于唐帝国主动地在西域扩展，各种先进的骑兵战术得以交流，并能够大量引进西域、中亚、内亚的战马——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战马种群。唐王朝通过努力建设马政，拥有中原政权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马规模，且引入世界的顶级战马马种，真正达到中国中原王朝骑兵最强大、最兴盛的时代。
大唐战马
中国并非资源贫瘠的国家，疆域广大， 地缘又拥有东亚地带相对稳定的结构，故而整个军事机器往往可以较为稳定地制造大量的武器及铠甲交付军队。根据西汉时代《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的记载，武库中有大量的存货，这反映了当时兵器盔甲的持续制造能力。但中国地区的原始战马种群就没有这么乐观了。骑兵马匹主要是小型的蒙古马，从原始马种上来看，比西域、内亚、中亚的马匹要差得多——体型矮小、负重能力有限，直至秦代，都不太适合作为重骑兵进行肉搏冲击作战，从兵马俑反映的马的形象来看， 马匹的耳朵特别长，马蹄较小，马鬃短，马尾细，肩高也很不理想。因此，中国社会直到公元前3 世纪末，只有很少一部分骑兵装备了盔甲，他们主要使用弓箭进行机动作战而非近身搏杀。
马匹种群不够优秀会严重阻碍骑兵的发展：马匹负重能力欠缺，骑兵们就不宜披挂较重的铠甲；马匹爆发力不足，骑兵就无法顺利实施冲击作战；马匹速度不够快，骑兵最明显的优势高机动性就无法发挥。很少有理性的军事指挥官会强行让质量不佳的马匹负担全身披挂重铠甲的骑士，因为这很可能是灾难性或是毫无效力的。
当然，中国地区的本土马匹也在逐步地改善。从杨家湾出土的汉代骑兵俑来看， 这些战马较秦代，马耳变短，马蹄增大，口裂更大，胸脯更宽，肩高也明显增加。应该说，这让汉朝建立一支称职的、可进行真正骑兵作战的骑兵队伍有了基础。杨家湾出土的骑兵俑应该反映的是西汉早期周勃时代的状况。中国军马马种得到一次真正的巨大的提升，是在西汉汉武帝时代。在北方匈奴的威胁逐步增大后，军事冲突规模增大导致军事装备升级，使得汉朝必须拥有同匈奴一样强大的骑兵部队。之前文帝与景帝就很重视骑兵的建设，而由于国力的增强，在汉武帝时期， 不仅大量骑兵部队被建设起来，良种马匹资源的引进与饲养也被重视。众所周知，汉武帝在骑兵建设上的执着是罕有其匹的，他在位时，汉朝的养马数量达到空前的40 万匹。
而在汉匈战争时期，汉朝向西域扩张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接触到内亚、中亚的优秀马种。
杨家湾汉墓兵马俑，马匹较秦代骑兵明显更强壮高大
中国地区第二次大范围引入世界顶级战马资源就在唐朝，这次较汉朝的引入规模更大、影响更深。唐朝从初期就非常重视马政制度，从李渊时代开始，统治者就认识到了骑兵的重要性，把从突厥获得的2000 匹战马以及从赤岸则（今陕西大荔西南、渭河北岸）获得的3000 匹隋马，移至陇右，开始了马政建设。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在此基础上更是大兴马政。他挑选贤能，破格重用精通养马的刘武周降将张万岁，让其担任太仆少卿之职，专掌监牧养马24 年之久。至唐高宗麟德元年（664 年）左右，监牧马匹增至706000 匹，这个数量创造了中原王朝养马数量之最，这还不算军镇、驿站、闲厩的马匹。这些成果充分保证了唐军骑兵的马匹供应。当时唐朝，诸如唐太宗对待重要技术人才的方式，也完全不似中国封建时代后期的状态，唐军的“弼马温”地位很高，是非常受重视的职位， 像张万岁这样的技术人才就拥有崇高的地位。
当然，唐朝早中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视骑兵的汉族政权，也是有一定波动的。自麟德元年马匹专家张万岁被免职后，由于“潜耗太半，所存太寡”，至唐玄宗开元初年，牧马仅存“二十四万匹”，可谓马政中衰。不过到了唐玄宗统治前期，整顿马政又一次被提到日程上来。玄宗选拔“奉公正直，不避权贵”的王毛仲担任检校内外闲厩并知监牧使，以精通养马的张景顺（张万岁的孙子）为副职，专职马政，其下又置“明闲牧马者”担任基层监牧官吏，迅速恢复并提高了马政机构的效能，然后又重新起用张万岁的旧令，恢复了原来行之有效的养马法规，马政又出现了复兴局面。至开元十三年（725 年），监牧马匹又恢复到了43 万匹， 基本满足了唐军的需求。而到了天宝十三年（754 年），仅陇右一处监牧马匹就达到了325700 匹。
唐三彩显示的唐代战马非常高大俊美，很可能是大宛种
这个时代的唐帝国马政最大的贡献则是成功引进大量中亚地区的优秀马种——“即杂胡马，马乃益壮”，极大地提升了马匹的质量。据考证，当时引进杂交的应该是古哈萨克马（大宛马属于古哈萨克马）。这些马种，即使放至同时代欧洲或西亚，也是绝佳的马种。之前被汉武帝极其珍惜的顶级马种“汗血大宛马”， 在这个时代成为“官马”。《唐会要》中对这种现象也做了详细的描述：“康国马， 康居国也，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
这种状况也可以从唐三彩艺术品中得到印证，当时唐三彩均采用写实手法，马肩高腿长，身形异常健美，完全不似之前兵马俑中那些资质普通的马匹。“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 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大诗人杜甫的名句就是对这种战马超迈遒劲姿态最好的描述。
也就是说，曾经汉武帝非常重视的西域良马资源，在唐朝成为官方的标准马种。不仅如此，唐帝国还从各周边羁縻地区引入大量突厥、契丹、奚族的良马。唐朝成为较为成功地引入当时世界上顶级马资源并大范围饲养的时代。也就是说，这个时代，中国作为一个马匹原始种群并非特别出色的地区，却拥有了部分世界最好的战马资源。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同时代拥有强大骑兵的强大帝国或是王国，一般本地的原始马匹资源已经非常优秀。例如，东罗马帝国，其控制区的马其顿北部、色雷斯平原、小亚细亚及亚美尼亚的广大地区都可以提供优良战马，小亚细亚及亚美尼亚地区的马匹是与“大宛马”同种的“尼萨马”；更东方的波斯萨珊帝国掌握着“尼萨马”种群的核心地带——中亚地区；之后在7 世纪中期接替波斯帝国的阿拉伯帝国， 则同时掌握着“尼萨马”种群、阿拉伯地区及北非地区的优秀马种“阿拉伯马”与“柏布马”。
阿克哈塔克马，很可能是大宛马的后裔
在这些爆发力、负重与速度俱佳的战马的支持下，骑兵们就可以披挂较过去更重、防护力更完备的铁质铠甲，使用“槊”这种长骑矛，进行更专业的骑兵冲击作战，在长途奔袭与追击的场合，也可以保证卓越的机动性。在必要的场合下，这些优秀的战马也可以“甲骑具装”——人马均覆盖铠甲，作为具装重骑兵作战。
这时代的唐帝国，拥有出色的军事指挥官，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大量装备重型铠甲，骑乘最优秀的战马。不仅如此，当时大量的马匹不仅保证了骑兵的供应，而且使得大量唐军步兵也能骑乘军马，提高了机动性，与唐军骑兵一起组成远征军长途奔袭，使得唐帝国的“长臂”威力在多次对西域的战事中有所体现。当时唐朝在西域的扩展使王朝的军事成果得到了一种良性循环——成功的扩张使唐朝在西域拥有更多的资源、视野与贸易联系，反过来，成功大量引入军事核心资源（诸如各种西域的良马）又使得唐朝在西域的扩展更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