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一个女性电影人的冲锋
贾樟柯、陈冲在论坛现场
10月16日，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新浪潮”论坛在平遥电影宫·论坛空间举办，作为今次影展“费穆荣誉”单元评审团评委之一，导演、演员陈冲当日作为唯一女性嘉宾出席。平遥国际电影展创始人贾樟柯担任此次论坛主持，两人就话题“冲啊，女性电影人”展开对话。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贾樟柯执导的电影《二十四城记》中，陈冲曾出演片中的80年代“厂花”，讲述故事里的人生际遇与时代变迁。
说起来，不会当主持人的中年导演不是好记者，在贾樟柯的“循循善诱”下，论坛现场某种意义上成了一次陈冲个人从影经历的全景式回顾：14岁从影，在1980年的电影《小花》中一举成名，此后更在《末代皇帝》、《红玫瑰白玫瑰》等影片中塑造了不同类型、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1997年，执导《天浴》开始，陈冲开始尝试导演工作。她最新的一部导演作品，是由作家王刚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英格力士》。
陈冲
【以下根据陈冲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演《小花》，是天赐的缘分
刚开始说要演电影的时候，我才14岁。当时全国要拍“长征三部曲”，上海电影制片厂分到的任务是“井冈山”。武珍年导演来挑演员，我当时是中学射击队的队员，天天在外面练打靶皮肤晒得黑黑的，挺像女游击队员，就把我招去了。剧组男主角是朱时茂，我演他身边一个小游击队员，只有一句台词，含着热泪说，“老罗叔叔，井冈山丢了……”我成天都在剧组呆着，找怎么把这句话说到位的感觉。后来在电影筹拍阶段，这部戏因故取消了，我自然挺沮丧的。
《青春》剧照
本来要回高中继续读书，当时上影厂一位前辈，也是非常知名的女演员张瑞芳办了一个演员培训班，她看我之前在剧组非常用功，对我说别回中学了，跟着我在演员培训班里正式学表演吧。我在培训班待了两三个月，排练话剧、学习打快板，念诗歌什么的。就在这个时候，谢晋导演准备拍摄《青春》来挑演员，我们班一共五个女同学，说我太小不用去了，后来谢晋看见我在边上待着，就把我叫去了。我的记忆是这样的，前几天跟一个同学聊天，她说没有呀，你给谢晋念了快板呢！当年，谢晋把我派到东海舰队和当地农村熟悉生活，揣摩人物关系，前后有一个月，现在看来为了一部片子做这么多前期准备是很奢侈的，到了片场至少我已经没了一开始的怯场和紧张了。《青春》这部片子中还有位女演员张瑜，她当时已经有一些表演经验，一起排练时我向她也学到了不少。
《小花》剧照
1979年推出的影片《小花》，让我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那一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电影也开始了变革。当时我作为演员还很天真，我现在很老了（笑），其实也还是很天真的。当时也想不了那么多，就是想怎么努力把这个戏演好。从拍摄角度，厂里并没有拨给我们太多资金，彩色胶片有一部分是国产的，也有富士的，还有一些过期胶片。但还不够，最后片头回忆的片段，索性用了黑白胶片。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一定先锋性，也有当时种种条件限制，不得已的结果（贾樟柯在对话中提及，《小花》中两极镜头的运用，比如大全景跳到大特写，很像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实验方法）。
当时的创作气氛和现在也不大一样，我记得作曲家王酩从开拍第一天便一路跟组，每一个外景地拍摄他都在场。《小花》里两首歌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就是这么创作出来的，到今天还有很多人翻唱。我记得特别清楚，有天一起吃饭，王酩兴奋地跟我们说，曲子出来了！他一边跺脚一边唱，他那个公鸭嗓，我还心想怎么那么难听，出来的却是这样一部完整的作品。《小花》鲜有地注重人情，有兄妹情，有家庭情感，在当年战争题材影片中确实是突破。之于我，则是一种幸运。从17岁进组演赵小花，一直到今天，仍然有观众见了我说，演“小花”的人回来了。
《末代皇帝》剧照
一辈子能演这样一部电影，真是天赐的缘分。《小花》之后，滕文骥导演来找我拍摄《苏醒》（贾樟柯在此提及滕文骥导演1981年的作品《苏醒》，并指出彼时“中国电影人正在试图一步步改变电影的语言”）。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角色的年龄却是二十八九岁的年龄段，我缺乏生活经历，所以今天回头想的话，肯定没演好。滕文骥当时确实很潮的，赶在时代前面。对那段拍摄经历最深的印象，是第一次接触到古典音乐，滕文骥那时便是古典音乐爱好者。我去了西安，在他宿舍里，我们几个演员一起听贝多芬、拉赫玛尼诺夫、德沃夏克……当时对我的震撼都不是语言能够说出来，心里很澎湃，音乐居然可以这样？音乐居然可以给灵魂带来这样纯净、升华？！这是我一辈子都难忘的，也是我拍《苏醒》所得到的（收获），至今都是。当我第一次导演作品的时候，内心一直都在回响着那些音乐，我今天仍然对古典音乐如此热爱，也是从跟滕文骥在一起拍戏的那几个月开始的。
《苏醒》剧照
当一个人有了选择后，才会真正的成熟
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有忧患意识的人，十几岁时我很无知，很茫然，很懵懂，但灵魂深处仍然是有这样一种忧患：突如其来的，一个昼夜间成名的状态让我十分不安，非常不安。因为你自己心里是知道的，你是昨天同样的你，怎么今天就那么多人簇拥着你呢？我对这个状态无法信任。1977年恢复高考，我立刻就觉得自己必须得上大学，就是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无知。
我14岁离开高中，高考恢复那年我17岁，已经那么多年都没好好读书了。当年的上影演员剧团在一个大院子里，就那么几栋楼，我天天坐在屋里复习功课，所有同学都比我大，最小的也比我大三四岁，最大的比我大十岁。他们看见这个孩子还有这机会（参加高考），还有这个梦想，就纷纷替我拿暖瓶，要不就打开水给我冲茶，一直支持着我，这样我考进了上海外语学院。
《小花》剧照
结果还是不经“勾引”，又去拍了《小花》。拍完《小花》又拍了《苏醒》，我明白了，如果还留在国内的话，其实这是下意识的——电影对我有吸引力，我那时只是非常理智地认为它不可信，它不是一个一辈子应该做的职业，必须去读大学。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继续读书，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当年出国这件事不像今天，好多人都可以去旅游，那时这可是一件特别大，特别困难的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办护照就非常艰难。
一到美国，从飞机里走出来，两眼一摸瞎——那种文化冲击跟今天也不能比，当年我们唯一知道的美国，就是美帝国主义，然后看过那么两三部西方电影，当时叫“参考片”，记得看过《滑铁卢桥》（《魂断蓝桥》），看过《茱莉亚》（1977年，简·方达主演），也是半懂不懂。就这样到了美国，那种不适应，太不习惯了。尽管我在国内生活一路走来也很艰难，很贫困。但从来没觉得自己贫困，从来没感觉自己穷，一直是很丰足的感觉，哪怕吃到一个鸡蛋都不容易。到了美国突然间觉得穷了。一下子要自己交房租，自己买吃的，这是我以前没有担任过的任务。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去刷牙，牙膏味道都不一样。在上海，从我学刷牙开始一直到二十岁，一直用美加净牙膏，只用这牌子。到了美国后，第一次进超市，把我给吓的，就是说突然间有选择了，这不只是一个超市的选择，大米有6种，麦片有12种，牙膏有23种……象征着生活间也突然出现了无限的选择，会感到非常恐慌：只有当一个人有了选择后，才会真正的成熟，因为你要决定，你要选择。
我是一个很容易偏激的人，情感很激烈的。去美国之前我刚刚开始认识了一个初恋男友，到了美国以后，就有了两个最大的冲击：一个是对认知的疑问，也可以说是理想的死亡；然后就是对爱情的疑问，恋情的死亡。这两件事情让我骤然成熟了，实际上，我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时间去消化这两个“死亡”。
陈冲第一次赴美登机前留影。
在好莱坞第一个角色，没有台词
到美国后，我干过很多杂活。当时家里没钱，我也没钱，自己怎么生活呢？就是经常到比如图书馆帮工，或者帮人带孩子，到餐馆端盘子，这些就是我在得到最佳女主角以后干过的事（陈冲曾凭借电影《小花》获得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后来洛杉矶一所大学有几位教中文的教授，办了一个“中国电影节”，从中国领事馆里借出四部电影，结果两部都是我主演的，一部《小花》、一部《苏醒》，就把我从纽约请到了他们学校。
我一到加州，天气怎么那么好！阳光这么灿烂，天这么蓝，还带我去迪士尼乐园玩了一圈，我就不想回纽约了，这样留在了加州这所学校读书，与此同时，一位教授也很好，替我找了一户人家，腾出一间房间给我免费住。当然，到了加州还得生活，还要在餐馆打工。上课的时候，我比一般的同学大了一两岁，又经历比较多，跟他们说不来。班上另外一位女同学，比我还大两岁，自然就聊起来了。她是在好莱坞做特技演员，专门替人骑摩托车，骑马，开车，做动作替身。她听说我演过戏，却不相信我得过最佳女演员，建议我继续从事演艺工作——当时在餐馆打工就是为了挣钱，没有什么理想（寄托），而且那是当地最大的一家中国餐馆，经理逢人便说，你看，这是我们中国来的最佳女演员，弄得我无地自容。
打听了一下，整个好莱坞东方人的脸孔，包括缅甸人、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越南人、蒙古人，只要是看上去是东方人，就那一家代理商。我从大学坐了差不多两个钟头的公共汽车，到了代理商经理的办公室，自我介绍在中国演过电影，他看了我一眼，似乎一句话都没相信，也许看我长得还行，让我去一旁拍张照片，头像照。回到学校，等了一段时间毫无音讯，突然有一天接到电话，一个炸鸡广告缺女演员。我紧张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化妆、梳头，穿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到了现场，乌央乌央的，一群美女都是新人在那等着。我掉头坐公共汽车就回去了，压根没敢进去，不习惯。当年国内受的教育是要谦虚，两千人试镜都不行，我怎么能比她们都强呢？
后来又接到一个电话，当时美国一个挺红的电视剧，这次我决定一定要去。试镜之后，他们给我看了剧本：选美的场景，一个中国台湾地区的小姐穿上旗袍、高跟鞋，绶带上挂一牌子，这就是我在好莱坞第一个角色，没有台词，在台上从左到右走了一遍。当年还有一个挺红的戏叫《Mike Hammer》，让我去试试。这回有台词了，试镜时我说了一句台词，“Mr Hammer，Do you like some tea？”参演了这两部电视剧后，我进入了美国演员工会，后来客串了很多小角色。
《大班》截图
在这之后接演了《大班》。当时我是去另一部戏试镜，他们要找一个夏威夷女孩，看我是中国人，就否决掉了。在停车场，我往自己车子的方向走，一辆重型皮卡跟在我后面。车窗摇下来，车里一个老头冲我喊， “嘿，你知道Lana Turner（拉娜·特纳，美国三四十年代的电影演员，主演过《邮差总按两次铃》，据说在一次药房买药时被星探发掘）是怎么当上女明星的吗？”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说的是谁，心想这糟老头想干嘛啊？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让我的代理人给他去电话。后来才知道他是好莱坞一位非常知名的意大利制片人，迪诺·德·劳伦提斯。就这样，我是在车库被人看上，主演了他担任制片的《大班》。
出演《末代皇帝》，让我恢复了信心
《末代皇帝》的机缘是这样，当年导演贝托鲁奇已经在全球各地找东方人的脸孔，同时会说英文的演员。找了一大圈，在皇后婉容这个角色上，副导演Joanna Merlin已经把我同其他人分开了——她对我非常了解，向贝托鲁奇推荐我，“百分之百知道就是这个人（能胜任角色）。”这是我的一个优势，当时甚至都没去试镜，就见到导演本人，一开始就带有一种亲切感。能出演《末代皇帝》让我觉得，你所有付出的努力可能在当时没有（一个机会），但只要你付出了，这一辈子当中一定是有用的，哪怕是所经受的绝望也是一种财富，这让我恢复了做演员的信心。
《末代皇帝》剧照
作为演员，我当时多少有了一些经验，尽管还比较幼稚。当时我们把溥仪的回忆录读了，庄士敦的回忆录也读了。能看到溥仪和婉蓉在一起的照片很少，大概就两三张，所有的回忆录里对他们的记述也就三两句，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她几乎就没有被任何人关注过。这个任务落在了我身上，需要我来关注她。《末代皇帝》拍摄周期有八个月，我所参与的部分差不多就有半年，这样的电影在今天是不可能再拍了。这半年当中，我见识了全世界电影制作领域，各部门技术上、才华上最顶尖的艺术家。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就是一种耳濡目染，我这才感受到自己对电影的情感，对电影的爱，这一辈子不干别的了，不再逃跑了。而且我日后做导演，这也是我最有用的一次“沉浸式”的导演课。我没上过电影学院，所有（的电影知识）都是在实践当中学习、领会的。
同导演的互动让我发现，导演对演员的欣赏，就足以让演员做得更好。这个导演对你的欣赏，对你的关注，他能告诉你自己所不知道的优点。当导演把这种理解和关注灌注在你身上，你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在哪。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力量，好的导演总是可以把它启发出来。所以这次参演，对我最大的改变是我知道自己所能达到的层面是什么，在这个时候你就会把最好的表演呈现出来，这对我是最大的收获。
《末代皇帝》剧照
《末代皇帝》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电影的诗意，电影比起小说来，更接近诗歌。电影中有些地方接近小说，有些地方接近散文，但它最绝妙之处一定都是诗，在视觉上、声音上、音乐上、语言上更接近诗歌，我这个概念是从《末代皇帝》开始有的。还有就是片场的气氛，当时我们的摄影师维托里奥·斯托拉罗也是胶片世界的王（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奖），他说话总是轻声细气的，在片场不会大吼大叫发脾气，而是非常沉着、很细致地工作，透出一种尊严。这也是我自己做导演时，希望或者奢望片场该有的一种氛围。
《The Blood Of Heroes》剧照
《末代皇帝》之后，我拍过一部美国电影《The Blood Of Heroes》（1989）。头一次剪掉头发。那时候真的很傻，当时觉得自己突然间成了一个东方的花瓶，各种杂志都希望你上封面，到处拍照。然而我却觉得要打破这种框架，不能总是以一个花瓶的姿态出现，要有实质，要有不同，所以就争取出演了那部电影。电影中，我的头发全剃掉了，脸上还做了很多疤，我觉得这是在考验自己表演实力了。其实很傻，你有花瓶可演多幸福啊，尽量把花瓶丰富起来不就完了吗？电影出来后影评人都非常失望，说我演得是挺好，但这不是他们要看的陈冲。
《双峰》剧照
在那之后，我出演了大卫·林奇导演的《双峰》，当时我的角色Josie本来是导演为自己女朋友，当年时尚圈最知名的模特伊莎贝拉·罗西里尼（瑞典国宝级女演员英格丽·褒曼的女儿）写的。与伊莎贝拉之前出演过的《Blue Velvet/蓝丝绒》（1986年）类似，《双峰》的故事也发生在一个小地方，好比平遥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一个大家彼此互相认识的熟人社会，突然闯入一个外来者。但后来导演和她分手了，这个角色就得另找演员，就这样我出演了这部系列剧的第一季，人生真是有很多奇妙的因缘。
拍《天与地》时，陈冲跟导演奥利佛·斯通和他当时的夫人一起在酒吧唱歌。
电影《天与地》是我在《洛杉矶时报》上看到一则美籍越南人海斯利布自传的书评。我找到了这本自传并被深深地吸引，虽然她是越南人，毕竟还是东方人。当时就想把这本自传版权买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去买版权，快同书商签合同的时候，杀出一个程咬金。书商说我们不知道你买了能不能拍出来，他就一定可以，这个人便是导演奥利佛·斯通导演。
奥利弗·斯通买了版权搁了两三年，等自传续集出来了，他觉得可以开拍了。那时候我都快30岁了，女主角年龄才14岁，当时要是有刘晓庆的勇气就演了（笑）。导演后来又问我能不能演她妈妈，我说行啊，你让我演她爸我都答应。那个片子里的化妆，我要化到老年，七八十岁，拿吹风机吹出脸上的皱纹。奥利佛·斯通是一个特别有激情，非常绝对的导演。同谢晋导演一样，他也相信要下生活。当时我，还有一群非职业演员每天在稻田里种地，腰酸腿痛，我还是一个平常锻炼身体的人，也累得浑身酸痛。在越南下田一个月，才去泰国拍电影。
我的三十岁生日过得特别隆重，洛杉矶过完回到上海接着过，当时有种在为青春送葬的感觉，真的，现场鲜花多得就跟葬礼一样。不知谁向我介绍，关锦鹏导演和他的美术师也想来参加。行啊，那就来吧。我们在生日晚会上随便聊聊，便有了之后的《红玫瑰白玫瑰》。我对关锦鹏是有了解的，对他的电影也很欣赏，他对女性人物有细腻的观察。当时他们让我演红玫瑰，我觉得很幸运。当时也挺奇怪，觉得自己更像白玫瑰啊（笑），反正机会就是这样来的。很喜欢《红玫瑰白玫瑰》的片场，如果你仔细看的话，红玫瑰家中墙面上的马赛克很奇怪，其实整个布景是很抽象的。
《红玫瑰白玫瑰》剧照
感受到自己成长的弧度，是最幸福的
后来通过电影摘得金马奖最佳女演员，这引起了我的一番思考：三十多岁的人了，在好莱坞的角色大都是反角，《龙女》那样的类型，外国人眼中特别恶毒的角色。就在这个时候觉得没有意义，毕竟自己对电影是热爱的，而电影的可能性我也看到了不少。如果说继续这样将就下去，似乎是在践踏自己所爱的东西，就不太愿意表演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被请去做柏林电影节评委，正好是新千年前后，那时电影都有一种绝望的气息，这让我再次思考，我个人经历过悲剧，我们民族也经历过悲剧，但我的感受和他们（外国影片）不一样，觉得要讲一个自己的故事。正好好朋友严歌苓跟我说起这样一个故事，是她朋友的一个经历，听完以后我也很有感触。就在去柏林之前，她把这部短篇小说给我，我一路在看，看完心潮澎湃。电影节结束以后，从柏林到旧金山的飞机上，这12个小时我不停地在写剧本，差不多就把剧本写出来了，到了旧金山找到严歌苓一起修改。她一开始还有疑问，你确定真的要拍吗？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个故事有那么大的冲动。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在讨论如何保住我和哥哥不要去很远的黑龙江、云南插队落户。当时邻居们、同学们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被送到很远的地方去……我当时很好奇，也夹杂着恐惧，这样在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其实是对这件事我有一个情结，一个幸存者的情结。当时就觉得，如果不拍这部戏，就不能拍任何其他的戏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也是那一代人的牺牲，我必须要把这个电影拍出来。但当时既不懂制片，也没写过正式的剧本，凭着一股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冲动去筹资，我其实是个很害羞、自闭的人，去找富人谈投资，他们打麻将一晚上就可以输掉一百万美金，却要我证明如何投资了一定就能回本？我心想，我哪懂啊。
这次到平遥来，我也喜欢同年轻人一起聊天，因为知道处女作对于导演而言是什么意义，它的可贵，就在于你一辈子的创作都将从这一部开始。回想《天浴》的拍摄经历，就是整个人一直在一个特别嗨的状态里，当时租了好几辆公共汽车，座位拆掉一半放器材，边上才坐人。高原上没有什么路，每天颠簸着去一个小山坡，一路听，一路看，觉得天上云彩的色彩是从没见过的，草地上新长出的一束花也是从没见过的，眼前的一切，色彩都变得更加浓厚……这份处女作的激情，是我一辈子都要怀念的。当时在外景地拍了两个月，回上海拍了两个礼拜左右，整个过程我个人的成长幅度特别大，当你能够感受到自己成长的弧度，那是最幸福的。
《太阳照常升起》剧照
认识姜文导演其实挺久的了，特别欣赏他。没有想到会跟他合作，有一次在北京他跟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他不给人看剧本，老给人讲剧本，讲完了我觉得挺美妙的。突然有一天他就说，你来给我演戏吧，我说行，也不知道他让我演什么。订了机票飞云南，出发前收到他递来的剧本，原来要我演林大夫，原来我在姜文脑子里就是一个十三点啊（笑）。这个人物该怎么去演？其实表演这行当挺奇妙的，很多时候要依靠一种本能，你不可能有太多的设计。说实话，我们演一个高位的人也好，演一个卑贱的，无恶不作的人也罢，内心都有“他/她”的种子，人的丰富性也正在于此。我能够感受到自己就是个老天真，林大夫其实也是个老天真。这种对爱情的向往，哪个人没有啊？七八十岁的人也有。就这样慢慢地接受了角色。在演每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不是说我进入了角色，而是在我内心去寻找她，然后把她承认下来，肯定下来。
《二十四城记》剧照
我跟贾导（贾樟柯）也合作过，他就是一个好导演，你在他面前自然就会演戏了，他知道怎么引导你，姜文也是一个非常能引导演员的导演。先说跟贾导合作的《二十四城记》，当时拿了剧本，读了记住了，就到了片场。那是个理发店，到了以后走戏没走我都不知道，然后架好机器就开始拍了。我饰演的角色是个女工，她等于像在被采访一样的，讲自己的事情。但一个女工面对陌生人，陌生的镜头该有什么样的声色？其实我也不知道，导演就是把我往那一放，什么也没交代，开拍。后来看成片，我琢磨出味道来了：再有经验的演员刚到片场第一天，也是生涩的，也会有点紧张，而这恰恰也是片中角色第一次面对镜头的感觉，那种因为陌生而来的紧张是天然生发出来的，如果给我排练十几次，反而没了。
和姜文导演合作《太阳照常升起》，有一场同黄秋生的戏，我要向他示爱。姜文当时给我一个提示，你们肯定想不到，他说你就想想上台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感觉，那种激动，又想哭又想笑，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还要发表获奖感言，那就是你要同他示爱的感觉！跟这样的导演合作，确实挺过瘾的。这种提示吧，很不一样，但很管用。当过演员的导演，他知道有一些提示是可行的，相反有些导演给你说了一大堆，却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就挺难让演员受到启发。我也逐渐明白了自己做导演，该怎么跟演员交流是有效果的，即便在片场我一下子没法给他们什么提示，宁可不说也不会吧啦吧啦讲一套，人家听来反而困惑了。
作为女演员，我在片场有被人冒犯过经历。我这人遇到冒犯就像是雨衣上的水，滴着滴着就滴走了，它不会渗入给我，我也不会把它特别记住。合作过的大部分导演，工作人员都是尊重女性的，我也不觉因为自己是个女性，就要被拎出来特别尊重一下才好。人与人之间本来就该是互相尊重的，如果我看到，比方讲上级对下级，对自己的驾驶员、助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叱骂的情况，就会觉得非常不可忍受。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一个起码的尊重，人格的尊重。
对于女性电影人来说，创作中面临的问题太多了。比如现在经常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年女演员的困惑，戏演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自己老了，没有角色可演了，这的确是个问题。电影是一个造梦的东西，如果说观众特别想看到青春亮丽的美女，制片方也没办法。但不管在哪一个年龄层次，人的渴望、人的失落、人的生存条件，人的灵魂和人性都是不变的，一个有趣的人，多大岁数也仍然是有趣的，年龄所提供给她的丰富性，怎么就没有机会被展示出来了呢？我想一定是有的，而不是像我如今所接到的这些剧本，难怪人家不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