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向封建制的过渡(上)

欧洲向封建制的过渡(上)

1西罗马帝国的危机

古罗马一直以其辉煌的历史为后人称道,但真正能够享有这种辉煌的人,在当时并不占多数。帝国早期的和平和繁荣持续很长时间,城市每年有大笔的开支用于各种用途,例如公共建筑、道路修缮、斗兽和奴隶决斗、发放平民口粮和救济金等。以奥古斯都(公元前31-前14年)时期给25万罗马贫民发放口粮计算,每人每年60摩底(1摩底合8.8公升),总值约6000万赛斯特(罗马货币名)。要满足这样庞大的开支,就需要足够的物质基础,对外战争掠夺和榨取奴隶及其他劳动人民——特别是外省劳动人民,是两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但罗马的奴隶制经济从3世纪起陷入危机。被残酷压榨的奴隶不愿劳动,对外扩张的停止又大大减少了奴隶的来源,外省的竞争也使奴隶制农业的经营日显困难。加之小农破产,从事生产的人减少,意大利的农业便有衰落。这引起一系列的经济恶果: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投机严重,人口减少,土地抛荒。政治上也外敌入侵,内战频繁。

生产萧条,榨取不易,市议会也逐渐衰落,人们纷纷逃避负担沉重的议员职务,以致政府下令强制公民担任市议员。城市的财政也慢慢枯竭,君士坦丁和君士坦丁乌斯因为国家财政困难没收了城市土地和税收,之后城市若有所开支,只好由市议员负担或者另外开征新税。

罗马城渐渐失去活力,其财政、行政和官员选举等,常由各省总督操纵。元老、富豪离开这里,居住在自己的别庄里,城市的工商业者生意惨淡,便到乡间去谋生。帝国晚期,可以明显地看到城市的没落,它是罗马奴隶制的危机,也是古典世界没落的征兆。

2蛮族入侵

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本是罗马帝国北部的落后民族,公元前后其居住范围大致东起维斯瓦河,西到莱茵河,南至多瑙河,北到波罗的海。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书写于公元98年)记载了关于日耳曼人的内容。凯撒时期,日耳曼人中一些部落农耕有了一定发展,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转入定居阶段。但他们尚未形成国家,战争时期推举军事首领,其有着生杀大权。150年后塔西佗时期,农业已经成为日耳曼人主要的生产部门,也知晓用谷物酿酒,从其经常喝酒可以推测谷物产量不少。他们兼营畜牧业,有了定居的村落和用来窖藏物品的地方。目前认为,其土地是公社的财产,没有私有土地,虽然土地分配到各户且每年变更,但这只有农学上的意义。日耳曼人当时已经开始阶级分化,产生了奴隶,包括有赌博输光被卖的人,战俘也应该是重要来源。

罗马奴隶主为了侵略扩张,掠夺奴隶,曾不时向日耳曼人进攻,但1、2世纪时,双方并没有大的战斗,边界基本平静。3世纪起罗马帝国衰落,边防松弛,日耳曼人乘机不断渗入,4世纪末,他们和罗马境内的奴隶、隶农起义相配合,摧毁了西罗马帝国。日耳曼人的“民族大迁徙”属于当时欧亚大陆上的世界性运动之一部分,公元前后,匈奴人、萨尔马泰人、斯基泰人、阿兰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等,曾不断迁徙,由东向西,由北向南运动。这一系列迁徙影响了世界政治地图,中国北方表现为五胡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民族大融合,南北朝分裂,而西方则表现为西罗马帝国灭亡,日耳曼诸国建立。

日耳曼人入侵的影响

在日耳曼人大举进入罗马之前,已经有不少日耳曼人不断渗入帝国,例如为了补充劳动力,把日耳曼战俘或被打败的日耳曼部落迁入罗马境内,分与土地,使其耕种;或者为补充兵源,招募日耳曼人当兵;或者零散被掳掠或买卖而来的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的破坏性和恐怖行动现在一般认为不宜过分夸大,另外日耳曼人打碎了罗马奴隶制帝国,使社会向前发展,有着解放者的作用,尤其是对那些受尽了罗马压迫的人,这一点甚至在当时人们的记载中也能看到。帝国灭亡中,有和日耳曼人合作的贵族、元老和大地主,但其基本倾向是支持奴隶主政权的。

日耳曼人的到来对生产关系产生了影响。一方面是普通成员按公社原则定居成为自耕小农,但数量不多;另一方面是执行了重要的经济政策。日耳曼人国家建立之后,大多有过夺取罗马土地的事情,其依据是罗马帝国的客户法,在狄奥多西时期颁布,规定地方居民对驻屯之兵应该提供三分之一房屋令其居住,对指挥官则为二分之一。如果驻军是日耳曼雇佣军,则不仅提供房屋,还要提供三分之一的收入或拨三分之一耕地令其耕种。日耳曼人基本上根据该原则和罗马人划分土地,但东哥特、西哥特和汪达尔的具体情况不同。各国的奴隶和隶农处境也不一样,不过总体来讲,其处境有所改善。

虽然西欧中世纪早期罗马奴隶制上层建筑残余仍然很多,但总的来说,日耳曼人在罗马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新兴的日耳曼人的封建国家。

摘自: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