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文学道路的苏俄色彩
制图/王对对
本刊记者/陈晓萍 刘远航
莫斯科红场往北，沿着特维尔大街走大约一公里，便是普希金广场。
沙俄时期，特维尔大街是连接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重要通道，对于中国人来说，苏联时期的特维尔大街有一个更为亲切的名字：高尔基大街。如今，这里发展成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攒动的人流中，总能看到一批批中国游客的面孔。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这样，赋予了中国人如此多的精神记忆，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中留下了浓烈的色彩，经由几代中国人青春岁月的沉淀，成为一种永恒。
2019年6月6日，普希金诞辰220周年。人们自发地聚集在普希金广场，参加一场诗歌的派对。这位俄罗斯文学之父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和苏俄时期的文学作品一起，成为国人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前一天晚上，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大会，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出席了这场活动。当天，两国元首签署了两项声明，宣布发展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赋予双边关系新的定位和内涵。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刘文飞也来到了莫斯科，参与经由两国媒体发起的“中俄互评人文交流领域十大杰出人物”的活动，刘文飞是中方入选的十位杰出人物之一。前文化部部长、作家王蒙也在10人名单里。
不同代际的入选者经历了中俄两国政治关系的起伏，经历了文学的冷热，彼此的命运偶尔交织，又常常被时代所改变。
“一般人会说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减弱了，但我觉得最近十年有了很大的变化，50年代的那种历史语境已经成为过去，文学的接受终于回归到文学的轨道上。”刘文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联盟与热潮
1984年王蒙第一次访问苏联，二十年后，王蒙故地重游时，苏联已经成了俄罗斯。
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托罗普采夫准确地把握了一个中国作家面对“苏联”的感受：“他两次访问的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看过他写苏联与俄罗斯的文章后，我明白了——实际上他访问的不是苏联，也不是俄罗斯，他访问了第三个地方——就是他本人的青年，他的爱情，他的‘桃源’。”
上个世纪40年代，王蒙的文学书单里就出现了苏联小说。中学时期的王蒙，在中共地下党员学长的帮忙下，开始了革命与文学的启蒙阅读。
至今，王蒙说话的风格依然是不时插一句“我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年轻时阅读《青年近卫军》学来的。写《青春万岁》的时候，王蒙又一遍遍地读这本苏联小说。
在王蒙的苏联文学清单中，曹靖华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曹是中国的翻译先驱，新中国俄罗斯文学与语言教育的奠基人。
上世纪20年代，曹靖华在苏联东方大学学成后回国，参加鲁迅主持的未名社。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再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校任教，30年代回国后，一直从事苏联文学的翻译工作。他重要的译作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这个由曹靖华翻译、瞿秋白代译序言、鲁迅编校并自费印刷的《铁流》，在1931年出版。这个版本仅印了1000册，但辗转流往了中共的解放区，据回忆者言，这本苏联小说对参加工农红军长征的干部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1951年，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16人应邀访问苏联。冯雪峰任团长，曹靖华和陈荒煤任副团长。冯雪峰曾经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并成为30年代左翼文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此时冯雪峰的行政职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家陈荒煤，后来官至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对中国电影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苏联，是两国文学界交往的一件大事。当时中国作家的组织机构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1953年才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中国作协）。但无论是全国文协还是中国作协，其组织方式、机构设置及党组负责的权力结构，都是参照“苏联经验”设立的，作协不仅是一个由作家组成的“群众性专业团体”，也是一个正部级单位，是一个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全国各地分层结构的机构。据参与中国作协筹备工作的作协前秘书长张僖回忆说，在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全面影响下，“一切都学苏联。”
此时已是新中国成立第二个年头，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已签订了一年，条约有效期为30年。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
其实条约的签订并不顺畅。为签订此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苏联已经待了61天。新条约是针对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做出更改后的重新签订。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向中方承认1945年签订的条约对中国不平等，但斯大林在条约的修改重新签订问题上反反复复，直到毛泽东长达两个月的访问行程过半之后，才允许中国政府派出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抵达莫斯科，着手进行新条约的具体细节谈判。
政府间的博弈是不可能传递到民间的，整个50年代，苏联就是中国的榜样。在中国，人们如此地向往苏联，模仿苏联，从机构建制、教育体系到文学艺术，甚至人们的发型服饰，无不深深地打上了苏联的烙印，以至在中国的大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第二次文代会
1953年，筹备第二次文代会。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改组全国文协。
同样都是依照苏联建制成立的文学管理机构，全国文协为什么会在四年后改组成为中国作协呢？这是因为第一次文代会形成的文艺体制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作为文艺事业重头戏的文学，其功能和地位没有被凸显出来，这反映出当时对文艺管理的认识不够深入。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在北平召开。这就是第一次文代会。大会带来的组织成果是，全国文联和各专业协会的建立。共有六个专业协会：文协、剧协、影协、音协、美协和舞协。新中国尚未宣告成立，就先开文代会，足以说明文艺的重要性及中共对及早建立文艺体制的需要。但当时的文联多少带有统战的意味，这对它的工作性质不能不有所削弱。
开始的时候，主持第二次文代会筹备工作的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同时又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他提出的方案是取消文联，让各协会独立成为专门的协会。他的方案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有一个文联，一年一度让那些年纪大有贡献的文艺家们坐在主席台上，享受一点荣誉，碍你什么事了？文联虚就虚点嘛！”
因为不满意胡乔木的机构改组方案，毛泽东打电报把在乡下参加土改工作的周扬召回来，让周扬来主持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因此，原定由胡乔木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报告，也改成了由周扬来作这个报告。
周扬没有接受胡乔木、冯雪峰起草的报告稿，而是另组班子重新撰写。周扬的报告题目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文章后来收入了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周扬文集》。这次文代会后，冯雪峰把自己为大会起草的报告发表于他主编的《文艺报》上，这篇文章同样也被收入同一时期出版的《雪峰文集》，题目为《关于创作和批评》。
会议最终的结果是，文联得以保留，其他协会也没有独立，只有文协从文联所属的协会，变成独立的行政单位，级别上与文联平行，同列正部级，并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
这是共和国文艺体制的一个重大进展，共和国文学因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生产方式。
两次文代会，周扬都在大会上作了报告。
周扬同时兼任中宣部和文化部副部长，是中共在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文艺理论家及文学翻译家。周扬的译作有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著作《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等。
第二次文代会召开之际，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也在加速进行着。中共成功地将持观望态度的中间路线人士改造成新政权的支持者，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家仍然远离政治或不写与党相关的题材。
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文艺作品是应当表现党的政策的……在艺术作品中表现政策，最根本的就是表现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以及党对群众的领导，表现人民中先进和落后理论的斗争，表现共产党员作为先锋的模范作用……”
周扬在讲话中提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巨大成就，认为这是中国作家学习的最好榜样。周扬从不讳言自己对苏联文学及文艺理论的偏爱，他向中国作家推荐苏联文学和文学理论并不是在空谈，而是要中国作家在实践中向苏联文学看齐。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文艺全盘苏化，就连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文艺政策，也与苏联文艺理论政策有着精神谱系上的相承关系。
整个5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的俄苏文学作品数量惊人，其总量大大超过前半个世纪译介数的总和。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这还不包括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印数达8200万册，占同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而引进中国的俄苏文学作品中，九成以上都是苏联时期出版的作家的作品，被介绍过来的苏联作家不下100位。
这一时期，高尔基作品的翻译雄踞苏联文学翻译的榜首，各种版本的出版总数达百余种，大体与20世纪上半期高尔基作品的出版种数相当。
“50年代，苏联文学变成了本国文学，等于是苏联文学和中国文学合起来，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文学。我们父辈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不觉得是外国文学。”刘文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以苏为首 以俄为师
1951年是蓝英年的高考年。本来他的目标是北大中文系，但团支部书记给他做工作，说现在都在学习苏联，国家需要俄语人才，你又有语言基础，学这个有出路。学生时期的蓝英年和许多同龄的年轻人一样，思想单纯，就将志愿改成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俄文系的一名大学生。
高等教育的院系设置是服务于国家建设需要的。当年俄语在中国是第一大外语语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俄文是一个独立的系，而不是依附于外语系下的一个专业。
入学不久，蓝英年读到了丁玲写的访苏游记《苏联人》。丁玲笔下的苏联人民完美无缺，丁玲感叹，觉得自己遇到的苏联人跟那些小说里的形象很像。“我在苏联，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外国人。”她在红场参加阅兵，觉得自己是个“不会说苏联话的莫斯科人”。
生于1933年的蓝英年，比王蒙年长一岁。12岁的时候蓝英年随父亲蓝公武前往晋察冀解放区生活。蓝公武曾经师从梁启超，与张君劢、黄远庸合办《少年中国周报》，被称为“中国三少年”。1945年，蓝公武以民主人士身份前往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57年病逝于北京。
蓝英年少年时期的文学书单上，有《虹》《日日夜夜》《团的儿子》《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恐惧与无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文学作品。王蒙在其自传中提及自己的少年阅读书单，也有这几本书。
但真正让蓝英年对苏联文学一往情深的，是高中时期迷上的果戈里和屠格涅夫——《死魂灵》 《密尔格拉得》 《巡按使及其他》 《父与子》 《罗亭》 《贵族之家》 《前夜》《烟》和《处女地》等作品。这些俄苏时期的文学作品，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已经开始有中译本公开出版，无论是在共产党的根据地，还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区都有读者。果戈里的《死魂灵》最早的中译者是鲁迅，根据日文和德文译本翻译而来，鲁迅笔下的“死魂灵”中文书名，虽然在翻译界有所争议，但一直沿用下来。
在人大读了丁玲的散文，蓝英年更加向往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了，对“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坚信不疑。
1960年，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经出现裂痕的情况下，为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10周年，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出版了文集《苏联文学是中国人民的良师益友》。这本印数为73000册的文集，由茅盾撰写卷首语，内中仍充满对苏联文学的褒扬之词。
当时给他们上课的都是苏联专家，因为每个小班都有一两个调干生，进度极慢，蓝英年很无奈，一个礼拜的课程他一天就能学完。调干生不理解“睡觉”是动词，问老师“睡觉不是不动吗，怎么是动词呢？”于是，课堂上蓝英年干脆自己看课外书。苏联老师发现后，问他看什么书，他说屠格涅夫的《前夜》，老师很吃惊，问他书中的内容，他都能回答得上来，此后老师不再管他上课看课外书的事了。
蓝英年印象很深的是，苏联老师多是寡妇，平时说话很警惕。蓝英年跟她们一起去国际书店买书，一个平常的问题会引起她们惊恐的反应。那时候，蓝英年还不懂此中的原因。
平时文学史课教的主要是苏联时期的主流作家，比如说高尔基、法捷耶夫，还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等等。“当时都是歌颂苏联，反对美帝，电影里也是。一边倒，讲课除了苏联的，别的都不讲了。有四门政治课，必须跟苏联一样，中国革命史，联共党史，还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蓝英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过，蓝英年自己最喜欢的是果戈里，一位具有反思和批判意识的俄罗斯作家，其作品揭露了人性的另一面。几十年后，当苏联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蓝英年去俄罗斯的次数多了，接触的俄罗斯人多了之后，才发现俄罗斯人并不像丁玲写的那样完美，倒是更像果戈理笔下的人物。
1953年，斯大林逝世。
讣告在教室内外循环播放，蓝英年和班上的学生痛哭流涕，尽管他们对这位苏联的政治领袖并没有多少了解。党支部借着机会发展党员，蓝英年和其他人忙着递申请书。同学们推选蓝英年作为代表，对苏联教师表示慰问。不过，对方的反应非常冷淡，这让蓝英年觉得很意外。
两年后的7月，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并入北京俄语学院。北京俄语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10月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归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管理。1952年，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内成立留苏预备部，为留学苏联的学生提供出国前的强化培训。
在将人大俄文系并入之前的一个月，经高教部呈请国务院批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改为北京俄语学院，一年后，又将北京大学波兰语、捷克语班并入进来，成立波捷语系。
“以苏为首、以俄为师”的氛围一直贯穿着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个十年，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俄语人才。
人大俄文系并入北京俄语学院时，正好是蓝英年毕业之际，他留在俄语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也是这一年，翻译家孙越的母亲从北京大学俄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气象局，担任苏联专家的翻译。但在孙越的记忆里，从没有听母亲讲过俄语，“苏联”两个字是家里的禁忌词语，倒是家里储藏间整整一木箱的苏联原版书陪伴他走过了童年最美好的时刻。这是后话了。
“解冻”与“春天”
回到1954年5月，苏联文坛发生了一件载入史册的事件，这就是《解冻》的出版。
苏联犹太文学家、新闻记者伊利亚·爱伦堡在《旗》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解冻》，作家试图通过小说反映斯大林去世后一段时间苏联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
《解冻》成了苏联“解冻”的源头——人们把斯大林逝世之后一直到60年代这一时期苏联文学的复苏和变化称为文学的“解冻”。
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是“解冻”时期一件里程碑的事件。时代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历史的长河中，拐点总是不经意之间出现，留给后人去勾连。
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对中苏两国震动很大，阶级斗争的弦又一次绷紧。表现在文学上，就是重提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一背景下，苏联作家、诗人和翻译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就难逃厄运了。
1956年，作家完成了《日瓦戈医生》的创作，他自知小说难以在苏联出版，把小说手稿通过一位在莫斯科电台工作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带到意大利，小说在意大利首次出版，引起轰动，1958年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64年，下台后的赫鲁晓夫读到了《日瓦戈医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该禁这本书。我当时应该自己读一下，这本书里没什么反苏维埃的东西。”赫鲁晓夫所读版本也是从国外流传回去的，《日瓦戈医生》在苏联正式出版是1988年了。
《日瓦戈医生》成为冷战时期一个事件。据说卷入其中的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说中情局资助了《日瓦戈医生》的出版和发行，并推动了作者获得诺奖。其实帕斯捷尔纳克已是苏联诗坛享有盛誉的诗人，在1946年至1950年间每年都获得诺奖提名，《日瓦戈医生》出版之后引起的轰动，无疑大大增加了他获奖的机会。瑞典方面在授奖声明中没有提《日瓦戈医生》，而是采用了“俄罗斯伟大的叙事传统”的字样。
60年前的历史风波归于彻底的平静，如今，帕斯捷尔纳克故居静静地坐落在一片树林间。那双靴子还放在门口，主人的外套和帽子安静地搭在衣帽架上，像是刚刚出了一趟远门。6月的一个晴热的上午，《中国新闻周刊》造访了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作家村别列金诺，帕斯捷尔纳克的故居就位于其中。在这里，作家写下《日瓦戈医生》，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写诗。也是在这里，他听到朋友捎来的消息，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迫于当时来自苏联官方的巨大压力，他不得不选择拒绝领奖。
由《日瓦戈医生》的出版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无可抗拒地践踏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自尊心，也扼杀了他的创作力。身心交瘁的作家在获得诺奖两年后，孤独地在这所别墅中去世。
在帕斯捷尔纳克故居不远的地方，沿着渺无人迹的小路，我们终于在一排排碑石中间发现了作家的墓地。在墓碑的上方镌有一幅帕斯捷尔纳克的头部侧面像，看上去影像已经不再清晰。
对待苏联发生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和文化界“解冻”的自由思潮，中国是十分谨慎的。1956年第11期《文艺报》刊登了一幅漫画《“批评家”的游戏》，漫画表现的是一位批评家没有具体分析一部作品，而是靠旁征博引别林斯基、高尔基、鲁迅、列宁、日丹诺夫和马克思来炫耀自己的学识。
但无论如何，苏联这一时期相对自由的思潮及一些另类的文学作品，还是被译介到中国来，受此鼓舞，王蒙交出了自己的答卷——《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部短篇小说，发表于1956年《人民文学》9月号。青年林震初涉江湖，来到组织部工作，遇到形形色色的干部和官员，理想和体制产生了碰撞。
1956年是温情的一年。
这年年初，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央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知识界的新生力量”，“使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出版后，很快惹了麻烦，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到了1957年2月，《文汇报》发表长文，将批评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王蒙只好给周扬写信，在中宣部见到了这位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向王蒙转述，毛主席也看了这篇小说，不赞成完全否定的观点，要对王蒙有保护性的批评。
王蒙涉险过关。
禁忌与暗流
蓝英年没能留在北京，他被调到山东大学外语系。到了山大不久，就“光荣”地下放到青岛李村镇劳动锻炼去了。
1958年10月下旬的一天，劳动间歇，蓝英年正在山坡上休息，接过公社邮递员送来报纸。当天报纸的第三版刊登了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的报道，原因是他写了部反动小说《日瓦戈医生》。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故居以及贴在窗户上的诗句。摄影/李行
此前在人大读书期间，蓝英年从来没有听讲述俄苏文学史的苏联专家提到过帕斯捷尔纳克。蓝英年好奇帕斯捷尔纳克是谁，更好奇《日瓦戈医生》是本什么书，为何苏联对该书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大兴挞伐。
蓝英年给在纽约的叔叔写信，请他给自己寄一本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来。
大跃进年代，一个中国教师为什么敢给身在美国纽约的叔叔写信，并请他给寄一本在苏联受到严厉批判的小说？书能寄到吗？
蓝英年的叔叔是上个世纪20年代赴法留学，后滞留法国。1947年考入联合国秘书处担任法语译员。叔叔不问政治，与国共两党素无瓜葛。1949年叔叔回国探望长兄时，某机关请他寄科技书。书寄到蓝英年名下，蓝英年收到后给他们打电话来取书。
就此便利，蓝英年才敢在那个年代让叔叔给寄一本禁书。叔叔收到蓝英年的请求，便在一堆科技书里夹了一本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的俄文版《日瓦戈医生》。
就这样，俄文版《日瓦戈医生》来到蓝英年手上。封面那烈火焚烧一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让他印象深刻。但当时翻阅的时候，觉得难懂，便放下了。不久，中国也紧随苏联开始批判《日瓦戈医生》。随后在“文革”中，《日瓦戈医生》让蓝英年惴惴不安，又怕红卫兵抄家，但又实在舍不得烧掉，至于那套珍贵的19世纪俄文版的《果戈理选集》，抄就抄了吧，虽心疼，但不至于惹麻烦。
蓝英年和妻子商量，决定把《日瓦戈医生》封皮撕了，夹在俄文版的马列书籍当中，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因为蓝英年推断，红卫兵肯定没听说过这本书。就这样，《日瓦戈医生》躲过了红卫兵数次的搜查，保存了下来。
1959年2月，根据中央决定，北京外国语学院与北京俄语学院合并为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设有六个系八个专业和一个留苏预备部。
1960年7月，苏联政府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在华专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若干重要设备，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至此，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9月中国把留苏预备部撤销。
从新中国1949年成立到苏联1991年解体，中苏关系历经42年零86天。钱其琛外长曾把这段历史概括为“四个十年”：十年友好、十年论战、十年对抗、十年对话。
对应十年论战和十年对抗的两国关系，中苏文学关系也进入了长达20年的疏远、对立，乃至严重冰封的时期。1962年以后，中国大陆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均从中国的一切公开出版物中消失。
随着公开出版物的消失，俄苏文学从大众阅读的公共生活中退场。但又因为黄皮书的出现，阅读不但没有停止，反而以最为本质的私人阅读方式，顽强地存在于民间。
除了黄皮书，还有灰皮书，都是内部出版物，其出版计划始于1960年，是为了配合国内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也就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需要。
这类书装帧设计简单，封面只有书名、作者名，都印上“供批判用”“供内部参考”“内部发行”等字样，黄色封皮为文艺书，灰色封皮为政治书。
灰皮书在发行时会严格许多，分甲、乙、丙三个等级，分别对应红、黄、蓝三种级别的内部购书证。控制最严格的是甲类，就是被视为苏联“人民公敌”的托洛茨基的著作。甲类必须编号发行，只有部级以上高官才能购买。“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的著作属于乙类，奥地利的鲍威尔、法国的米勒兰等人的著作则属于丙类。乙、丙类不编号，只是严格控制发行。
黄皮书有两种开本，小说和诗歌一般为小32开，理论为大32开。每种印数也就几百册，有的书中还夹着一张长一寸、宽二寸的小字条：“本书为内部资料，供文艺界同志参考，请注意保存，不要外传。”黄皮书针对司局级以上干部和著名作家，也是凭证购书。
60年代负责黄皮书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编辑秦顺新记得，启动黄皮书工作的时候，有关领导说：“我们对欧美文学的了解基本是一片漆黑，对苏联东欧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要出版外国文学参考材料，这个精神是向出版社传达了。
所以，列入“黄皮书”系列的除了苏联文学作品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几本书，数量不多：美国的《在路上》（1962）和《麦田里的守望者》（1965）、意大利的《费鲁米娜马尔土拉诺》（1964）、英国的《往上爬》（1962）、《等待戈多》（1965）、南斯拉夫的《娜嘉》（1964）、保加利亚的《暴风雨过后的痕迹》（1965）、瑞士的《老妇还乡》（1965），还有一本法国文艺理论家的集子《勒菲弗尔文艺论文选》 （1965）。
文学的踪迹并没有断绝，它绕道前行，寻找它的读者，让阅读者看到了更多的真相和现实。“实际上，下乡的知青都看这个，但不是批判，而是吸收。”蓝英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60年代初，蓝英年调到了位于天津的河北大学，教俄语课。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学俄语的越来越少。
“文革”将要结束的时候，蓝英年也接到了翻译的任务——尤里· 特里丰诺夫的小说《滨河街公寓》。蓝英年在人大读书的时候读过作者的处女作《大学生》，这是一部概念化的作品，50年代一度在中国风靡。后来，特里丰诺夫的写作经历了转变，有了人道主义的反思，对自己早年的作品不屑一顾。
翻译到一半，正好赶上唐山大地震，蓝英年就搬个凳子在院子里继续翻。这个译本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以“供内部参考”的方式出版，赶上了黄皮书出版的尾声。
文学的温度
1978年的“五一”劳动节，一批被解禁的老版中外名著，正式重印发行。当天，早已经得到消息的人们，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等北京各家新华书店开门前数小时，排上了长队等待购书，据说有的新华书店很快被抢购一空，只能赶紧临时调书。
长期的堵塞终于决口，大量的外国作品涌入中国，其中俄苏文学依然占据着三分之一的比例。
“当时苏联文学和欧美文学是尖锐对立的，但那时候，我们读外国文学，是不分苏联还是美国的，都是西方，都是外面的世界。”刘文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恢复高考后，刘文飞进入了大学学习。一心想报新闻系的他，被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录取。后来，刘文飞又考入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于俄语翻译家高莽，从此也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两个人年龄相隔三十年，高莽没上过大学，也没受过系统的训练，他经常写散文，借此训练自己的汉语写作，目的还是翻译。这让刘文飞很受触动。
孙越也参加了高考。学俄语的母亲再三叮嘱孙越选择英语专业，孙越报考了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入校后却被调剂去了俄语专业。在学校，孙越成为了翻译家石枕川的弟子，接受着正统的文学翻译训练。
从学校毕业后，孙越被分配到中苏朝三国交界的珲春，在一个两千多米的山上成为了一名正排级边防军人。
此时是1983年。一年前，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得到邓小平的回应，但因为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克里姆林宫三易其主，使得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成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
战争的危险并没有彻底消除，苏联依然是最大的假想敌。孙越白天搞雷达，跟战友一起盖房子，除草，修猪圈，晚上一个人在机房里偷着做翻译，那是他到珲春来的时候导师送的一本苏联作家作品选。
1983年，蓝英年开始翻译《日瓦戈医生》。
说起此事，还有些偶然。蓝英年当时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担任教授，也是《苏联文学》杂志的编委，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们很熟，偶尔去坐坐，喝杯茶。有一次聊天说到《日瓦戈医生》。一个编辑说这本书没有俄文版，蓝英年说自己就有一本。编辑很惊讶，提议让蓝英年翻译出来。蓝英年没有把握，又请来张秉衡一起合译。
不久，开始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蓝英年有点担心，编辑不说停止，也没说继续。蓝英年有些松懈，时译时停。
蓝英年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1982年12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还是以内部出版物的名义才得以出版，这也是搭的黄皮书的车。
当时群众出版社社长叫于浩成，这个出版社是直属于公安部的国家级出版社。于浩成也是中国著名的法学家。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报告给他很大的震动，于是开始研究苏联问题，在“文革”末期就动了翻译《古拉格群岛》的念头。后来获得胡乔木支持，表示可以“编号发行”，这相当于灰皮书控制最严格的甲类书籍的出版了。
于浩成请自己的大学同学田大畏翻译此书，田大畏又邀请陈汉章和钱诚共同翻译。田大畏是中国著名戏剧家、《国歌》作者田汉的长子，长期从事苏联文学研究。
1986年下半年的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带着三名编辑到蓝英年家里，在挂历上打了个钩，限定了交稿日期，两位翻译便像上了发条似的干起来。
最终，《日瓦戈医生》1987年1月下印，首印10万册，每本定价3.3元。
1989年5月，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是自1959年以来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会晤，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9月，蓝英年应邀来到了苏联，前往远东大学教授汉语。
蓝英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待了两年，见证了苏联的解体。在这里，他接触了当地不同阶层的人，大家过得都很苦，物质生活匮乏。蓝英年觉得，这些人更像是果戈里笔下描写的人物。
“像《死魂灵》的主人公乞乞科夫。我去苏联的时候，感觉这样的人物好像还健在，不事生产。这就是果戈里伟大的地方，他笔下的人物今天还活着。”蓝英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80年代的苏联已经开始了对过去时期的反思。那段时间，中俄边境贸易处于“蜜月期”，很多中国人来到位于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做生意。
蓝英年喜欢在不上课的时候，泡在没有暖气的图书馆里，看过去的历史资料和书信日记。当时苏联物资匮乏，副食店里常常空空如也。蓝英年跟做生意的中国人有来往，经常把别人送的海产品送给图书馆的管理员们，这给他查阅资料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994年秋天，蓝英年又一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讲学。苏联已经解体，陆续有大量的历史档案公开。借由讲学之便，蓝英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图书馆、公开的档案中寻找历史的真相。
同一年，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流亡生活。
此时，孙越已经来到了俄罗斯，这位俄语翻译在俄罗斯做过各种营生，但念念不忘文学，一直没有放弃文学翻译工作。
索尔仁尼琴去世的前一年，孙越通过索尔仁尼琴夫人的引荐，拜访了作家本人。当时索尔仁尼琴身体非常虚弱，看上去很忧郁，不愿意讲话。
他反抗过苏联，在流亡西方之后对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厌恶，他回到了俄罗斯，试图对当下的社会发声，但他的姿态往往是矛盾而落寞的。
2018年12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100岁诞辰，一尊纪念他的雕像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揭幕。俄总统普京 （中）为索尔仁尼琴雕像献花。图/新华
颠覆一种旧的体制已经成为现实，但重建一种新的生活却是艰难的。孙越跟俄罗斯作家协会有往来，他问过一些俄罗斯的作家，对方回应说，大家都忙着挣钱呢，没时间想这些问题了。“中国也一样。‘伤痕文学’之后还有一批写人性的作家，到了90年代就算到头了。”孙越说道。
在莫斯科，我们是在一座昏暗的小楼里探寻到一点苏联文学的踪迹的。
2019年6月17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来到俄罗斯作家联盟总部，专访了第一书记斯维特莱娜·瓦西莲柯。今年63岁的瓦西莲柯长期担任俄罗斯作家联盟的负责人，她也多次到中国参加文学交流活动。
1991年，苏联作协解散，一种体制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俄罗斯作家联盟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联盟的办公大楼原来是苏联作协的财产，资料室里还保留着法捷耶夫等苏联时期作家的各类档案。这座建筑始建于1797年，托尔斯泰曾在小说中描述过这里，大楼外面立着这位俄罗斯文学巨擘的雕像。
“作家群体得不到政府层面的支持，特别是年轻的作家，都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只有在发表了很多作品之后，才可能会获得一些名气。”瓦西莲柯是一位坦率的作家，她说：“在苏联时期，作家是个正式的职务身份。但是苏联解体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作家们必须有另外的职业，因为大家无法靠写作养活自己，也得不到养老金和退休金。”
“在沙俄和苏联时期，一直都存在书报检查制度。苏联解体之后，检查制度取缔了。90年代初，我们觉得非常愉快，以为完全解放了。作家得到了自由，要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后来我们慢慢意识到，为了这个自由我们付出了何等的代价。”瓦西莲柯认为，市场带来的束缚，甚至比检查制度更可怕。她看到，现在很多人已经完全是为了盈利而写作了。她从前认识的一些作家，原来是写严肃文学的，后来也开始写奇幻和侦探小说了。“因为这样可以赚钱。可我还是觉得，那些拒绝迎合市场的人才是真正的作家。”她说。
据瓦西莲柯介绍，苏联时期，有些书籍可以出版几百万册，甚至上千万册。但是近二十年来，一本书的印数急剧下降，成本和运费都很高。她认为，科技革命也给文学作品的出版带来巨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书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手工制品，文学也变成了少数人的风雅。”
在这座拥有200多年历史的小楼里，几乎每走一步，都能听见脚下地板“嘎吱嘎吱”的声响。楼梯拐角处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保安，这位身材臃肿的老人呆坐在办公桌后，时不时地缓缓起身，接听一下电话，犹如一个时代留下的旧影。
就在托尔斯泰雕像的一侧，另一栋原本也属于苏联作协的建筑刚刚被收购，改建成了一家高档餐厅。当天下午，餐厅门口搭起了台子，一侧墙面上贴着一张巨幅画像，一位富豪的结婚纪念活动即将在这里举行。在铜管乐队吹奏的嘈杂的音乐声中，我们和瓦西莲柯告别。她开玩笑地说，“这也算是当下商业社会对文学的一种冲击了。”
商业的洪流在冲击着文学的海岸，生活的景观不断变形，曾经在黑暗和荒芜中引领我们走向真善美的文学，在中俄两国都显得有些落寞。但刘文飞从来没觉得悲观过，在他看来，文学回归文学该有的热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瓦西莲柯重读了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她说，“我小时候读过高尔基的这些代表作品。长大之后，随着生活经验的增长，我对他描写的生活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