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太后为何能从“立子杀母”制度中幸免？其实与儒学有关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漫长的岁月中，能被人记住的女人不多，这与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思想脱不了干系，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论述的主题。虽然历史上能被载入史册，被人所铭记的女人屈指可数，但是，正因为这样的人存在的稀缺，一旦被记住，便是流传千古，而最能被人所铭记的是在中国历朝历代政坛中能大放异彩的人。
比如说，汉高祖刘邦的夫人吕雉，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武则天，以及北魏宣武帝皇后胡充华，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曾站到过权力的中心，都曾握起过至高无上的权力，武则天甚至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但是，除了这些强大又幸运的女人之外，还有一些女人因为中国古代的男尊女卑思想而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后。
我想，许多人都听过这样一个词，“母凭子贵”，而许多电视剧里也都是这样演的，皇帝的某个妃子生了一个皇子便被晋升位分，从此开始过上了耀武扬威的好日子，历史上也的确是这样。
如果你的儿子当上了太子那可就糟了，打着为了防止外戚干政的旗号，“立子杀母”的制度又是应运而生。北魏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皇后或者皇上的某个妃子的儿子被立为储君，皇后或者那个妃子就要被处死。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想法——将悲剧掐死在于摇篮之中。三国时期的曹操就用一句很精辟的话总结了这样一种现象，“宁可错杀千万人，也不放过一个。”
但是，世界上有些事情总是说不定的，总是会有奇迹发生，在北魏这样一个立子杀母如此盛行的时代，胡太后作为一个传奇性女子，从“立子杀母”制度中幸免，并开始逐渐掌权，走上人生巅峰。
“立子杀母”制度在汉武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当时的汉武帝想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刘弗陵，但是因为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还太过年轻，汉武帝担心自己百年之后若儿子刘弗陵即位会受到自己的母亲钩弋夫人的干政，于是为了从源头上解决这件事，便将年纪轻轻的钩弋夫人给处死了，据史书上记载，钩弋夫人曾苦苦相求，但是汉武帝内心坚定，丝毫不为所动。这便是有记载的“立子杀母”的起源。
到了北魏时期，“立子杀母”逐渐演变成为了一项法律制度，即要将某位皇子立为太子即储君，就必须杀掉他的亲生母亲。
在这一时期许多无辜的母亲就是因此而死去的，她们在强权的压迫之下无奈赴死。比如道武帝为了立了他的儿子拓跋嗣为太子，便处死了他的母亲刘氏，“立子杀母”制度也因此在北魏传承下来。
也正是因为“立子杀母”制度，到了北魏后期，宣武帝的时候，许多妃子都不愿意生孩子，导致了皇帝子嗣极少，在此时就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她就是胡太后，这也是胡太后幸免于“立子杀母”的原因之一，在后文将会详细阐述。
二、儒学对“立子杀母”制度的影响北魏从建国开始就注重吸取汉家文化，尤其以儒家文化为最。在明元帝拓跋嗣的时侯，继承并贯彻落实了崇尚儒学的方针：“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云。”太武帝时立太学，以尊孔孟之道。到了北魏孝文帝时尊儒发展到了高潮，改汉姓，穿汉服，用汉语等一系列的汉化措施愈加强化，不仅使得儒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确立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地位。
北魏孝文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在这个时期，儒家的礼仪文化及道德规范逐渐渗透入北魏这些游牧民族的心里。
在这个时期，儒学得到了发展，大批汉家儒士开始敢于逐渐冒出头角，孝文帝亦开始重用一些汉臣。因为儒学的影响逐渐深化，“立子杀母”制度的残酷逐渐暴露出来，这种硬生生的割断母子之间的联系，将时间最亲的两个人阴阳相隔，违背了儒家的伦理道德、人性和孝道，是一种人性的扭曲。
再者，“子贵母死”制度发展到后来，妃嫔都不愿意给皇帝延续香火，绵延子嗣，这直接导致了北魏后期，皇帝子嗣的单薄，皇室子嗣的衰微。其实，“立子杀母”并不能很好的解决干政问题，即治标不治本，当皇子的母亲死后，皇子仍旧需要教养，那么教养他的人，也会或多活少，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政治。因此，“立子杀母”制度的废除，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三、胡太后自身的努力胡充华，本名胡仙珍，北魏宣武帝的皇帝，北魏明帝之母。幼时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宣武帝即位初年经人举荐入宫，因出色的外貌，和伶俐的口才被宣武帝看中，召为世妇。
前文已经说到，到了北魏的后期，愿意为皇帝生育子嗣的妃子已经所剩无几了，但是胡太后就很聪明，她与别的嫔妃背道而驰，别人不愿意生，她就偏要生，于是之后便有了北魏宣武帝唯一的子嗣孝明帝。其次，胡太后还十分善于拉拢身边的人，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势力网，胡太后就是依赖这股势力得以保全了自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胡太后是一个特别聪明又有主见的人。
综上所述，北魏胡太后之所以幸免于“立子杀母”制度是与天时地利人和分不开的。儒学在北魏的兴盛，北魏皇嗣的衰微，以及她自身不到的努力，都是她成功幸免于“立子杀母”制度的原因，正是因为她幸免于此，她才有了日后造作的人生。
参考文献：
[1]谢斌.浅析胡太后从“立子杀母”制度中幸免的原因[J].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5(05):67-69.
[2]崔广彬.北魏“立子杀母”制度考证[J].北方文物,1997(01):74-80.